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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满头白发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家骐，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表述印象深刻。
科技领域迎来“并跑”“领跑”新时代，如何跑出中国创新的加速度，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科技领域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而“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原始创新”成为共识。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看来，在科技领域，我国很多行业发展很快，不少工程的系统集成能力很强，但基础研究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要建设科技强国，没有强大的基础，只有规模是不行的”。
“我国的应用和工程技术发展很快，‘架桥修路’可以说是世界最高水平，但进入新时代，发展基础研究才能产生真正的创新。以前我们是‘追赶者’，可以参考外国的经验，现在正和其他国家‘并跑’，就要依靠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能力，但在这方面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
基础研究似乎离人们的生活很远，但基础研究的能力直接制约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我国在家电产业中的技术和生产能力都有突破性进展，但大型中央空调的核心零部件由于技术受限仍需要依赖进口。这些基础突破需要物理学、力学等方面的科研积累。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王涌天表示，基础研究是为未来尖端技术培育“苗子”的。他说，在备受社会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人们熟知的信息输入方式包括键盘输入、触屏、语音等，“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做到大脑里的想法可以转化为机器接收信息？这就需要生物学、信息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进行技术突破”。
周建平认为，我国现在很多航天器需要专门的材料制造，研究材料的科研机构也不少，但能够用于航天领域的很少，这直接制约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材料学正是一门基础科学。他认为，每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出炉，如果没有前期投入，没有系统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
据了解，过去5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增加了1倍，从2011年的411.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822.9亿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基础研究进行了布局，提出“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启动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科技工作者坐得住、沉得下。“我们国家需要养这么一批坐得住‘冷板凳’的科技人员。”曹健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家骐从1963年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退休后也天天“上班”，他已在这个单位工作了55年。作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空间分系统设计师，王家骐参与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重大工程任务。多年来，他和团队几乎没有周末，过年过节也一样加班加点。
“这辈子，我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干地面设备、研究光学精密仪器，还有就是搞空间大型高精密的光学仪器。”正是有了许多像王家骐这样甘坐“冷板凳”的科学家，才有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亮眼成绩。
如何留住一心做研究的“冷板凳”，不少科技领域的代表委员表示，这需要国家为科研人员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
周建平说：“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科研队伍，比建一个大工程、系统要难，解决一个基础问题也比建好一个工程给国家带来的效益更大。”
曹健林在科技部工作的这些年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很多科研院所要给予基础研究人员稳定支持非常难，现在很多科研人员都在依靠不同项目维持自己的研究，但这样保证不了研究的可持续性，会影响基础研究的效果”。
此外，不少代表委员表示，针对不同的科研工作，国家应当设立不同的管理和人才评价方式。
“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考核指标太急功近利了，逼着青年科研人员打短平快，快速发表论文。年轻人1年不出成绩还可以，两年不出成绩就有点儿尴尬，3年不出成绩就没法‘混’了。现在还有很多‘帽子工程’，青年教师如果不抓紧弄个‘帽子’，留校都有可能受到影响。”王涌天说。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表示，让科技人员能够在原始创新中取得进展，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宽容的创新环境。“我们要宽容失败，因为从量到质的转变，好说不好做。对于短时间内看不到质变的研究，不能只靠论文的数量和影响评价他们，要探索分类、细化的评价机制。”赵继说。
“科研的范围很广泛，不同的领域需求不一样，有的可能只需要一张纸，有的可能需要大型装置。因此，在政策和经费支持上，不同的科研工作要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曹健林表示。
3月10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回应说，人才评价确实是科技人员最关心的，有一些评价制度不合适，比如本身做医生的又非得写论文，这种评价制度不适合于新时代的发展。在农业领域，农业院校既要在实验室里搞科学研究，又要开展成果转化，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两类的评价就是不同的，所以尽快落实国家已出台的相关政策，推进各行各业进行分类评价十分重要。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叶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