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的是,所谓的《邓颖超日记》这么一个彻头彻尾胡编乱造的东西,经过这么多权威的知情人士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再澄清,却仍能隔三差五就改头换面地在网上出现,而且总能吸引不少点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这种指鹿为马、胡编乱造、肆意诋毁领袖人物的东西,已经不仅是在“虚无历史”,而是要“颠倒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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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极力歪曲、丑化党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企图以此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为了迷惑读者,他们常常是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偷天换日的卑劣手法,令人非常不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篇网文《邓颖超日记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流布甚广。这篇文章耸人听闻地杜撰出所谓《邓颖超日记》,还煞有介事地“披露”了其中一些“内容”和“内幕”。但稍加考证,其种种荒谬之处就昭然若揭。
比如,文中提到,2006年1月8日,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岂不知,从1978年到现在的中共中央组织序列里,根本没有“中央理论研究室”这个单位!而遍查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各种相关资料,也没有2006年1月8日举行“周恩来思想研讨会”的任何记载。不存在的单位,不存在的会议,公布的显然也只能是不存在的日记档案。
又比如,文中提到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稍微对党的组织机构有些常识的,都知道机要局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机构,而且负责的是党内的机要通信,并不负责保管档案;负责保存党内重要档案的,是中办的另一个下属机构中央档案馆。大概觉得“机要”两个字比较重要,就搬出来唬人了。在这样的常识上的错漏,不知道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根本就子虚乌有?
对这篇杜撰《邓颖超日记》的荒谬之作,相关知情人士已经多次做过澄清。比如,2007年3月17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参加“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9周年”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96周年”的活动期间,就互联网上流传的所谓《邓颖超日记》作出了明确答复:根本不存在所谓《邓颖超日记》,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
曾经担任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秘书、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赵炜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跟邓颖超这么多年,就没看见她有日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日记,解放前不能写,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写日记不是留给敌人了吗?解放后更不能写,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人,都不能写日记,这是工作环境和性质决定的。”
2014年1月20日,周恩来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在人民网的视频演播室接受采访时说,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过去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不允许他们把事情都记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也延续了这样的习惯,不记日记。邓颖超同志不仅不记日记,也不记大事记。1992年邓颖超同志去世以后,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都没有发现邓颖超同志的日记,根据邓颖超的遗嘱,我们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网上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内容是造假的,都是编造的。在2016年1月出版的《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一书中,高振普再次说:“当今,社会上又出现了‘邓颖超日记’一说,从内容上看,制造日记者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借邓颖超之口达到污蔑共产党、污蔑周恩来、挑拨是非、扰乱社会的企图。可以肯定地说,‘邓颖超日记’根本不存在,纯属编造骗人。”
值得深思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胡编乱造的东西,经过这么多权威的知情人士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再澄清,却仍能隔三差五就改头换面地在网上出现,而且总能吸引不少点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这种指鹿为马、胡编乱造、肆意诋毁领袖人物的东西,已经不仅是在“虚无历史”,而是要“颠倒历史”。
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尽管现在形势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决不可稍有松懈,应当探索建立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以防止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