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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第一部电影《盲井》前，李杨手上有300多万元存款，在那时的北京够买10套房。拍完第三部电影《盲·道》后，这位导演几乎成了穷光蛋，银行卡上的钱所剩无几。
历经1年零20天的审核后，这部关注城市乞讨儿童的新片终于上映。公映4天，截止到发稿前，票房艰难爬至29.6万元。同日上映的另一部国产片，票房一路涨到了1834.7万元。
公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被定在2月2日于北京亦庄举行。不大的放映厅里零星坐着19位观众，59岁的李杨身着平日常穿的黑色大衣，搭上一条灰白围巾就上了台。李杨解释，选择2月2日，因为他是一个“很二的导演”。
《盲·道》开拍时，李杨心里就有数，票房肯定不会高。但他说自己不在意，“在意的话压根儿就不会去拍。”
市场比他想象中还要残酷。在某些省会城市，这部片子没有一场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场或凌晨场。李杨很失望，但他多次在微博上强调，绝不会像《百鸟朝凤》的制片人一样，跪求排片。
在中国电影圈中，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导演，一直挺另类。有人将李杨归于中国第六代导演，与贾樟柯、冯小刚等人并列。他曾表示，“我不属于哪个群体，我特别怕群体，我也不混圈子。”
许多投资人找到李杨，想找他拍穿越、搞笑或者爱情片。往往打开剧本看了3页，李杨就拒了，“本子太烂”。而且，他不想当“观众的痒痒挠”。
李杨的片子专注于现实题材，没有宏大场面和华丽特效。镜头始终聚焦那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群：从井下被煤炭包裹的矿工，到逃不出大山的被拐妇女，再到新片中被犯罪团伙牢牢控制的乞讨儿童。
他的电影透着某种不变的压抑，并不讨市场喜欢。因为请不动好的男演员，20多年没演过戏的李杨，只好自己担纲男主角。他一个人当5个人用，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甚至剪辑，他都自己上。因为没钱，别的商业片一个镜头能拍十几次，李杨拍两三次必须得过。
为了这些注定票房黯淡的电影，李杨砸入了全部积蓄，甚至多次抵上唯一的房产。他形容自己是个“一意孤行的人”。“做事不考虑后果，想做就去做了。”
年轻时，他梦想着有天能做导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推荐信，离开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自学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
曾经做过央视主持人的毕福剑，是他的室友。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这个看起来儒雅文弱的帅小伙，跑得相当快，在新生运动会接力赛上充当最后一棒，为只有6个男生的导演班夺得冠军。被理工科学生欺负时，李杨会在推搡之时大喊一声，“来，我们两人打你们10个！”
大学念了两年，李杨突然退学了。从光鲜的大学生变成社会无业青年。他拎着箱子，带着400多美元和借钱买来的机票，飞去德国，只为不和决意留学的女友分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忆起此事，李杨不觉后悔。“就算没追上那又怎么样，至少人生中追过一次，疯狂过一次，对吧？”
他对电影的追求同样疯狂。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了一睹大明星和大导演的风采，这个籍籍无名的留学生穿上最好的西装，打好领带，在红地毯边上转悠。搞不到颁奖晚会邀请函，他就从垃圾桶里捡出别人随手扔掉的邀请函封套，忐忑混进场内。保安冲进来时，他飞快地脱掉外套，举起托盘上的香槟，假装很熟地和一旁的嘉宾搭讪。
打拼10多年，在德国有了稳定的工作后，他仍放不下导演梦。他害怕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坐在花园中喝着啤酒，“任凭年华老去”。于是，他飞回北京，搬进一套空调开起来呼呼作响的老式公寓中。他揣着很多钱，舍不得住大房子，舍不得买车，因为钱都是为拍电影准备的。
他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朝阳图书馆泡着，在成堆的文艺杂志中搜寻好故事。读到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后，李杨欣喜若狂。他把这个讲述煤矿杀人诈骗案的故事放进抽屉，晾了两天后拿出来，还是觉得，“就是它了”。
就着几碟花生米、拍黄瓜和豆腐丝儿，刘庆邦向李杨坦陈了自己的忧虑。他曾托朋友将小说塞到几位第五代大导演手中，没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谁都认可这是部好小说，可谁都知道拍成电影肯定不挣钱：写的是底层矿工，里面没有女主角，场景又不在城里，不能植入广告。
李杨不考虑这些。他从包里掏出事先备好的合同和几叠现金，当即签下《神木》。
为了改编出有真实感的剧本，李杨在一位记者的陪同下，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一路向北，开始探寻煤矿之旅。绿皮火车里充斥着汗臭味、大蒜味儿、劣质烟草味和方便面气味。
从河北、山西、宁夏辗转到陕西等省份，李杨几乎跨越半个中国，下了20多个幽深的煤矿。在矿工们住的窑洞或地窝子中，黑色的煤尘占领了屋子各个角落，连被褥上都落满了硌人的煤渣。他们的生活，每天就是挖煤、吃饭、喝酒、睡觉的循环。唯一特别的仪式是，月底发了工资，会去城里寄钱回家，有的会顺便喝酒找街边女。
“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一个矿工嘴里蹦出的话，击中了李杨。“不是可拍可不拍了，而是我有义务拍出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必须完成这部电影。”他后来回忆。
为了保持电影的真实质感，李杨坚持要去地下300米的小煤窑拍，不用道具搭景。走在只有木桩撑着的矿井隧道里，嘎吱嘎吱的声音会从黑暗中传来，片子还没拍完，那矿井真的塌方了，两死几伤。矿主跑来找剧组借车，想尽快安抚家属，封锁消息，和小说情节一样。李杨只好带着剧组转场，几经周折，总算在开封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国营煤矿。拍完片4个月后，李杨鼻涕里仍带着黑色煤点。
为了拍摄，李杨抵押了房产，向两个弟弟也借了不少钱，可还是不够。最后，一位好友透支信用卡，李杨才得以补齐后期制作费用，背着片子的拷贝飞到了柏林电影节。这回，他是受邀的。
李杨执着于现实叙事。看到一篇被拐妇女伤害“丈夫”家人的报道后，他跑到四川，花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几十个被拐妇女。他甚至还和人贩子深入聊过，对方得意地告诉他，曾强奸拐来的女人。李杨气得想去报警，但懂法的人告诉他，没有证据，报案也没用。随后，电影《盲山》诞生，片子在一个小山村拍摄，演员大多是当地村民。一位被拐来的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在片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他说自己也没指望通过电影传递什么，只是讲一个故事而已，“没那么高尚”。如果国内有人因为这个故事，关注到电影中展现的群体，展现的问题，那注视的目光本身就是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他用“盲”给自己的系列电影命名。网上有大量《盲井》《盲山》的盗版片源，李杨没去追究。
自从看过有关少年砍手党的报道后，李杨一直对流浪儿童这个群体念念不忘。早在十多年前，在采访了一些少年犯后，他写了一个剧本《盲流》，但没通过审核。母亲中风瘫痪后，他重拾决心，“想做的事现在一定要做”。
他辗转北京、贵阳、西安采访，去了盲人艺术团、救助站和盲人学校，采访了起码20个盲人，采访的流浪儿童数量记不清了。
因为很少有投资人感兴趣，片子的成本低得可怜。雪上加霜的是，拍着拍着，合作的投资人撤了。那是2014年冬天，股市行情正好，对方毫不犹豫地转移了投资方向。
李杨没告诉剧组，他默默地抵押了房子，高息贷款。平安夜，剧组成员收到了塑胶手机壳之类的小礼物。
他开始向朋友求助。媒体人郭宇宽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刚接到李杨的电话时，这位导演的语气听起来挺轻松：“宇宽，你最近手头有钱么？或者认识哪个土豪能给我投资一点？”
郭宇宽觉得，“土豪”两个字透着点儿孤傲。他在电话里怼回去，“我不认识土豪，我认识的都是很理性的企业家，人家的钱又不是偷来的。”
挂了电话，郭宇宽有些放不下，想着李杨是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人”。于是，郭宇宽约他在咖啡厅见。得知他正在拍关于乞讨儿童的片子后，住着50平方米小房子、出门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的郭宇宽凑出20多万元，转给李杨。他打电话给一个身家百亿的老板，对方也不懂电影，跟着投了80多万元。
后期制作发行的费用全亏了另一位叫苏同的企业家。李杨记得，对方抽空看过片子后，只说了两个字，“支持。”
靠吃百家饭，片子总算弄出来了。新片上映后，网上的评价并不高。李杨自诩“剑客”，有人看过片后，感叹他的作品似乎少了尖锐，多了温情。还有人指出种种缺点，男主角的表演不到位，片子有的地方衔接得不好。
李杨仰在沙发里，深深叹了口气，承认并不是特别满意这部电影。但为了它能跟观众见面，只好作出妥协。自封的“史上最穷投资人”郭宇宽放下话，“假如这部片子赔钱了，我会努力挣钱，以后再支持李杨。”
等待上映前，李杨“心烦意乱，十分焦虑”，他在此期间写出一本自述，书名最终叫“一意孤行”。他原本想起名“随意而为”，大学同学白岩松私底下不太认可，“李杨的价值与一定会有的痛苦，都恰恰来自他的不随意”。
在书的前几页，白岩松写道，李杨或许真是个“一意孤行”者。但他不会独行，路还长，“可能一意孤行者，只是提前出发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