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半以后”家长需要的不仅是“托管班”
“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写入了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提法写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在中小学奥数培训中“颇具声望”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即“华杯赛”)已确定暂缓举办,而备受关注的“学而思杯”传出了“今年也不再举办”的消息。这些似乎都标志着对课外培训市场的治理“动真格的了”。
无疑,中小学生减负成了全国两会期间的最热话题,而“三点半以后”则成了热点话题中的焦点。
“三点半现象”在大中城市更为普遍。三点半之前,孩子在校学习,责任在学校;三点半之后,孩子在家生活,责任在家长。但是,由于作息时间的不匹配,很多家长没有办法去接孩子,于是不少家长不得已把孩子送进了各种托管班和课外辅导班。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为首个接受记者提问的部长,特别谈到了“课后三点半”问题,他表示,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确实,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比如,南京的“弹性离校”、北京的“课后一小时”、上海的“校后服务”等。
但是,深入了解后发现,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学校“课后班”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最后都开不起来。
其实,政策刚刚出台时确实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孩子班里几乎所有孩子都报名了。”北京的黄女士回忆北京刚刚实行“课后一小时”政策时的情景,但是家长们慢慢发现孩子在学校多待的这段时间里没什么收获,“上一年的美术是涂色,这一年还是涂色,浪费时间。”黄女士说。
中国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早已过了“把孩子帮我看管起来就行了”的阶段,他们不仅需要有人帮自己看孩子,同时还要给孩子有质量的教育。但是,我们在出台一些教育措施时似乎并没能考虑到家长对教育需求的变化,还存在“一刀切”的痕迹。比如,政策要求学校办出特色,于是“校本”课程纷纷上马。但其实,并不是有了“校本课”就真正有了特色,“我们的跆拳道课一个学期学的都是怎么鞠躬,没意思。”一位小学生这么评价。
新时代来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而在教育领域,家长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给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教育领域内的难点问题要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和研究,找出学生和家长的真正需求,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否则治表不治里,会使难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像家长黄女士所说的那样:“‘三点半以后’确实是家长们的难题,但是我们也不希望随便用一个‘托管班’来解决这个难题。”
“升级打怪”的道路为何越走越分裂?
这些天一边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在热议如何给中小学生“减负”,一边是《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网文刷屏,这篇网文似乎代表了不少家长的心声。
不能简单地责怪家长都是虎妈狼爸。
“学生负担重”是教育领域内一个“老大难”问题,甚至有人把它比作“教育天空上屡驱不散的雾霾”。
几十年来,“减负”政策不断出台,但是却出现了学生负担“越减越重”的现象。
如果我们把“学生负担重”看作是教育领域的一只“怪兽”,那么我们在这条“升级打怪”的道路上出现了越走越分裂的状态。
为什么?
最直接的原因是:家长要给孩子择校,增加孩子负担是刚需。
虽然,无论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都严格指出,幼升小、小升初阶段不允许考试,现实情况是培训机构依然为学校输送着“苗子”,是“哪家的‘牛娃’接到了哪家名校的‘密电’”,而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听说哪所名校因为择校而受到处罚。
所以,学校、培训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对每每出台的减负政策总是持观望态度。家长则在观望的同时不忘“武装”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越来越牛。
看来,治理“负担重”的难点不是出台什么政策,而是落实政策,同时找到那个真正的“七寸”。否则,政策执行道路上的分裂最终会造成家长的分裂进而是孩子的分裂。这绝对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