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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在耗费自己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廊坊城南医院的办公窗口跃身坠楼之前，张毅想到了什么。但在此前的种种经历，足以让这个著名的骨科医生、民办医院院长感到心酸和绝望。
1月27日上午11时许，廊坊城南医院院长张毅从办公室窗户坠楼自杀身亡。在以极端手段结束自己生命前，张毅在网上留下了自己的绝笔信《一个优秀医生和优秀教师家庭的毁灭》。信中讲到与其合作创办该医院的房地产开发商、廊坊市安次区人大代表杨玉忠插手医院管理和财务、插手医院临床内科和妇产科工作、非法挪用医院现金。张毅还怀疑，之前自己被蒙面人围殴至骨折之事也跟杨玉忠有关。
1月28日，安次区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称：安次区第八届人大代表杨玉忠涉嫌刑事犯罪，依法暂停其执行人大代表职务。1月31日凌晨，杨玉忠向安次区警方投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因为事件曲折离奇，张毅事件引起许多人关注。在医疗圈内，不少医生为张毅医生的创业经历感到遗憾。
近年来，我国逐渐放开对民营医疗、医生多点执业的管理限制，并且鼓励医生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但落地到现实中，很多医生并不愿意也不想迈出创业的步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张毅事件会是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契机吗？
合作伙伴反目
2月2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淮鑫大厦一侧，廊坊城南医院员工原来放在这里悼念张毅的菊花已被清理干净。这里是张毅所创办的廊坊市城南医院的新址，张毅曾计划以此摆脱一些势力的不断骚扰。
绝笔信中透露，1984年从兰州医学院毕业后，张毅一直在廊坊地区人民医院骨科工作。1993年，张毅带头成立廊坊市人民医院整形分院，之后更名为廊坊整形医院和廊坊城南骨科医院；2013年底，将廊坊城南骨科医院迁址到廊坊市廊霸路97号，与杨玉忠个人控股的廊坊市宏昇房地产公司合作，医院以1300万现金、300万资产以及200万的医院品牌估值占股60%。
此后，廊坊城南骨科医院的发展进入快车道，2016年从一级医院升级为二级综合医院，逐渐转变为以骨科为龙头的综合医院，并成为北京积水潭医院技术支持的医院。
也就是在这一年，张毅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张毅在信中透露，杨玉忠从这一年初开始，插手医院财务，撤销财务科工作人员，插手临床内科和妇产科工作，无形中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
据张毅的女儿张小雨（化名）介绍，发展到2017年年中时，张毅的合作伙伴未经同意雇佣其他人来管理医院，甚至张毅做手术也要经过杨玉忠等人的同意。“医院的女员工以前都是愿意在自己医院生孩子的，但后来，女员工都不敢在自己的医院生孩子，可见真的都乱了。”
2017年下半年，张毅及其他朋友自筹资金，寻找新址重建医院。当年10月前后，位于淮鑫大厦的廊坊城南医院新址基本建成。但就在当年10月18日，张毅在自家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楼下，被4个蒙面人将右腿骨打成粉碎性骨折。张毅在信中表示，住院手术之后仍有人到新院区骚扰威胁，有人从城南医院挪用现金1100万元。
为何昔日的合作伙伴会反目成仇？张毅的绝笔信、警方的通报并未说明，另一方当事人杨玉忠在事发后也未表态。张小雨认为，在双方合作前期，因为专业能力的区别，医疗业务和医院管理只能由张毅负责，此时双方矛盾还未明显激化。而在医院发展进入快车道后，这一关系就变化了。
医生创业的新难题：从融资到合作，都要从头学
在此次事件中，一个被医疗界，尤其是准备和正在投身民办医疗创业的医生们关注的焦点是，虽然张毅以60%的比例控股，但最终仍然失去对医院的控制权，并且不断受到骚扰。也有一些医生认为，双方的矛盾纠纷也是医生与民营资本合作办医的模式所产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张毅医生与杨玉忠等民营资本合作后，失去对医院的控制权，并不能反映社会资本“嗜血”，事情本身只是一起普通的医院产权和管理纠纷，在其他行业也有此类事情存在。“不能因为看到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医生跳楼，就说医疗不能市场化，与社会资本不能合作。”
但个案中也有普遍性规律。朱恒鹏认为，张毅能将医院从不入流的专科医院办成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综合医院，不能说经营能力不行。但作为持股60%的大股东，竟然逐步丧失了对医院的控制，这反映出许多创业办医院的医生的共性问题：长期问诊、拿手术刀的他们，并不擅长处理医院的股权关系。
事实上，在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中，如何处理与资本、合作伙伴的关系，对许多医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可能比做手术还难。
大家医联医生集团创始人孙宏涛对此深有感受。自从创办国内首家体制内医生集团以来，孙宏涛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融资、股权等种种新问题。为了适应身份的转变，这两年他参与了“联想之星创业CEO培训班”等课程，希望从别人的间接经验中获得进步。但他也坦言，“上学习班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找到合适的、相互尊重且帮助的资本层面的合伙人太难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认为，医生与社会资本的角色显然不能简单划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给医生创业带来的影响也会不同。在他看来，一家民营医院从投资到运营，至少得花3~5年时间才能营收持平，连续几年经营得好才可能会有盈利，这对社会资本的耐心提出了很大的考验。
相比而言，周子君更看好民营的保险资金与医生合作参与民营医院创业。“大型保险机构等资本，一般不会在短期内要求有相应的回报。而投资基金类型的资本，可能会在三五年间就需要看到回报，或者说把业务提高以后去上市，等待医院上市以后再退出。”
在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大背景下，有不少社会资本都看上了创办医院的机会。但周子君提醒，由于社会资本的投入可能会有一些量化指标，例如可能要求医院每年收入多少，这可能产生“乱收费”等相关问题，这需要引入对民营医院管理流程的监管。
医生创业的环境如何优化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0月底，全国医院有3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200个，民营医院17771个，民营医院占总量的59%。不仅如此，在公立医院同比减少586个的同时，民营医院还比2016年10月底增加了1973个。
看似繁荣发展的背后，是窘迫的现实对比。在服务量方面，2017年1至10月，民营医院诊疗人次3.7亿，占比仅为13.4%，尚不足全国医院诊疗人次的二成。而全国公立医院诊疗人次已达24亿，占比高达86.6%。
数量多但服务量小，是当前社会资本办医的一大特点。不少创业办医院的医生反映，民营医院的创办过程非常艰难，之后的运营管理更加考验耐力和能力。“所谓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替你撑着。”自己创业数年之后，孙宏涛逐渐明白，一个好医生不一定就能创办好一座民营医院，这往往是从象牙塔走向真实社会的过程，其复杂程度是医生以前在公立医院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无法预料到、也无需担心的。“比如说后勤、保卫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公立医院的大招牌，一些地痞恶霸也不敢造次。”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综合病区主任谢汝石前两年也加入了医生创业的大军，如今担任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CEO。谢汝石告诉记者，医生创办医院的过程中，除了要面临与资本方的合作，与创业伙伴沟通等新问题以外，可能还不得不与民营医疗的“玻璃门”打交道。
在他看来，虽然近几年国家出台很多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医疗，但是在实际实施上，仍有很多政策不配套：办证难，现在很多地方办一个医疗机构的许可太多、太繁杂；投资难，真正要办理外资投资医疗的时候，政策的瓶颈还是很多；用地难，现在绝大多数社会医疗机构使用的都是商业用地和水电费，这给新生的医疗机构带来很大运营压力。
“民办医疗需要的东西太多了，需要资本、需要医生、需要平台、需要医护等等。”谢汝石说，这些压力往往最后都汇集到民办医疗的核心人物——医生创业者身上，他们既需要精通医术、形成个人品牌，也需要在政策方向中寻找机会，还需要在追求完美的医生与求得效益的社会资本之间，寻找平衡。
“能够理解资本和医生的医疗管理团队，比资本和医生还要缺乏。”谢汝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