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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杜甫在成都的日子前后加起来不过四年。他的居所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水水西头”，是一处友人亲戚相助搭建起来的暂时栖身之所，它是简陋的。但对于一个外出避乱的落魄文人来说，既有人送来修造茅屋之资，还能向人要来数目不小的各种树苗，也还算不错的一种景况。
大致算起来，杜甫向老友索要的树苗包括竹林一顷，应有1万根左右，另有桤树10余亩、桃树100根以及不知道具体数量的松树苗、李树苗和黄梅树苗。到底是不是到手如此之多的数量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杜甫索要的这些树种都到位了，且的的确确栽种在了草堂周围。草堂有桃树林一片是真实的，有荷塘也是真实的，而且荷塘上还有水槛，竹子多得让他发愁也是真实的。杜甫极喜松树，虽精心呵护，存活率依然不高，竹子却长得太快，他每年因此要砍竹千竿，所以才会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样的诗句留存下来。
没有足够能力养家糊口，却把大片土地用于栽种无经济作用的树和花，这种事也只有文人才干得出来。茅屋简陋，生活寒苦，杜甫心中也苦，也自惭，但仅此为止，因为苦和惭自来就是一个有用世之志而不能的文人的必然心境，这不丢人，反而可以在这样的苦痛中磨练意志，显其刚韧。而这些松、这些花就是用以自我贞定和自我构建的绝佳象征符号。
在居蜀期间的诗作中，杜甫把自己流寓成都的原因说得非常清楚，“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和那些故意隐逸的文人士大夫不同，杜甫居蜀不过是被逼无奈，暂避风尘，并没有和当朝为敌的宏大背书，内心深处也没有为自己预设一个巨大的藩篱，用以和这个世界对抗。也因此，对生活的穷苦和寒酸，也就自然而然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一面。
看上去，杜甫是满足的。但是，杜甫不是别人，他是那个写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是那个向唐玄宗献上三篇大赋的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许多论家喜欢把这首《蜀相》诗作为杜甫居蜀期间的代表作，认为这才是杜甫在成都生活的全部心思所在，这才是杜甫之为杜甫，是他壮志未酬、龙游浅水的自然心理表现。所以，他要说“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要表现“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的高洁之志，更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样的高调表态。但我不大愿意接受什么代表作一说，我更情愿把杜甫的这些诗句理解为一种年华虚度、光阴耗费的自惭和内疚。他必须认真处理自己在草堂生活的调性，否则他内心那道坎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
他要处理幽居和贞洁的关系，要处理懒惰闲散与志存高远的关系，要处理一事无成、光阴虚度与心怀社稷的关系，还要处理心安知足与形骸不适而神烦意恼的关系。
步履深林，开樽独酌，是孤独；诗酒自宽，怡然欢悦，是自适。藩篱无限景，恣意买江天，是怀抱。不同意思的诗作都是当时心情的一种自然反应。也惟其如此丰富，杜甫才最终成为杜甫。
在那些宏伟壮观的楼台庙宇悉数倒塌之际，杜甫草堂保留了下来。它是不是杜甫曾经居住过的那间草堂，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处穷但矢志不移的姿态，一种洁身自好的干净和素凛，一种为苍生黎民鼓与呼的寒士怀抱。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多么低调谦逊的言辞，多么虚怀若谷的心态。这个住在风雨飘摇的茅屋中满身是病的小老头，何曾想到，这个世界真就如此，真的就有文章惊动了海内，让后代无数的人不辞车马行旅之劳顿，真的就停留在了这间破旧不堪的茅草屋前——门前池水平静，花径幽香四溢，黄四娘在那里卖茶却不吆喝，桃花开得烂漫却不妖娆，落叶半床，狂花满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