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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考了12次司法考试终于当上律师的詹肇成，被滞留在了看守所。
3年前，因为涉嫌诱导证人改变证言、被控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65岁的他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辩护席。高墙之下，这个成都市蒲江县的律师能做的，只有日复一日的等待。
他在等法院最终的判决。2017年11月14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詹肇成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不过比判决书来得更早的是衰老和病痛。他的头发速度变白，他常常整夜胃疼，浮肿的脚抬不起来，肩周炎让“双臂快成了摆设”。
监室里的日子没有太大差别，一百天到两百天，再到四百天、六百天，詹肇成对时间的感知力一点点被稀释了。但他事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他心里很清晰——他得活着。至少，得活到法院判决的那一天。
几年前的一次调查取证是这一切的源头。同为律师的女儿詹燕是父亲最早的辩护律师，从成都赶回老家接手案件时，这个在大城市执业的年轻律师惊呆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在业内普遍被视作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的不易和风险她再清楚不过。
她看不得老人吃苦、也深知辩护的艰难，在看守所的会见室，她曾劝父亲“认罪”“配合”“算了吧”，也跟父亲吵过、哭过。
两代人、两种有关律师的理念隔着一道铁栏不断碰撞和交锋。詹燕一点点重新认识那个有些陌生的父亲，也重新理解父亲眼中律师真正该有的模样。
一
隔着铁栏，詹燕说，要配合、尽快认罪，争取取保候审。父亲说：“你就是这样当律师的？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咋个认罪？”
看守所的警察私下跟詹肇成开玩笑，“你这个当事人脾气有点儿大哦，还跟律师吵架。”
没人比詹燕更了解58岁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父亲了。父亲不是科班出身，因为喜欢法律，他连考了12次司法考试，从壮年考到退休，最后才勉强踩线通过。
那是2008年，年轻的詹燕也通过了司考。父女俩进了县城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共事的日子，詹燕一点儿没觉得省心，那些难啃又没油水的案子碰上父亲的倔脾气，就是她最“提心吊胆”的时刻。
一场并不复杂的交通事故，作为被告辩护人的詹肇成却一路把官司打到了四川省高院。被告是一个农民，案发当日，因为村委会要接受环境建设检查，临时找不着车运输围板，正在栽秧的被告人从田里被叫出来去开三轮。没料路上出了车祸，搭车的负责村委会建设的老板因车祸死亡。
一审宣判这个农民承担所有刑事及民事责任。这个新律师的脾气不小，他觉得案子判得不公，被告人并非专门从事运输业，村委会也应当追加为被告，不能回避民事责任。
案子上诉到成都市中院，结果是维持原判。有人跟詹肇成打赌，这案子不可能改判，如果真改判，自己就请詹肇成喝茶。
詹肇成继续向四川省高院上诉。
这样的时刻是詹燕最无奈的。她是父亲和前妻生育的女儿，父女俩平日里不住在一起。好不容易在所里碰上了，她定会提醒父亲“要多为自己的风险考虑”。
这样的案子耗时长，又“没啥经济效益”，一路打下去还得罪不少人。“他还是太看重官司本身了，输赢背后，还有很多事情他不理解”。詹燕说。
四川省高院最终再审改判，被告人正在进行的民事赔偿被中止执行。
那杯茶他没有喝到。案子之外唯一的收获可能是一条玉溪烟，那是被告人后来拜访时送他的，“这不算受贿哦。”嗜烟的他哈哈地笑起来。
尽管吃穿不愁、每个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但詹肇成说，自己最爱接的还是那些“有经济效益”的案子。只不过，身在最基层的小县城，他能碰上的，大多数是最无力的案子。
曾有一个农民工拖着断掉的手臂找到他。在车间工作时，他的手被卷进了编织袋子的机器，随后，在惨叫声中人手分离，血肉模糊。工厂方不愿意赔钱，具体承包项目的老板又跑路了，这起法律援助的案子摆上了詹肇成的案头，他对着白纸黑字，天天叹气。
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联络农民工的工友搜集证据，他寻找工资表，想办法认定劳动事实。随后，两个人开始申请仲裁，反复被认定不成立后，他们又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对方不服，再上诉，然后再驳回。
案子前后走了3年。
他的精力被一点点拖了进去，再也没有时间坐在律所等那些有钱赚的案子上门了。老花镜、文件袋和笔被塞进大衣，他一次次地在小城里穿行，两千多元的工资也尽数砸进了日常开销。
有人问他值得吗，詹肇成说：“每一步都在向前走啊。只不过程序多一点。终究是给人希望的。”
官司打到最后，詹肇成觉得支撑自己的，也许只是最初那个农民工抹眼泪的样子，“我见不得这些事情”“太惨了，不给赔偿还有正义公正可言吗？”
二
当了律师好几年，詹燕有自己办案的原则和方法。她排斥刑案、拒绝调查取证，尤其对当事人和相关部门说话留三分余地。
让父亲身陷看守所的案子在她看来，太危险了。那是一桩刑事案件，根据蒲江县检察院的指控，该县一位农机经营者何恒钻了国家“对农民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的空子，找到没有购买需求的35家农户，用他们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办理购买了拖拉机、油菜籽收获机等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35台，后倒卖他人，骗取国家补贴。
作为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时，当事人突然告诉詹肇成，自己只套取了12台农机，并非起诉书所称的35台。
詹肇成心生疑惑，很快他作出决定，带上所里一位年轻律师刘勋，两人一道去向当事农户调查取证。
但这一行为被视作有涉嫌诱导证人改变证言的嫌疑。公安机关宣称，有证人表示，是律师要求他们改变证言，以便帮助何恒减轻罪责，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
詹燕仔细检查了父亲的资料，案卷资料基本都是手写，东边放一坨西边丢一沓儿。手机里面的照片要么只拍了一半，要么是花的。父亲的U盘一插进自己的电脑，杀毒软件的警报马上响起。她埋怨这个“不懂保护自己”的父亲，“如果我知道他要去调查取证，绝不会允许。就算要去，我也要给他配一个摄像机。”
说什么也晚了。隔着铁栏，詹燕劝父亲，家里人一致认为辩护太难了，死扛意义也不大。
“你这么大年纪了，要什么名声？要命最重要！”
“都把你人抓了，还不配合？还有啥希望？配合才有可能轻判。”
铁栏那头的詹燕气得发抖。父亲面对名声、面对“真相”，总是犯倔脾气。以前每次开庭，如果遇到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有一定问题，较真的詹肇成一定会当场指出。
她无法理解，父亲身在小县城，每天和这些部门打交道，为啥一定要得罪人，不能“灵活成熟”些吗？
有时她教父亲如何圆滑点儿规避风险，反而会被父亲一顿臭骂。“我真是没有把你教育好。”
他说：“倡导法治建设就应该从最基层的律师开始做起，就要和不好的东西划清界线。”
有人找到他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妻子，拐弯抹角地提醒他，“不要让别人下不来台”“跟他们作对有什么好处？”他的回应常常只有一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初詹肇成被那个交通事故案拖住精力时，身边很多人劝他放弃，案子再打下去，结果无非是少赔一点儿钱。
谁也没有想到，詹肇成说，自己是一名律师，“只晓得律师就该坚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个“年轻”的花甲律师执业时间不长，但五六年时间里，他接了近一百起法律援助案件。他说自己“缺点很多”，烟瘾大、牌瘾大，还老忘事，锅里烧着水他就跑去客厅看抗日剧了。等缓过神来，锅底都快烧穿了。
隔着那道铁栏，詹燕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父亲，两个人就像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律师之路。
“你晓不晓得辩护时间还会持续多久？”为了给父亲辩护，她冲父亲吵。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詹肇成说，“不要因为我关着了就产生多余的想法。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如果因为这点事情就怕了的话，还怎么当律师？”
话到最后，是詹肇成有些失望疲惫的声音，“你没有办刑案的经验，理论也不过关，换一个律师吧。”
三
詹肇成及刘勋涉嫌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案于2016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媒体报道后，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被同行拉进了一个律师微信大群。有人说自己“感同身受”，“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一直面临着风险”。有人说，詹律师的案子涉及律师的执业权利和执业风险，“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有律师发声明：“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极为重要的权利，也是辩护律师为当事人进行有效辩护的职责所在……”
“如果动辄对进行调查取证的辩护律师以妨害作证罪名予以刑事追诉，必将导致更多的律师不敢、不能进行调查取证，这将极大的损害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刑事辩护沦为‘形式辩护’。”
隔着电脑屏幕的詹燕傻了，身为一个年轻律师，她一度以为自保是律师的本能，“我们办的都是别人的案子，最重要的难道不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吗？”
微信里，如此多的律师声援，让她哭了。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被更换为詹肇成的辩护律师。
周泽说，他反感业界一些律师把不去调查取证奉为圭臬的行为，他也不认为詹肇成不懂电脑、不懂录音录像就去调查取证有什么错处。相反，当一个律师对案件相关的证言证据抱有怀疑，决定去调查取证，才是“律师真正的本能”。
2012年詹燕在司法考试中以高分拿到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随后来到成都市区的律所执业。父亲还会时不时批评她，“做一个好律师，你还差远了。”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再想起父亲的话，突然觉得，父亲这个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持证律师，也许比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律师。
父亲脸上很难见到挫败感。唯独一次，他接了一起当事人因为医疗事故受伤残疾的案子，当事人是个农村妇女，詹肇成知道对方生活不易，想为当事人多申请一些赔偿。可一审下来，判的赔偿金额并不多。
詹肇成决定继续为当事人奔走协调。一个加班的夜里，法院突然打来电话，说当事人跑去法院撒泼打滚，大半夜也不肯离开。这不是当事人第一次“闹”了，詹肇成匆匆赶去，却被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们都是一伙的。都是骗子。”
“很多当事人往往就喜欢走这样的路。”他叹气道，“对判决结果有异议，不上诉只知道去闹，好像闹了才能多赔钱。”
他把人劝回了家，处理完案子却再也不愿见这个当事人了。
身在法律界的基层，他时时碰到许多法条有待商榷的地方，可苦于没有途径，那些被他细心收集的案例一个个被锁进柜子，“要是哪个大律师能了解了，大家讨论讨论就好了”。
有人告诉詹肇成钓鱼执法的事情，他听了直摇头。“法治在不断地完善，依法办事一定会是必然趋势。区别只在于时间来得早一点或晚一点。”詹肇成说，“如果律师同仁都一起努力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来得更快一点。很多次的二审都证明了这一点。”
詹燕大学学的是财会专业，父亲把她从广东的工厂拽回来，逼她一起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在那之前，詹肇成已经考了十来次司法考试。县城里的风言风语很多，有人背后笑他“没本事”，家人也让他别考了“好丢人显眼”，可他没停下，“管他的，活到老、学到老。”
詹燕终于开始渐渐理解父亲，自始至终父亲相信的，都不是人情、关系和套路，而是法律本身。
更换辩护律师之前，父女俩隔着铁栏见了最后一面。
父亲脸上看不出悲伤的神情。他对女儿说，这两位律师业务水平很高，“你刑案水平不太行，现在趁他们来了，你要好好跟他们学。”
詹燕掉了眼泪，“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话，我要学，也不要用这种代价学。”
四
事后，詹肇成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在监室，他常想起过去。
当年参加自考时，他还是村里的小木匠。他闹不明白庄子的《逍遥游》，每天出去给人做家具的路上他都在想，想了几个月还是没有答案。最后，跑到成都买了本参考书，他才搞明白什么是文言文里的宾语前置句。
“就那么笨。”他哈哈大笑。
在看守所，他的身体零件频频“失灵”，医生让他锻炼，他找出十斤重的水桶，一手一个，把水桶当成哑铃。一开始，只能举几次，后来是几十次，最后，他能坚持一个小时。
脚部肿胀，他就一个人在监室里原地跳。能走出监室了，他必定要绕着操场“走圈圈”。他说，当时不怕定罪，只怕“还没来得及昭雪人就死了”。
这些有关父亲的消息一飘进耳朵，詹燕就忍不住大哭一场。
她的短发变成了长发，她打印了一沓又一沓的材料，寄给相关部门。她数不清自己寄了几千封信，只知道留下来的快递单有几十公分厚。“我已经不去想有没有用了，只要是没有坏处的事，我都想做。”
她停不下来。
曾经，她在微博里晒娃、晒旅游图、晒自拍、晒早餐，讨论给新生儿洗澡的步骤，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司法考试高分通过是因为“老师是个很有男人味的帅哥”，也抱怨“工作这么累咋还不减肥”。
后来她的微博越来越单调，她反复陈述案情。
“如果每个律师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都不发声，其实到头来每个人都不安全。”詹燕说。
周泽为父亲写的辩护词她快背下来了，“刑辩律师都不敢取证，必将意味着刑事辩护参与程度和辩护水平的下降。刑事辩护的式微，意味着律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失衡，而这不仅是律师的悲哀，更是司法的悲哀和全体国民的悲哀。”
“这些年先后平反的聂树斌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张氏叔侄案、陈满案、乐平案等重大冤案昭示我们：公正的司法才能赢得尊重，而律师是促成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重要力量；每个人，也包括法官、检察官，都可能被当成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冤枉。因此，保障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尤其是调查取证权，就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和保护每个人不被无辜冤枉的权利。”
詹燕说，眼下的自己，也许终于走上了一条和父亲并肩的律师之路。
她身上一点点长出的“棱角”被旁人看在眼里，他们和詹肇成开玩笑，说詹燕现在“变得比老詹律师还老詹律师了”。
“要小心，一定要提醒她小心。”詹肇成说。
2017年夏天，案子又一次开庭，詹燕时隔大半年后终于见到了父亲。印象里，那个每次都托律师周泽带话“好得很”的男人，看起来像“丐帮的叫花子”。他老了，皱纹多了，头发白了，詹燕又哭了。
这次开庭后，詹燕开始写日记，记录和父亲已经分离的日子。
日记从500多天写到了674天，有时她写自己对父亲的思念，有时记录自己当天为案子做了什么，有时她把两位辩护人的辩护词发上去，有时她什么也不写，只是用拇指摁下日子。
“67岁的父亲，已经在看守所度过了两个寒冬、两个酷暑、两个中秋、两个国庆、两个春节……”
“生日，想父亲。”
累了的时候，她就会想想父亲在监室里的趣事儿。在看守所，白天没事做，父亲跑去借书看，从《中国上下五千年》《鬼谷子全集》看到《毛泽东传》，能看电视了，他就拖着旁人一起看“中国诗词大会”，还玩起了飞花令。
他们比写带“一”字的成语。一群人用了5天时间比试。到最后，詹肇成第一，他默出了80多个带“一”字的成语。
“我是没有犯罪的人，我的精神不会垮。”詹肇成说，“我有我的追求，我出去以后还要当律师。”
五
判决的日子在2017年11月14日。
那天，詹燕站在法院外不敢进门。她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姐姐带回了结果。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对公诉方9项指控中的8项不予认定，但认为詹肇成采用言语方式引诱了一名证人，致其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已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鉴于蒲江县法院并未采信该份笔录，对国家司法机关诉讼活动妨害程度较轻，属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最终判决其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从看守所出来后，詹肇成的第一句话是要烟，接着，老人的第二句话是：“我还要继续执业。”
“这个年龄别执业了，保养身体算了。”有亲人劝。
有些营养不良、需要被人扶着身体的詹肇成说，“通过这件事情，我反而要继续执业，要让社会知道，该做的事情不能因为一个挫折就受到影响。我相信法律终究还是公正的，要用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自己会继续执业，做“该做的事”，但也会向女儿学习，“更谨慎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一点”。
他的手机里终于有了清晰的图片。养病的日子里，他戴着老花镜每天学习如何使用微信。这个父亲欣慰于女儿的成长，只是如今女儿的个性太强了，他怕詹燕得罪人。
“这两年因为我的事情，把詹燕耽误了。”围着火炉，詹肇成低着头默默地说。
父女俩最终决定不上诉。詹燕说，“要把有限的生命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詹燕微博的内容还是没有太大变化。尽管她说自己“解脱”了，但两年的时间里，她早已不知不觉融入到了一个新的圈子，她重新发现、认识、理解了律师这个职业。
有同行说，詹燕变了，她身上有了一种信仰法的力量，“律师本身以法律为业，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所以，对律师而言，对任何不公平非正义行为的排斥和抵制是一种本能。”
“可能我还是没办法做刑事案件，毕竟庭审技巧还是太匮乏了。”詹燕说，“也许我还是做不到挺身而出，但至少我不会再回避、不会再拒绝。”
这个年轻律师心里很清楚，从此以后，家里那个信仰法治的背影一旁，会多出一个年轻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