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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这个医生，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他只是中国100多万乡村医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江西抚州市广昌县山下村，作为村卫生室的“光杆司令”，他要照看的是全村老老少少1600多人的健康。
今年50岁的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7年。他话不多，只有看病时，才会拿出上衣口袋里的眼镜，眯着眼睛寻找最细微的征兆。
他的左袖空空荡荡，那是一次上山砍柴被蛇咬伤，为保住性命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妨碍他用摩托车和药箱连接起整个村庄。他计算过，在这个村庄里，他骑过的摩托车报废了4辆，车轮驶过40余万公里。
他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网络地图上尚未标记出的乡间道路，深刻印在他脑子里，沿途哪户人家治过什么病他都一清二楚。如今，这张地图完成了一次27年来最大的更新——“短短3个月内，他为300多个老人进行各种健康物联检测服务达4000多项次”。这些健康数据被他上传到云端平台，成为一个医疗体系中微小却不容忽视的数据库。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这些数据“实现家庭成员之间远程的健康数据分享，实现健康档案、日常监测、健康关爱、专业体检、慢病筛查、评估干预、远程就医的全链条服务”。这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帽子勾勒的蓝图，也是各地关于改善乡村医疗状况的一次尝试。
2016年，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提出提高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能力，推进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从那以后全国智慧医疗燃起了一把“火”，智慧医疗产品层出不穷，曾经纸质的健康档案被云端数据代替。
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李彦是最前端的“探头”。
1991年，李彦从中医函授大学毕业，本想自己开个诊所，但县卫生局来了人，劝他去村里做乡村医生。
在那之前，村里的卫生室只有两位年届六旬的“赤脚医生”，没上过学，“打吊瓶时血管都找不到”，开药也只认识十几种。面对这种现状，他一下就答应了。这一答应就是27年。
刚用上手机那会儿，他每天至少要接到20个求医电话。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说了几点到，绝不超过10分钟”。只要村民一个电话打来，不论凌晨几点，他都会起身披上衣服就走，“别人信任我，病情耽搁不得”。
石头和泥土铺就的山路晴天颠、雨天滑。一开始单手骑摩托掌握不了平衡，他算过，不计小磕小碰，大摔就有3次。第一次摔断了右手手腕骨；第二次摔断了一根肋骨；第三次连人带车掉进沟里，撞到脖子，昏迷了五六个小时，草药撒了一地，直到被路人救起。但“只要还能动，就把摩托车一扔，走路过去”。
刚把监测工作交给李彦的时候，没人想到他能做得这么认真。“当时去做培训时，老师都默默放弃他，毕竟他是残缺的。”当看到他的数据几乎覆盖了村里各个角落的重点监测老人时，他们和当地的卫计委才真正“看见”他。
要完成一轮检测，他骑着摩托车，一天走访10来户，也得转上半个月。除了带上检测仪器外，他还背上自己的老药箱，备着常见药，卡在座前，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打开过于频繁，药箱的扣锁都合不上了。
村里没有太多规矩，李彦直接推门进去。中风的老人神情木木，守着几条脏兮兮的被子等着他。李彦毫不在意地坐在床边，拉起老头枯枝一般的手臂检查血压、血氧。
一户人家两位老人耳背，一贯说话轻声细语的李彦不得不弯下腰，在老太耳边提高声音说：“给你们做个检查。”声音惊动了隔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过来，撸起袖子就要检查。李彦记得，她在前年得过脑梗，现在已能自己走动。
村里的人们越来越看重健康问题，老人动不动打电话让他过去“看看”。一些腿脚还灵便的老人也会主动来卫生室要求检查，把相关数据发给子女。他的卫生室也配上了血糖仪、按摩器——之前就连血糖，都只能去县上检查。
但是，在这个波澜不惊的村庄里，变化来得十分缓慢。李彦曾经救治过一位突发脑出血的独居老人。去年的一天清晨，老人洗漱时突然倒下，四肢无法动弹，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呼救。邻居起床听到声音，马上想到打电话给李彦。他骑着摩托赶过去，一量血压很高，急忙说“我们乡镇一级处理不了，得赶快走”。第一时间打电话给120后，一直等到县医院救护车过来才离开。
“这种事经常发生。”李彦叹了口气说。村里老人更害怕外出就医，“他们害怕无家可归，如果超过80岁，宁可在家死去。”
广昌县卫计委副主任李智玲也有同样的担心，“村一级解决不了很多问题，很多农民看病都要到县一级。广昌县人口仅有20多万，门诊量却达到30万。”
在她看来，要改变“因病致贫”的问题，关键是对乡村医生实行一体化管理，让基层医疗发挥作用。
如今，承担健康保障职责的李彦，每个月有1800元的固定收入。而在此之前，他唯一的收入是出诊费和药品差价，还要向上级主管部门缴纳费用。出一次诊只赚四五十元，有时连给摩托车加油的钱都够不上。吊瓶要七八十元，农民得一次感冒要花费好几百元。他就给对方开中草药，几元就能搞定。遇上家里付不起的，他也摆摆手，让对方先把账挂上，有钱再还。
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1000多元，勉强能够管饱一家人的肚子，但孩子的衣服只能捡别人家剩的穿，妻子想吃5元一斤的桂圆，也只能想想。
卫生室原先设在位于山坳里的村委会旁，土坯房经不住风吹雨淋，终于在大雨的冲刷下倒塌。李彦和另外两个村医合计，每人从紧巴巴的诊金中掏了4000元，在7个村民小组赶墟必经的路口，修了一栋砖瓦结构的新卫生室。
新卫生室修起来了，村庄却在慢慢凋敝。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广昌县是“物流大县”，同村年轻人也多从事这行，“全国各地都跑，远的都到了新疆、西藏”。
春节一过，村里就没了多少人气。即使是周末午后，主干道旁一排排修葺一新的楼房也房门紧闭，只有几只芦花鸡悠闲地走到水泥路上，晒着太阳。
随着一起淡漠的，还有曾经的人情味儿。从七八岁起，年幼的李彦就帮着父亲鼓捣中草药，常常有被父亲救治的病人前来感谢，拎着攒了好几天的鸡蛋。改革开放取消了粮票后，逢年过节他们家吃的猪肉总比别人家多几斤。就算有人挂账，一旦卖了粮食收了钱，就很快过来还债。等他自己做了医生，家家户户都认得，每逢红白喜事都会把他们夫妻请过去，热热闹闹的。
李彦不记得从何时开始，有人来看病，理直气壮地说“我都给你钱了，你还不帮我看好？”还有人质疑他“你会不会看？这个药是不是假的？”李彦感觉很无奈，“看病不是你给了钱就能看好，不像去餐馆给了钱就能管饱。”
他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自己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进修时，老师教给他一个秘诀：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就要说自己什么都会，让对方放心。“但现在就算感冒发烧，我都说看看试试，说话要很小心了。”
当年和李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多转行，外出打工、下海经商、从政为官。邻村的村医，有的早已抛下这份工作，也有兼职着其他副业的，种田、养猪、种果树，“不然生活不下去”。
他的生活甚至有些乏善可陈。他看不惯村里的年轻人一年忙到头，赚了钱就回家赌博，赌输了再借债种田、打工。他不会打麻将，也很少看电视，有时间就看看医学书。
20多年来，他几乎没离开过这个村庄，连远门也没出过几趟，“太忙了”。
他忙着学习，“不管这病治不治得了，我总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哪儿有培训班，他都自费去进修，再把新技术带回村里。在那里遇到同行的机会很少，“一个县也来不了一两个”。
令他高兴的是，去年冬天，进村的水泥路终于全部铺设完毕。他还给摩托车专门安装了一个挡雨棚，“买的是最好的料”，晴天雨天照样出诊。
大儿子高考选志愿，不顾父母的反对，报考了广西一所大学的中医药专业。如今快毕业了，出去实习没有薪水，干的工作却不比他少。
儿子劝说他们，以后会有很大的保健医疗需求，妻子被说动了，“他是年轻人，更有眼光。”但是她不希望儿子回来，“要是能靠他自己的努力，留在大医院工作就好”。
至于李彦自己，不是没想过去外面闯闯，但他又摆了摆手，哂笑着说“去了外面没有人认识我”，“再说我又残疾，别的也干不了”。再追问，这个不会讲什么大道理的男人才说：“这么多人找我看病，还是不好意思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