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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科技委主任胡胜云是一张老面孔，他带来的建议乍听上去并不新鲜——大力发展商业航天。这延续了他上一届履职时的想法，他决定用未来5年即一个任期的时间不断发声、呼吁，给这个“老建议”再加把火，争取早日落地。
近两年商业航天的异军突起，让全球航天领域增添了几分新鲜声音。尤其是过去一段时间，不管是国际商业航天的旗帜性人物埃隆·马斯克成功实现其重型猎鹰火箭的发射，还是国内第一颗私人卫星、第一颗教育共享卫星等商业小卫星频频飞天，商业航天不断走入公众视野，并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2015年，被称作是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元年，如今已过去3年。胡胜云说，现在行业人士热衷于谈的，早已不再是泛泛的商业航天概念、有没有可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具体到呼吁政府出台带有红利的政策，把对商业航天“鼓励”的话语尽快落地。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关乎我们迈向航天强国的道路上，能否在更大航天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这个舞台就是，商业航天。
来自SpaceX的启示：“单一靠国家投入发展航天”的模式需改变
胡胜云最早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建议发展商业航天，还是2015年。那年，埃隆·马斯克所带领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带给外界的还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消息，甚至不断有人站出来说马斯克“疯了”“在挑战不可能”。然而3年过去，不管是火箭的陆地回收、海上回收，还是重型猎鹰火箭的组装发射，都以成功告终。
在这个过程中，围绕商业航天的舆论环境变化之快，令很多人没有想到——航天人总需要拿出点什么，向人们证明这条路可以走得通。相应地，航天人面对太空的价值，在开发利用的脚步上，走得比以往都要快一些——
一方面，围绕运载工具，航天人除了利用火箭来发射卫星，还正在考虑通过亚轨道飞机开发商务旅行、太空旅行等。另一方面，围绕人造卫星，随着微纳卫星尤其是立方星设计的标准化、通用化，再加之星上部件的货架化、廉价化，卫星行业的“门槛”不断降低，发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去年印度天女散花般的一箭104星发射，这其中就包含有某公司的88颗鸽群遥感卫星。当时就有评论称未来商业发射中一箭多星将渐成常态。
正如胡胜云所说，时至今日，不同的国家、学校、科研院所甚至是个人，都想要在大气层外有一颗自己的卫星。似乎，谁能廉价、快速、可靠地将更多载荷投送入轨，谁就能占得先机。
SpaceX显然是领跑者。胡胜云说，以SpaceX为代表的新兴企业的快速崛起，颠覆了航天产业的传统发展理念和商业模式，将商业航天产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开创了互联网时代商业航天发展的新篇章。
他告诉记者，随着航天产业的发展，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商业航天作为未来航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渐成发展大趋势。
事实上在美国，商业航天发展使航天成本降低、性价比提高已有了确实的数据佐证。以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为例，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报告，同样一枚猎鹰9号火箭，由NASA研发至少要13亿美元，而SpaceX仅花费了不到4亿美元，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
相比之下，现阶段我国的发射运行大多依赖国家计划，商业卫星及其应用所占比例较少。胡胜云说，这与美国商业卫星占在轨卫星一半以上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中国是时候借助市场的力量开展商业航天应用了。
能否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商业航天产品和服务纳入国家采购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5所副所长董胜波今年提出的建议也和商业航天有关。
他说，埃隆·马斯克SpaceX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整合了资本、人才和技术，还在于他充分利用了美国相应的政策和环境。而回过头来看，有一个疑问摆在我国面前，那就是我们发展商业航天的模式又是什么？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商业航天，不仅需要设计研发、制造总装、运营服务等组合支撑的产业链，更需要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的商业链条。
单从航天发射场一项而言，如何建造满足商业化需求的发射场，就是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而即使有了商用发射场，如何运营并对它们进行有效监管，也是未来面对的难题。
胡胜云就此提出建议，国家应为商业航天发射提供专用发射场等设施支持，并建立明确的价格体系。商业航天发射对发射时效性要求高，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有利于商业航天发射计划的执行和履约。
胡胜云还提到，航天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目前我国商业航天还处于起步阶段，建议国家制定财政支持政策，在税收、保险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优惠和支持，扶持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尽快做强做大。
其实回顾SpaceX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这家公司曾不断受益于美国官方的支持。这种支持并不止于政策层面，还有具体的项目订单。公开信息显示，猎鹰9号火箭已获得了未来5年全球38个发射合同，其中有14个合同来自政府。2015年5月，这家公司还获得了执行美国军用航天发射任务的资格。
胡胜云也因此建议，将国内商业航天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并出台优惠政策。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航天领域的国家项目，更多的还是计划经济式的自建自用，而新兴的用户，则希望通过采购服务、招投标的方式来“拿”到订单，这就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更为大胆的改革。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你不做，别人就抢走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院长张忠阳谈及商业航天和SpaceX，并不讳言自己是国家队的身份，说就是要向先进的公司和理念学习。
他告诉记者，SpaceX的创新精神、敢于挑战的精神、不怕失败的精神都促成了它的成功，同时商业化的运作也大大提高了它们的效率，这些都值得我国商业航天行业学习。
前不久，这家公司还成功发射两颗低轨宽带移动通信技术试验卫星的消息引发关注，这两颗卫星只是打个前站，计划建设的最终星座规模将达到1万多颗。与之相应，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发的虹云工程，预计将发射卫星156颗，虽然在卫星数量上偏少，但两者瞄准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实现的功能也大同小异。
张忠阳告诉记者，时不我待，虹云工程将努力抢占低轨宽带移动通信这个商业航天领域的制高点，在低轨宽带通信领域为世界贡献中国航天方案和中国航天智慧。
尽管我国商业航天起步较晚，但也并非白纸一张。除了张忠阳提及的虹云工程，仅以航天科工为例，还要构建飞云、快云、行云、腾云工程等商业航天项目——
以飞云工程为依托，将构建基于无人机平台的空中局域网；以快云工程为依托，将构建基于浮空器平台的临近空间局域网；以行云工程为依托，将构建星载窄带全球移动物联网；以腾云工程为依托，将形成空天往返飞行能力，等等。
2015年，我国商业航天在中国正式破冰起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红卫当时就提到，当前全球航天技术的主流发展，已走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必然要进入广泛的商业化应用。
不到一年时间，国家批复文件《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实施方案》落地，武汉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根据这一方案，预计到2020年，这一基地将打造年产50发运载火箭的生产能力，以及年产40颗100公斤以上、100颗100公斤以下商用卫星的制造能力。
高红卫谈及这一方案时说，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进入到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大闸开启，商业航天发展的历史洪流正奔腾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