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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华民族的健康，如果不放到一流医学人才手里，大家放心吗？”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的发问，道出了医药卫生界别政协委员对当下医疗人才缺乏的忧心。
“在座各位，谁还愿意让孩子学医？”
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赵铱民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到2016年，我国卫生人员总数为1117.3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845万人，卫生管理人员272万人。在卫生技术人员学历结构中，本科以上学历占32.2%，大专占39.3%，中专占26.5%，高中学历及以下占2%。
赵铱民指出，过去10年，我国培养的医学院校毕业生约500万人。毕业进入医疗领域、从事医疗技术工作的每年仅有约13万人。流失的医学生大部分流入到医药行业，约有80%的医药代表来自医学院校的相关医学系。
赵铱民说，前几年的数据显示，美国83%的医生家庭的孩子首选学医。而他在国内学校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医学工作者的孩子愿意学医且攻读医学相关科系的仅有8%。“据我观察，北京市一流的高中毕业生，基本选择经济等专业。”刘玉村的儿子在他的支持下做了一名外科医生，而赵铱民的问题是：“在座各位，还有多少人愿意让孩子学医？”
不愿意回基层、不想做全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主任委员杨宇飞直言，由于待遇问题，现在学医的学生不愿意回到基层。
“我们的博士生，去不了三甲就去二级医院，就是不愿意回基层。我们好多学生是农村出来的，家庭负担重，回基层的待遇太低。”杨宇飞说。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谢良地指出，按照现在的模式，专科医生常在大的等级医院工作，而全科医师多在基层社区街道工作，薪酬上有明显差别。谢良地以全科医生举例，尽管全科医生对于推进分级诊疗十分重要，但现在的人事制度让学生不想做全科医生。“去社区医院可能不会有编制，但三级甲等、二级甲等医院可能就有编制，未来有保障。”
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介绍，尽管老百姓对基层医疗的需求逐渐扩大，但社区卫生中心人员核定的年收入始终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尚不足三级以上医院的一半”，薪酬待遇的天花板，成为社区卫生人才招聘和引进的最大障碍。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是一名中医。他讲起中医针灸，同样在一个穴位点进针，同一个深度，看上去是以同样手法捻转提插，不同的医生，带来的针感尤其是疗效会有很大差别。原来的收费水平，对一个熟练的针灸医师，即使水平很高，通过服务患者的收费，连基本工资也挣不回来。
“当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劳动价值，即技术和劳务付出，得不到合理体现，那么他们在单位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社会上也就没有尊严。”姚树坤说。
姚树坤指出，医改过程中医疗服务收费定价要符合价值规律。价值是由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含量和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应该围绕价值波动，但不能严重偏离。
他直言，过去一段时间里，医院一些业务低于成本的收费极不合理，例如，此前北京地区针灸长期定价为每次4元，这些专业不能给医院带来收益，造成相关专业人员不能安心钻研技术，以致于这些专业萎缩。目前，儿科、全科和精神科医生严重短缺，就是因为他们劳动强度大、风险高，但服务收费低。
获得尊重和职业满足感尤为重要
重塑医生职业成就感被委员屡屡提及。不少委员表示，职业成就感对医生十分重要，医生需要获得足够的职业成就感和社会尊重，才愿意在繁重、紧张的工作岗位继续坚持。
除了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待遇的差异，职业成就感的差异存在于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中。“医生聚会都喜欢问，你是哪个医院的？如果一个班的同学毕业后，一个是协和医院的，一个是街道医院的，显然前者更有成就感。”谢良地坦言。
“社区医院的医生很重要，但是社会的评价和认识还不够。”谢良地说，在推进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下，保证社区医生获得尊重和职业满足感尤为重要。
作为一名老委员，赵铱民连续提交了关于颁布“卫生法”的提案。他说，和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得低于4%。我们没有卫生法，没有这样的保障。他建议，要从国家层面推动卫生法尽快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