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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一些家庭因为育儿成本太高，对于是否生育二孩感到矛盾和纠结。如何减轻家庭抚养二孩的负担？为此，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陈友华教授。
中国青年报：生育二孩的成本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陈友华：二孩生育成本包含的内容较多，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些被忽略的成本。例如，我国的孕妇在怀孕期间被要求进行各种检查，检查自然有利于母子健康，但也应该看到，孕妇挺着大肚子去检查，舟车劳顿，在医疗机构不断排队等候给孕妇带来的焦虑，对孕妇和胎儿的身心健康实际上是不利的。我个人认为这些检查有过多过滥之嫌。孕检与孕期保健都需要一定的费用，过多的孕检实际上给孕妇及其家庭增加了经济负担。
生育第二个孩子后，可能要请保姆或家人帮助带孩子，对住房面积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个也要算在抚养成本中。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家长大都心怀孟母情结，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这样一来教育的花费就非常多。还有很多父母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孩子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尽可能是最好的。所以，很多夫妻觉得我生一个孩子花这么多钱，生两个孩子不是经济压力更大吗？再者，生育影响一部分女性的职业发展，也降低了她们的收入，进而减少了她们所在家庭的收入。
中国青年报：除了抚养成本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陈友华：当下的年轻人更注重个体的发展和个人的享受，生孩子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以有些年轻人不愿意要孩子。再者，现代社会保障的发展让一些人认为养老可以不需要子女。但社会保障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的接力式养老方式，养老仅仅是由家庭内部的子女赡养老人，转变到整个社会的子女一代赡养父母一代。
任何社会制度的可持续一定建立在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人口可持续要求生育率维持在更替生育水平。而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大约在1.4，只有更替生育水平的2/3。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社会需要为家庭生育二孩提供扶持吗？
陈友华：为生育二孩提供社会扶持，这是低生育率国家长期在做的事。扶持的方法有很多种，如延长孕产妇假期。但实际研究表明，产假延期过长效果并不好，因为女性离开工作岗位越久，重返工作岗位越难。
西方国家妇女生育期间所享有的权益多由政府承担。国家应该创办更多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立孩子养育的社会扶持系统，让妇女生完孩子不久，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幼儿园，放心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更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学校教育，要进行改革，特别是要按照双职工上下班时间对上下学时间进行调整。比如父母8:30上班，学校可以调整为7:30开门，让父母上班前有时间把孩子送到学校。父母下午17:00下班，学校可以17:30放学，父母下班之后就可以接孩子回家，不用像现在这样，担心孩子的接送问题。学校老师可以适当施行错班工作制，可以借鉴工厂中的两班倒等做法。
中国青年报：减轻家庭抚养负担，您还有哪些建议？
陈友华：国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给孕产期妇女及其家庭更多的扶持，包括物质与精神支持。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多子女家庭会有更多的扶持。比如给孩子的补贴是采取累进式的，生养的孩子越多，家庭得到的补贴越多，单个孩子获得的补贴也可能越多。但我国要实行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生育观念的教育和转化很重要。孩子的多与少，不仅终将决定孩子未来经济和精神上负担的轻与重，而且关系到年轻人未来老年生活的好与坏，可动用资源的多与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