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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从实习生算起，我参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内科临床工作已有5年光景。无数个深夜，在归家途中，我喜欢回头端详洁白的内科楼，她静默在融融的月色里，祥和、温暖而美丽。在这座10层高的楼里，悲欢离合总在上演，有婴儿诞生的喜悦，也有生命逝去的哀伤；有与病魔斗争的刚强，也有不堪经济重负的黯然神伤。
患者与陪伴着的家人是医生日常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患者”在英语中的对应单词为patient，词源来自拉丁语动词pati，意为承受、忍耐，即正在承受痛苦的人。每一天我们都在与承受着病痛折磨的患者打交道，精英意识与追求完美的性格特质让我们希冀人定胜天，最终获得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尾。可惜事实并非总如是，死神的阴影时常掠过，在与他交集的瞬间，我也产生困惑，想起那个亘古的命题：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我今天讲的3个故事都不是救治成功的喜剧，有许多的遗憾与艰难，我陪着患者及其家人一起走来，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过客，却在擦身而过的瞬间，让我对生死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
关于生存
在消化内科，我遇见患者A。这是一位恶液质状态的中年男性，四肢瘦得皮包骨，衬得鼓鼓囊囊的大肚子格外突兀。一照腹平片吓一跳，全组小肠与结肠极度扩张，就像充满气的长条气球一样盘曲在腹腔里，随时有肠破裂的风险。患者来自山西乡下，家境拮据，妻子独自照顾刚出生的婴孩，年迈的老母亲陪儿子来北京看病。患者的病情是无解的，病因尚不明确，试验性治疗效果不佳，我们迅速联系介入科留置肠梗阻导管，缓解肠腔压力。患者终于可以进一点米汤，母亲每日三餐用小勺一小口一小口给儿子喂食，如此小心、虔诚，那其中似乎蕴含着一种仪式感。粗大的导管持续摩擦咽后壁，患者在吞咽时会痛得呛出眼泪，却仍然向母亲报以微笑。我看到70岁的老人夜间就在病床旁边的地板上席地而卧，终于绷不住自己泛滥的同情心，悄悄塞了点钱让她去旅馆休息，母子坚决推辞：王大夫，这次住院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不差钱，感谢您的好意。很朴素的几句话却让我无法反驳。后来，我带母子去协和医院东院做检查，班车经过天安门广场，他们很兴奋，说等病好了，要带孩子来北京，看天安门升国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世上，有人每天吃山珍海味，有人却连一份粗茶淡饭也无法承受。但不管怎样的境遇，都挡不住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和一份生存着就应有的尊严。
关于死亡
患者B年轻有为，家世良好，作为大家族里最小的儿子十分争气，年轻时远赴美国西海岸的一所名牌大学就读，毕业后回国创业，担任公司总裁，生意红红火火，家中还有志同道合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命运却在这时急转直下，患者感腹痛两周，影像学检查竟已是胰腺癌晚期，肝、骨、肺多发转移。接下来的故事都是寻常套路，想方设法穿刺获取病理，制定化疗方案，治疗后全身评估。评估的结果提示肿瘤耐药，而且在进一步扩散。在这个节点，患者异常果断地作出决定，放弃治疗，先行出院。一个月后我再见到他时，他消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却兴奋地说，我终于把所有的事情都为老婆、孩子安排好了，这一生我没有遗憾了，我希望安静等待生命终点的到来。
基于患者那份异于常人的坚强与理性，我与他本人探讨了舒缓医疗的具体方案，他确认拒绝有创抢救的意向。他总是那样冷静、超然，哪怕是在生命加速下滑的阶段，当他被日益严重的酸中毒、憋气折磨得寝食难安，连我们都于心不忍时，他也会给医护、给家人挤出一个微笑。他的爱人流过眼泪，终于度过了难以接受的心理阶段，也变得释然、开朗起来。那一天是北京少有的好天气，湛蓝的天明亮到晃眼，洁白的云朵飘浮在空中。他陷入深昏迷，下午4点，心电图终于走成了一条直线，我看了看窗外，竟有些恍惚，我不敢相信一个年轻的生命会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逝去，仿佛在我的潜意识里，与死亡匹配的词语只能是黑暗、乌云、阴冷。后来我明白了，生命可以枝繁叶茂地生长，也可以在凋谢时从容退场。欣喜地拥抱新生，坦然乐观地接受死亡，这也是一种生存的善意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关于生死的抉择
患者C是一位中年女性，家庭和睦，突如其来的四肢瘫痪、肠梗阻将她打倒，被丈夫和漂亮的女儿送来救治。考虑是系统性血管炎，病情危重，还存在深静脉血栓，我们加用了激素冲击与抗凝治疗。患者的症状逐渐好转，肠道通了，能吃几口饭，精神面貌也提升很多，女儿很高兴。然而，一天夜间于睡梦中，我突然接到值班医师电话：患者突发脑出血，已陷入昏迷。我连夜从家中赶回病房，心中充满了惋惜、懊悔与难过。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生死变故，身为医师的我也难以接受。患者基础病危重，没有手术机会，脑出血面积大，保守治疗恐效果不佳，但女儿很坚决，表示要一直守在母亲身旁，等待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患者逐渐出现了单侧瞳孔散大和眼球外展，提示已继发脑疝，进入深昏迷状态，我不得不提前和家人交待有创抢救措施的利与弊。女儿流泪了：“我很努力地在照顾妈妈，每天给她擦洗身体，搭配饮食，为什么没有换来好的结果？”冷静之后，她决定签字放弃抢救。签字时，她对我说：“王大夫，我觉得手里的笔好沉重，我在替我自己的母亲作关乎生死的决定，您说我的选择对吗？”一向自认为善于医患沟通的我沉默了，我觉得这是一道难题，而我也不知道标准答案。但我想，怀有对生命的敬畏和一份审慎的态度，我们为一位意识障碍患者作出无论是积极争取生存还是舒缓迎接死亡的抉择，都将最终获得患者的理解。
29岁的年纪，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陪伴着一位又一位患者、一个又一个家庭经历生存的考验，生离死别每时每刻都在我的周围上演。感恩这一份职业，直面生死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与厚重。想起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吾之所愿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