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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的婚姻登记处存在冷暖分明的两种颜色。左边是结婚登记处，一片红色背景，墙上挂着粉色的爱心，上书“今天，我们结婚了”；右边的离婚登记处，白色为主，素雅安静，人们坐在小小的圆桌子旁，一边斗嘴，一边在分家析产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同一个办事大厅里，还有2间不足10平方米的婚姻咨询室，每天上演着人情冷暖。最热闹的时候，一间咨询室一天进出30多对夫妻。有哭着进去、搂着出来的；有绷着脸进去、哭着出来的；也有叽叽喳喳进场、沉默不语出场的。
90后姑娘王梅艳是这两间婚姻咨询室的负责人，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总干事。睿家服务社以每年40多万元的价格承接了浦东新区婚姻登记处的婚姻家事公益辅导服务，主要针对那些到民政局登记离婚的夫妻。过去8年来，服务社总共接待了10万多对夫妻（含婚内咨询），劝和2500多对“准离婚”夫妻，劝和成功率约为6%。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开始，中国的“粗离婚率”一路走高，从2002年的0.9‰升到2015年的2.8‰。在上海，2017年登记结婚58493对，离婚25509对。
而在上海面积最大、经济发展最快的浦东新区，2017年共有11426对登记离婚的夫妻，其中3119对是80后夫妻，而在3119对中，结婚1年内离婚的有507对。“现在要关注年轻人冲动型离婚。”在上海市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中，浦东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施泉平提出上述“新关注点”。
全职太太、二胎家庭易离婚
因为谁负责洗碗、谁负责照顾小狗、老公不能每天按时回家等琐碎事务，90后姑娘倩倩闹到了婚姻登记处。离婚的导火索，是一只存放狗粮的食盆。
吃完晚餐，丈夫小罗在倩倩的指挥下，把宠物狗的食盆给洗了。洗完后，小罗没有擦干食盆，直接把食盆放在了沙发边上。倩倩为此怒不可遏，“食盆要擦干，要放在卫生间里才行”。
结婚前，倩倩像公主一样被父母宠爱、被男友宠爱，每天下班，男友都会在公司门口准时接送；结婚后，倩倩抱怨丈夫几乎从不按时回家，经常下班后跟朋友一起混、喝酒，很少回家吃饭。
“结婚还不到1年，因为一点儿小事，就要离婚。”睿家服务社的兼职专业志愿者周兴蓉每周都会到婚姻登记处值班两天，最近几年，她遇到的80后、90后年轻人越来越多，“女方要恋爱感，男方要独立空间，一言不合，就要离”。
王梅艳整理了睿家最近几年的案例数据资料发现，浦东地区的离婚人群呈现出年轻化、非理性、冲动型、懵懂型等特点。目前，离婚人群中25～29岁年龄者人数最为庞大，其次是30~35岁人群。从夫妻婚后生活的时间长短来看，结婚3～5年的离婚者最多，其次是结婚1～2年的人群。
也就是说，25～35岁、结婚5年以内的夫妻处于离婚“高危阶段”。而处在这个年龄段里的全职太太、二胎家庭，则是“高危人群”。
33岁的全职太太娜娜闹离婚时，孩子才2岁半。她追求自己的生活，每周定期出门与朋友聚会，每次聚会必埋单。她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出去读书进修，还打算重新找工作。
但这样的“合理要求”却屡次被丈夫拒绝，“你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出去工作能挣多少钱？还不如在家把孩子教教好”。
直到在婚姻登记处盘算家产时，她的“码农”丈夫才发现，家里不仅没有1分钱存款，还欠下了6万元债务。就连孩子幼托班上个月的学费，都是妻子问朋友借来的。“钱挣了就是要花的，留着干嘛。”这是秉持“一定要对自己好”的全职太太的观念。
长期与社会脱节，使得娜娜变得爱慕虚荣，爱在朋友面前撑场面，她觉得自己在家是“浪费人才”“牺牲自我”，而所有的一切，都怪丈夫、怪孩子。
全职太太中的另一个极端是，完全放弃自我。“丈夫发展得越来越好，妻子越来越失去魅力、失去性格。”王梅艳说，“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越来越多女性为了生二胎，选择回家做全职太太，成为离婚高危人群。很多人在家“奶孩子”，奶着奶着，把自己搞出了抑郁症。
手机成家庭关系“杀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浦东新区婚姻登记处见到了这样一对夫妻：妻子与咨询师热络地聊着，丈夫一边玩着手机游戏，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咨询师的提问。被问烦了，他抬起头撂下一句：“那又怎么样？我已经不爱她了。”然后，继续低头玩手机。
这个表示已经“不爱”妻子的男人，有个9岁的大女儿和5个月大的小女儿。而他自称从一年半前就已经完全不爱妻子了。“但还生了个老二？”周兴蓉追问他，他又回了一句：“那又怎么样？”
周兴蓉告诉记者，这样不尊重咨询师、成天低头看手机的青年夫妻不在少数，几乎所有咨询师都会遇到。“手机、手游正成为家庭关系的‘杀手’。”周兴蓉是有依据的，她接触到的几乎每一对夫妻，在控诉对方对家庭、对自己漠不关心时，都会带上一句：“在家就玩手机。”
36岁的小娟形容自己是在跟手机、跟摩托车“抢老公”，“大多数时候跟摩托车车友会的在一起混，喝酒；偶尔在家，就刷手机、玩游戏”。小娟说，自己与丈夫几乎没有交流。
但与此同时，这个全职妈妈却肩负着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学习培训，形容自己是一个忙得连手机都顾不上看的人；丈夫却闲得可以天天出去飙摩托车、在家玩手机游戏。这与小娟原本想象中的婚后生活大相径庭，结婚前，她是一个在父亲手心和两个哥哥肩膀上长大的“小公主”。
咨询师孙福革见过太多因为手机引起的家庭纷争，有时是男方用手机约网友见面，女方定期检查男方手机；有时是女方身为家庭主妇，沉迷网络游戏，在游戏里寻求网友安慰。
并不是每一个家都要“劝和”
尽管相关部门对睿家服务社每年“劝和”的夫妻总数有一个基本的“硬性指标”，但睿家那些持有专业社工证、心理咨询师证、婚姻家庭指导师证的专家志愿者们，却并不“唯指标论”。
“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做劝和工作，现在我们不再劝和了，我们是做‘婚姻家事辅导’。”王梅艳说，睿家的前身是2010年浦东新区民政局牵头成立的家庭事务工作项目组，与老年事务、青少年事务工作组一起，负责探索特定人群的专业服务模式。项目组后来变成了独立的社会组织，定点定时驻扎在婚姻登记处从事“劝和”工作。
早些年，专业社工和志愿者们确实在从事“劝和”工作，总让夫妻双方“忍一忍”。这种“劝和”在50后、60后夫妻身上最管用，但随着70后、80后、90后离婚人群的增多，年轻夫妻开始对“劝和”产生了抵触。
比如，一些高知青年，在自学了许多心理学知识后，仍然无法解决家庭矛盾，就会意志坚定地要求离婚。志愿者用共情等专业方式进行调和时，对方会来上一句：“我们是各自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天生缺爱，矛盾不可调和。”
孙福革就“劝分”过不少“真的很不合适”的家庭。
一名28岁的女青年与30岁的丈夫育有一女，妻子反映，丈夫总爱在家偷偷穿着女性内衣、踩高跟鞋，她还发现丈夫有很多“男朋友”。“第一次劝，他俩为了孩子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第二次再闹过来，我说还是算了，女方还年轻，别耽误了自己。”孙福革说。
一对生活条件优越的年轻夫妻，女方29岁，男方35岁，女方因为对离婚协议不满，闹到了婚姻咨询室。“他挣那么多钱，一个月才给我和孩子20万元生活费，让我怎么过？”女方拿出一份月租金高达5万元的租房合同，甩出3个字“不够花”，男方则直接走人，不接受任何调停和咨询。
孙福革记得，那位女士在婚姻咨询室里哭哭啼啼了一个上午，控诉对丈夫的种种不满。最后，孙福革劝她：“你每月花掉5万元房租，还有15万元可以生活用，省着点花也不错。有的男人离婚每月才给1000元生活费，知足吧。”
好聚好散的高素质夫妻越来越多。一对都在外企担任中层管理者的夫妻来登记离婚，男的坦言自己有外遇，并且想与第三者结婚；女方则说：“我爱你，就让你过你想要的生活。”
在孙福革记忆里，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对夫妻，郎才女貌、极其般配，“从内心来讲，很希望能劝和，但这种人往往主意很正，好聚好散”。临走时，双方都没有憎恨对方的意思，男方还劝慰女方：“以后咱还能来往。我爸妈也喜欢你，你们可以继续相处，我不干涉。”
“高知”人群最难辅导
梳理了这么多年的案例，王梅艳发现，以机关公务员、科研工作者为主的“高知”离婚群体值得关注。从职业上来看，公务员和科研工作者成为离婚的“高发区”对象。
33岁的大学教师丽丽从一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开始，就表现得极为强势。她是一名年轻的副教授，每天要喝3杯咖啡，站在讲台上授专业课。但她却把自己的科学精神，用到了家里。
在家里，所有的事都由她安排。婆婆每天上街买菜，她要求记账；丈夫很少与她有亲密举动，两人一起逛街就像“路人”；女儿每天按照她定的时刻表完成各项运动和作业。闹到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婆媳关系不和。
“婆婆和丈夫在一旁不吭声，就见她张牙舞爪地把每个人都说得一文不值。”孙福革接触的案例中，类似的高知家庭并不少见。
与科研工作者不相上下的，是机关公务员。
最近一段时间，孙福革已经接触到了3对警察夫妻要求离婚的案例。离婚的原因非常雷同，“一方要求对方随时on call（随叫随到），另一方则工作没正点、回家玩心重，几乎照顾不到家庭”。
有一个警察妻子这样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喂奶，双胞胎女儿天天睡在身边，“见不到丈夫，见到了他通常在家玩手机”。
妻子认为，这样的丈夫，有没有都一样，因此执意要离婚，“我一个人带孩子，做同样多的事情，但比跟他一起带幸福得多”。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高知家庭愿意付费享受优质的婚姻家庭咨询辅导。2017年，有10多对夫妻主动向睿家服务社支付每小时800元～1000元的咨询费，寻求督导级别或者教授、副教授级别的资深专家提供支持。
这与过去的离婚夫妻对自身家庭问题羞于启齿完全不同，“年轻人的价值观更加开放，他们一边追求自我，一边希望处理好家庭关系”。王梅艳近年来见到很多“自学成才”的离婚夫妻，他们中的一方不仅具备基本的心理咨询知识，还咨询过身边的专业人士，“他们会要求更加高阶的服务，对我们的工作也带来挑战”。
（为保护隐私，文中离婚当事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