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让我比较感慨的一则新闻,是中国游客在国外机场唱国歌为自己维权。国内媒体对此评论颇多,但作为一个旅居海外的人,我最有感慨的,还是明明面对面、却无法交流的这种隔阂。就像在日本机场上唱国歌的滞留旅客,维权不能就事论事,非拉上国歌来壮胆,明明把国歌抹得快成煤球了,自己还挺自豪。
这是多大的误会啊,可又多么常见。
要我说,这种笨拙地“爱国”,不是某一个国家国民特有的情绪。留学生活的一大乐趣是,如果足够八卦,能够接触到不同国家的各种人。这时候,你就有机会见到各国朋友在美国国土上被刺激出来的朴素的群体情感。
譬如见到一个印度同学的时候,说自己喜欢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会碰上对方严肃地表示:“这是西方人带着偏见表现出来的印度,净拍些贫民窟、穷小孩之类的——印度的大多数地方都是挺好的。”
这就比较尴尬了。毕竟,我爱看这部电影,而且并不觉得贫民窟、穷小孩是什么丢人的存在。除了平壤,哪个发达大都市没有贫民窟景观呢?我也没有心智不成熟到认定一部电影就能代表印度一切。说到底,现代社会,交流沟通都挺发达的。就算西方媒体全带着偏见,咱也看过印度人拍的《摔跤吧,爸爸》啊。
事实上,《巴萨提的颜色》《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些印度本土电影对社会问题通俗易懂又清醒客观的描述,会让人佩服印度人民的智慧与自省能力。
倒是这急急忙忙撇清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原来并不是每个印度的中产阶级都有那种智慧。
另一回,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美国“黑历史”——奴隶制和对北美原住民的驱赶。老师让同学三三两两结成小组,互相介绍一下本国的状况:你出生的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谁?历史上在什么时候有过奴役他人的制度……等等。
这本来是个互相了解彼此文化、历史的好机会。然而,同组的韩国同学进行了一场抗日宣讲:“韩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只有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把我国的年轻姑娘拉去当性奴。这就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唯一的奴隶阶层。”
这话一出,我差点一头栽倒。
爱国情绪那么强烈,以至于都无法进行普通的课堂讨论了吗?
古代新罗的骨品制度,可是明明白白的有奴隶阶层。李氏朝鲜时期也有身份世袭的“贱民”阶层,社会地位处于中人、常民、白丁之下,生生世世都只能从事最低贱的行业,不能科举、不能联姻,他们的阶级上升通道,可能比黑奴还少吧。更别说在奴隶制存在的时候,美国还有在费城这样的“自由城”,逃到此地的奴隶都能恢复自由身。
本来想趁着这机会好好讨论问题,这一刻却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微笑。
话说回来,我之所以知道费城是“自由城”,是从前旅游的时候,在当年签署《独立宣言》的大楼前的广场上,读到了展板上一个黑人女仆逃到费城,争取自由的故事。
而这位女仆要摆脱的黑心奴隶主,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这么揭“国父”的黑材料,合适吗?
可是美国人似乎并不担心直面历史会为自己招黑。那儿认真展示着美国的每一个族群:欧洲裔,亚裔,非洲裔,在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如何一一为自己争取到生而为人、人人平等的权利。白人的角色有时候是自由斗士,有时候是压迫者。黑人是被迫害的奴隶,也是武力抗法的暴徒。但无论如何,最终所有人都不得不对建国先贤白纸黑字写下的话让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服不服?回顾“黑历史”,生生能给整成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
主持那堂美国“揭黑”课程的金老师,在过去这两年里,已经被各国学生浑然天成的“政治不正确”重锤锤出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气度。前年暑假,她听夏令营里俩中国高中生说,特朗普当选总统才好,美国衰落,就没人能挡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了。去年她又听课堂上一个已经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沙特阿拉伯籍女学生坚称,阿拉伯半岛上出现的第一个人类有名有姓,名叫易卜拉欣。
今年,为了讨论历史上的奴隶制,她只好现身说法,拿自己的祖国开刀:“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但普通人不肯干的脏活累活谁来干?都丢给了非法移民。他们愿意接受更低廉的报酬,也不会伸张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他们,美国人根本负担不起现在这样廉价、便利的生活。美国国民事实上是从非法移民的劳动中获利的。因此,现在政府要赶他们走,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
我后来常常想,人类真是有意思,文化固然各异,难得的是全世界各国朋友们爱起国来都有一致的盲目性。而现代文明居然能克服了这样的人性,做到磊落地批判、反思本群体的黑历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