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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7月开始，我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到云南省西畴县瓦厂村任第一书记，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级贫困村的两年任期。
某种程度上说，我和全国19.5万名第一书记都在冲刺。过去5年人类减贫事业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有6000多万人口告别了贫困。整个国家计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的冲刺。
村级层面的脱贫指标中，最难的一项是实现“当年村集体收入达2万至5万元以上”。瓦厂村哪里有什么集体收入？这里地处连片石漠化地区，没有规模化种植的土地条件；村落分散，平地匮乏，也不具备集中养殖的条件；村民思想保守，缺少致富带头人。这个几乎“遍地狼藉”的村子好像朝哪都望不到出路。我意识到，自然环境的先天不足虽然是限制村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村子里没有致富带头人。为此，我十分注意寻找村中有闯劲儿和思想的年轻人。
“小珍，听你妈妈说你2018年毕业，能和你聊聊吗？”一天晚上，我从村民毕兴姚那里要到她女儿的联系方式，迫不及待地给正在城市读书的高天珍发了一条短信。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高天珍今年刚满18岁，像她这个年龄的人，如果没有特别的情怀基本不会想着再回到农村干事业，高天珍也是如此。我和她通了近1个小时电话。“巩书记，我觉得我们这里交通不方便，也没有很好的产品，人又穷，怎么干啊？”我告诉她，我们不搞规模化的种植，就从农户家里原生态的产品入手，家里有什么我们就往外销售什么，总比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强。我又给她发了几张我在她家地里拍摄的紫山药的图片，告诉她这个东西很有市场，“我发了个朋友圈，就帮你们家卖出去了20多斤。”
高天珍有点心动了，我又顺势建议她，利用课余时间注册一个村里的网店，把村里的产品都集中起来销售。第二天，她注册了我们村的第一家微店——“太阳谷有机商城”，虽然产品种类不多，但头3个月销售额就达到6000余元。
另一个年轻人李文国和高天珍不同，他年龄较长，且很早之前就有了回乡创业的想法。“我早就想回来，但工程太多，而且确实能挣到钱，就一直没回来。”他在上海一家高端花艺店打了4年工，此后又在外面做工程，本该存下一笔积蓄，可去年家中突发变故，一下子“没了”4个人，这里面就包括他不满30岁的小弟。他几年存下的钱都用来给家人处理后事了，工地上还有两起小事故，挣的钱都赔进去了。
最早和文国相识是2017年8月，我跟扶贫工作队员吴俊一同去邻县的一处工地上找他核算家庭收入，因为在村民代表评议会上，大家提出希望将他家纳入贫困建档立卡户——这意味着获得政府更多的扶持。那天，他对我说，能不能纳入建档立卡户其实都无所谓，因为不管这个政策有没有，日子都要过下去，过得好过得差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只有勤劳才能致富。从那天起，我觉得他是个干事的人！
果不其然，4个月后，李文国来村委找我，打算回家创业，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书记，我觉得我们村以后还是大有发展的，县里在弄旅游开发，我们很多土特产质量也都不错，就是没人带他们做。”他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我们缺的就是一个好的平台和带头人。那天下午，他带我来到村口一片他打算开发的地方，那里上风上水、环境优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我们沿着河床旁的山路小心攀爬，要去他的地里看看。一路听他聊着自己的打算和构想，再看着眼前风景宜人的河堤，我觉得他开一个农家乐的想法应该能够实现。我又和他聊起了我对村子未来发展的计划，包括特色农副产品、特色手工业和山地果林种植，他都很感兴趣。我们一拍即合，打算在村里弄一个公司，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
此后，我又陆续找到了田维星、程方巧等一批有志向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创业队伍。创业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在微信群里聊个不断，晚上再到村民家中边“烤茶”边谋划，常常一聊就到了深夜。虽然这里既没有成熟的产品，又没有生产、储藏、运输等配套产业，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基本找到了一条适合村子发展的方向。如今村里的商贸公司已经注册，相关产品的商标也在注册中，各类产品逐渐开始生产、销售。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加入到我们之中。
我常常在想，第一书记其实在村里的时间非常短，2年根本不够帮助他们建成一个成熟的产业，但带给他们致富的希望和动力却至关重要。
驻村以后，从酷暑到寒冬，29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冬季没有暖气的湿冷难耐，第一次劈柴做饭却被柴刀割伤了手，第一次尤为想念2000多公里外的水饺和手擀面……
和我一起的除了村干部，还有来自省县镇不同单位的工作队员，有已到退休年龄的兰姐、有孩子未满1岁的小梁，还有两名乡镇下派的驻村队员张洁和吴俊。这样一支队伍，要带领瓦厂村191个建档立卡户的781人脱贫。
我们住在村委会的楼上。“才放了一个国庆长假，被子就霉了。”这种事再寻常不过，屋子里也常常是一股发霉的味道，可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究竟什么东西发了霉，闻着闻着也就习惯了。到了冬天，火盆、烤火器、“小太阳”、电热毯成了标配，但凡少了一样，不是在办公室冻得浑身发抖，就是在被窝里辗转难眠。我作为一个北方来的“精壮汉子”，一度过分自信自己的抗寒能力坚持不买电热毯，半夜被冻醒是家常便饭。
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全村15个自然村的贫困户，在只有一米宽的山路上望着悬崖胆怯前行过，也曾在深夜时坐在村民家中和他们“干酒”做工作。
“车陷进沟里没事，最多车出不来，要是掉到下面的山崖里，人可就爬不出来了。”这是我来到瓦厂的第四天，深夜和驻村工作队员一起前往三家寨村小组，我们在夜路行车时开的玩笑话。开车的是乡镇民政所的工作人员左大富，和我一般年纪。车沿着泥泞湿滑的道路缓慢前行，既不敢太靠边怕车轮打滑滚下山崖，又不敢太靠近山体，避免被滚落的碎石砸中。
“慢点慢点慢点，往回打轮，好好好，不能再拐了，直走，直走……”因为前路有一块大的塌方点，我们不得不涉险从碎石堆旁边压着悬崖边过去。大富紧紧握着方向盘，坐在副驾的村支书老谢探出头盯着轮胎和山崖间仅存的一丝缝隙，指挥着车辆前行。而我坐在后座上闭着眼睛，看似气定神闲，其实心里一直在想：“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我还没娶媳妇呢。”
像三家寨这样道路险峻的村寨，整个瓦厂村有六七个，其中最小的一个常年在家生活的只有不到10户人。记得刚到瓦厂村，就听一位领导说过这样一番话：“路再难再有危险，老百姓是不是要下来？既然老百姓能下来，我们的干部为什么上不去？”自那时起，我便决定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土地。
“340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有了温暖的新家……”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专门提到了易地搬迁的具体数据。多数没有参与过易地搬迁工作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340万背后的艰辛。
瓦厂村15个自然村中有3个村要进行整村易地搬迁，再算上“插花安置”的群众，涉及近100户400余人，占全村的近1/4。让他们离开祖祖辈辈生存过的土地谈何容易？“这是政府帮助你们解决的安全住房，你们自己只用掏1万块钱。”“新规划的搬迁点有统一的饲养点，用的都是自来水，有线电视、网络都有。”“山上的地还是你们的，你们要是愿意可以流转出去，也可以自己再回来种。”我们一次次走访、一遍遍做工作，1户、2户、3户……最终，这3个村的建档立卡户全部都签了搬迁协议。
然而，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建档立卡贫困户虽然都签字了，可还有不少非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将要付出相对更多一些的自筹资金才可以随迁。“凭什么他们出1万元，我们就要出三四万元，政府要是不把这钱解决，我们就不搬了。”带头不搬的是这个村里家境较好的一户村民，前几年做生意亏了本，不得已回到家中等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都是一个村的，大家生活条件都差不多，凭啥要让我家多掏钱？”在他的带动下，又有几户随迁户拒绝在搬迁协议上签字。虽说易地搬迁要群众自主自愿，可生活在地质部门多次明确警告的“地质灾害多发区”的群众，我们怎能放任他们“自愿”留在山上。村里说不通镇里说，镇里说不通县里说。
时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挂职的西畴县委副书记。我们曾一起冒着瓢泼大雨，蹚着顺道而下的泥水，打着手电朝一个计划整村搬迁的村小组走去。时磊给那几户因没有被纳入建档立卡户而拒绝搬迁的群众算了一笔账。“路不需要你们出钱修，水电网全部政府出钱给你们做，集中饲养点也是政府出资，还有整个搬迁点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还不算，你们每户还有补贴，光这些加起来你们每户政府平均都帮你们出了10多万元，再让你们自己出几万元不过分吧？不要光想着等靠要，好日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那天聊到了深夜。时磊讲了他自己家的故事，原来他家也是河南农村的一户贫困家庭，但他明确给家里打电话说，决不允许家人申请成为贫困户。他老家的弟弟此前曾问过是否可以申请贫困户，用政府的钱盖个新房。时书记当即就给他泼了盆冷水：“你是缺胳膊还是缺腿呀？贫困户的钱是给那些因病因灾因学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准备的，你那么年轻，随便出去打打工就能挣到钱，看着现在政策好你就想当贫困户，丢不丢人！”他弟弟自愿放弃申请资格，转而外出打工谋生去了。听了他的故事，几户曾经拒绝搬迁的群众面面相觑，毕竟他们也正值壮年，完全有劳动能力，只是“懒得出去打工”，想着仅靠政府过上好日子。这个事情也给他们带来很大触动。“书记，以前我们不知道政府给我们建房子要花这么多钱。这个字我们签。”那晚，他们当即就签了协议书。
在农村做工作，有一种酒杯很难拒绝，这就是村民递过来的“冷淡杯”。这是一种空腹喝酒的习俗，我们硬着头皮干下“冷淡杯”，再去努力争取大家的热情。第一书记本来就是“外来人”，你没有120%的诚意，村民凭什么信任你？支持你？我们在“摸底”的同时，他们在用目光审视着我们。
在陡峭的山崖上、破落的村寨中、寂静的村宿里，我渐渐领悟到，脱贫攻坚有2件事最难，一是把政策一五一十地落实到位；二是让村民心服口服地理解配合。前者成功了叫乡镇干部，后者成功了叫村委干部，两者都成功了才叫第一书记。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派驻云南省西畴县瓦厂村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