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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鹰哥”是个女孩，有一头及腰的长发。
进入手术室前，她剃了光头躺在转运床上，与正在给自己打镇静剂的护士开着玩笑。15分钟后，她将接受一台超过8个小时的头部手术。一个巨大的肿瘤占据了她颅腔四分之一的空间，肿瘤已经毁掉了她的容貌、睡眠和一半听力，未来可能还会夺走她的生命。
手术的主诊医生张家亮没有过来看这个病人，这是他做了20多年外科医生养成的习惯。他不想让本就紧张的病人术前再有情绪波动，何况眼下这台手术比以往都要复杂、凶险。
住院前，鹰哥和其他24岁的姑娘一样爱美。她习惯在出门前涂口红、描眼线，穿裙子一定要配上高跟鞋。她皮肤光洁，眉眼清秀，梦想着未来开一间咖啡厅。
这个广东姑娘从小就离开父母，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在乡下老家，“一直活得血气方刚”。她曾是学校女排队的主攻手，比同龄的孩子高一头。因为经常为同学打抱不平，名字里还有个“瑛”字，她被身边朋友“尊称”为鹰哥。
去年5月的一个周三下午，张家亮在办公室里见到了鹰哥和她的父母。那时她已经跑遍了广东几家著名的大医院，但没人敢收治她。一个多月内，她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太晚了”。她把北京当作最后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更期待在医院拥有一张自己的病床。
张家亮从医以来，见过的第二大颅底肿瘤就在他面前女孩的脑袋里。肿瘤累及几乎所有的颅底神经，包裹住麻绳一样的脑血管。手术难度不仅在于精细度要求高，更需要多个科室协作。在北京同仁医院，张家亮自信“身边站着全国最牛的五官科大夫”。
这位医生把鹰哥母女支走，留下父亲一人沟通病情。鹰哥回忆，她在门外就像等待审判，攥紧拳头，手心不停冒汗。
一个月后，当她再一次走出同仁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时，手里已经握着“重生”的“判决书”。
1
2017年5月16日8时30分，鹰哥被推进手术室。她躺在空荡的房间中央，裹着厚棉被，暴露在外面的头皮能感觉到冰凉的空气。护士开始检查手术器械，那些金属制品碰撞在一起，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手术里显得很清晰。
她说自己当时有些紧张，闭上眼，心里却忽然涌起一阵喜悦。她甚至期待手术刀碰到皮肤的瞬间，那是她在过去几十个失眠的夜里最盼望的一刻。她很清楚，只有这些冰冷的器械才能救自己的命。
8时45分，医生一个接一个走进手术室。
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刘静明是其中之一。鹰哥来同仁医院的那个下午，刘静明接到了“老朋友”张家亮的电话，要他有时间过去看一个病人。
同仁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和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都在病房楼一层，步行只需要3分钟。十几年来，除了平时工作上的合作外，两位医生经常在楼道里碰面，空闲时会停下聊几句，或者出去喝一杯。虽然各自专注的领域不同，但他们在日常中积累出信任，“凡事随叫随到”。
在张家亮的办公室，刘静明第一次见到了鹰哥。用他多年的经验判断，小姑娘左脸面神经损伤明显，导致面瘫。
他戴上眼镜，把脸凑近观片灯，患者脑部的核磁共振影像显示，一个7厘米×10厘米×12厘米的肿瘤占据颅腔，形状就像一个大芒果，包裹住颅内60%的血管和神经。
“嗬！”刘静明对着片子惊叹，他动过刀的肿瘤有成百上千个，但眼前这个肿瘤却让他有些头疼，“涉及的区域太多”。
张家亮猜到了刘静明的反应，他清楚这台手术的风险。对这些早已名声在外的外科医生来说，“谁也不愿在别人的手术上坑自己一刀”。
“肿瘤从上到下分别涉及神经外科、眼肿瘤科、耳鼻喉头颈外科和口腔颌面外科。”张家亮摸着自己的脸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每个科室的医生切除一部分肿瘤，但不管哪个人出了问题，后果都要大家共同承担。”
这个不断生长的肿瘤一直藏在鹰哥的脑袋深处。高中时，她就经常失眠，有时早上醒来左脸会突然麻木。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她不想给爷爷奶奶添麻烦，就把这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压在心里。在身边人眼中，她就是个爱打排球、“一年不会感冒一次”的健康姑娘。
再往后，她开始经常偏头痛，痛到“想拿块石头砸自己脑袋”。和以往一样，她没有把这些感受告诉任何人，每次忍过疼痛之后，她又“满血复活”，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学做毕业实习时，她曾在公交车上晕倒两次，其中一次甚至被司机赶下车。她记得那天广州下着雨，她在路边打着伞蹲了很久，缓过神后又去上班。那时她以为自己只是低血糖，完全没意识到，脚下是一根随时都会绷断的细线，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
直到一个多年未见的亲戚发现她有严重的“大小脸”后，她才被拉去医院检查。在医学检测仪器下，那个不知隐藏了多少年的“怪物”第一次显出了身影。
张家亮见过很多像鹰哥一样的危重病人，在“一刀生，一刀死”的神经外科，他无数次与他们四目相接。
“活着。”张家亮顿了顿说，这是他从病人眼神里读出的同一种信息，鹰哥的眼睛也在“说”这两个字。
张家亮记得，自己还是实习医生时，为一例送来抢救的病人做心肺复苏。病人是一个跟他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张家亮用尽全力想救活他，但还是眼睁睁看着他呼吸逐渐减弱，眼睛失去光亮，直到眼珠上生出细微的褶皱——生命逝去了。
那是他作为医生经历的第一起病人死亡。他记得自己走出医院，春天的阳光洒在路上，街道熙熙攘攘，一旁的公交车进站后又出站，一切平常到毫无新意。但那些细节张家亮直到今天也无法忘记，“活着真好啊，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
对于鹰哥，他知道再拖下去对这个被多次拒诊的小姑娘意味着什么，也许失明失聪，合不上嘴，也许剧烈的头痛再也挥之不去。或者，在某一天她突然晕倒，坠入长眠。
鹰哥必须尽快接受手术，他等待着刘静明的回答。
刘静明把目光从观片灯上收回来，他摘下眼镜，平静地对张家亮说：“只要你神经外科没问题，我这里就没问题。”
2
9时，刘静明划下了手术的第一刀。手术刀从耳根开始，一直到下巴下方，沿着下颌骨切开一个约15厘米长的弧形创口。
42平方米的手术室里站了11位医生和两位护士，除了刘静明和张家亮，还有眼科、耳鼻喉头颈外科和麻醉科的“大牛”。他们静静地围在鹰哥身边，紧盯着刀口，等待肿瘤暴露出来的那一刻。
在以往的合作手术中，医生可以在手术进行到自己负责的部分时再进场，做完后就可以离开。但这一次不同，每个医生都全程站在患者身边。
“手术太复杂，必须所有人都在场保驾护航。”刘静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是第一刀，但一直到最后神经外科负责的部分时，我还是在旁边关注着手术过程。”
医生用记号笔在鹰哥的头皮上画出一个贯穿半边头颅的“十”字，术中遇到复杂情况时，可以马上换上应急方案。
鹰哥本应按照“应急方案”进行手术，但这个方案在手术前一天被医生推翻。旧方案采用的是“经典手术入路”：从眼睛下方横向切到鼻翼侧方，再向下沿鼻侧切到上颌骨，然后横向切到人中，再向下切到下颌骨，整个切口成阶梯状。
“通俗讲，就是把半拉脸整个翻开，直接暴露瘤体。”刘静明按照这种经典方案做过不少手术，“在医学领域这叫‘韦伯式切口’，是教科书式的做法。”
手术前，同仁医院的医务处曾召集参与手术的科室举行一次会诊，刘静明记得当时对于到底采取哪种手术入路，医生间争议不小。
“多科室合作，大家自然会想着尽量降低风险。”刘静明回忆，在那次会诊中，医生最终决定采取最常规的做法。
鹰哥也参与过自己手术方案的制订。住院后，每次医生找到她的父母沟通病情，她都要赖在旁边。
“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决定。”她告诉父母和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肿瘤完全切除，第二是尽量保留功能，最后才考虑容貌的事。
那段时间，她把刘海留长，梳成中分，遮住变形的左脸。这个过去经常在朋友圈发自拍照的姑娘再也没有自拍过，她也不敢照镜子，怕看到自己的样子。“我只想先活下来，哪怕毁容。”
她为自己设想过很多结局，最坏的是“这辈子不嫁人”，最好的是未来高超的整容技术“能把我的脸整回来”。
张家亮记得，手术方案确定了，他每天下班回到家躺下后，总会忍不住想象鹰哥毁容后的样子。
“用取田螺肉打比方，‘韦伯式切口’是把田螺壳锯开直接取，颌下入路是用牙签一点点掏。”张家亮分析，新的方案会增大手术难度。“但作为医生，如果她的肿瘤是恶性的，手术完一年或者两年人走了，我的内疚可能会少些。现在面对一个大概率是良性的肿瘤，她脸上带着那样的伤疤，以后还有那么长的路，该有多难受。”
他决定在手术前尝试一次“游说”，说服其他医生为患者冒一次险。
刘静明负责打开和关闭手术创口，他相信自己能用最精细的手法缝合出最不明显的刀口，但他支持颌下入路方案。
“她要是已婚，或者年龄大一点，我们会毫不犹豫选择从脸上开刀。”刘静明用手在自己脸上比划出刀口的形状，然后摇了摇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以后即使长好了，（患者）脸上也会留下一条很长的线，对她未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颌下入路方案最终被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生接受，手术中的每一次探寻、划拨和切割都要比之前更加困难，新增的压力也平摊到每位术者身上。
但他们最终达成了共识：让这个即将沉睡于手术台的年轻姑娘，在最好的年代，展示出最好的自己。
3
9时30分，刘静明戴上手术放大镜。在2.5倍的视野下，他用手术镊和吸引器一点点拨开骨骼、血管和神经。
他把整台手术比喻成盖楼，自己负责的是地基部分。其他医生必须通过由他打开的创口，摘除自己负责的那部分瘤体。他当时要做的，是找到肿瘤最下方的部分。
一个小时后，一块嵌在肌肉里的淡红色组织逐渐被剥离出来。这是隐藏了至少10年的肿瘤，第一次在灯光下，露出一部分面目。
从外观看，肿瘤有一层包膜，“比较有韧性”。对在场的医生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完整的包膜意味着，切除时不用担心肿瘤破裂。
坏消息却接踵而至，因为术前影像不能完全确认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医生决定在术中切除一部分瘤体送去冰冻，做快速病理检验。但眼前的肿瘤让刘静明心里没底，平时他看一眼就能判断出瘤体的供血是否丰富，这次他看不出来。
况且，为了不影响病理检验，切除瘤体不能用可以马上止血的电凝刀，只能用手术刀或者手术剪，这意味着，出血量难以估计。
几秒钟的停顿后，手术刀的刀尖悬在了肿瘤上方。紧接着，瘤体被划开了，血液瞬间滋到了刘静明的头顶，随后下落，溅红了他消过毒的纸鞋套。
刘静明几乎不需要任何反应时间，马上用大拇指压住了出血处，另一只手伸了出去，护士连忙把夹着纱条的布巾钳递到他手中。
“是不是囊液？”身边的医生重复问道。
“是血，是血，不是囊液。”刘静明一边回答，一边把纱条按在瘤体切口处。
他一点点揭开纱布，想找出出血区的位置，但是血液不断流出。
“吸引器跟上。”刘静明没有抬头。助理医生把一个长管放在积血区，“嘶嘶”作响中，出血被快速吸干。
瘤体内部结构显现出来，出血的是蜂房状的存血血供。刘静明松了口气，幸好不是瘤内血管出血，否则出血量还会更大。
缝针快速在瘤体上方绕了几圈，缝线“咔”地一声被剪断，出血终于止住。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但出血量超过500毫升。
10时30分，手术继续。病理样本取完之后，接下来就是充分暴露瘤体，进行肿瘤切除。
创口内，乳白色的神经和红色的血管交织在一起，手术刀稍有不慎就会伤及患者头部的某项功能。
“舌神经断了，就失去了味觉，半侧舌头就是木的。舌下神经碰断了，半侧舌头就歪了。如果损伤了面神经，左脸就直接塌了。”刘静明清楚这些，他把耳机线粗细的神经小心拨开，瘤体逐渐清晰。
一个小时后，颌面的血管和神经被完全“游离”干净。刘静明摘下除病理样本外第一块真正的肿瘤，200克。
睡在手术台上的鹰哥并不知道，自己曾无比期待的这一刻已经到来。从两个月前第一次查出肿瘤后，她几乎每天都在经历恐惧。
那段时间，她和父母一起，每天辗转在广东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期望从医生口中听到自己还有救的回答，但就连被护士搀扶着走进诊室的老教授都向她摇头。
鹰哥越害怕，肿瘤长得越大。它就像一个把恐惧当养分的怪物，在一个月内快速膨胀，鹰哥左脸逐渐变形，颧骨外凸，左眼球不能向外转动，左耳失去了听力。
每天从医院回来，她晚上几乎都睡不着。她在网上拼命搜索，希望找到一个跟自己病情相似的人，“希望找到一个好消息说他已经被治愈”。结果还是让她一次次失望，她找到的最大一例脑部肿瘤只有8厘米长度。鹰哥成了一座孤岛。
她说自己熟悉那种“孤独”的感觉。4岁被送回老家，第二年弟弟出生，她一年最多见一次父母。小时候老家到父母家还没通高速公路，她要一个人坐7个小时的大巴车赶过去。爷爷奶奶嫌电话费贵，平时想爸妈时她就写信，然后等他们打电话回来。
在爸妈家，她住爷爷奶奶的老房间，睡“爷爷那个年代的木床”。后来床被虫蛀了，爸爸给她换了套Hello Kitty（卡通形象名）的家具。这让她高兴了两个星期，“尽管我喜欢的其实是皮卡丘（卡通形象名）”。
跟父母在一起，一家人有时也会去海边散散步，但很少说话，“很闷的那种”。她无数次想亲近父母，但总觉得跟他们“有距离”。
在朋友眼里，她独立、倔强、喜欢保护别人。确诊后，她第一次强烈地期待，有人能保护自己。
4
12时，耳鼻喉头颈外科和眼科医生分别顺利切除了一部分肿瘤。这时候，手术已经越过颧弓，往额头下方区域深入，真正进入了侧颅底。
在这场手术刀的接力中，张家亮的最后一棒开跑了，这也是整台手术最复杂凶险的部分。
刚接过手术刀，他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术中病理检验还没有结果，但手术进行到这里，必须决定要不要换上“应急方案”，从脸部开颅。
术前医生最担心恶性肿瘤，那意味着肿瘤必须被彻底切除干净，这同时要求手术视野得到充分保证，手术入路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从脸部开颅。
从肿瘤对骨组织的破环程度判断，医生倾向认为肿瘤是良性。但术中肿瘤大量出血，又符合恶性肿瘤的特征。在等到病理检验这个“金标准”前，医生不敢作出任何判断。
“进行开颅核算。”有医生提议。
所有人都等着张家亮的决定。他蹲在地上，眼睛与鹰哥的头部平行，正在解剖。
他选择再一次冒险。
“先别开颅。”他告诉身边的同事，自己会在保证鹰哥面容和神经功能不受损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切除肿瘤。
张家亮把一根筷子长的镊子深入鹰哥的额角下方。这里是颞下窝深区到颅底的部分，视神经、面神经、三叉神经，包括动脉和静脉，在这一区域集中。
“颅底的各种大血管特别丰富，每一个孔每一个洞都有不同的神经、血管。一刀下去，切的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动脉。”张家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颅底供血占人体三分之二的供血量，一旦血管破裂，轻则把血止住，但血管供应的功能区功能丧失。重则血止不住，“下不了手术台”。
在显微镜下，鹰哥的肿瘤紧紧包裹住颈内动脉，钢制的镊头被放大，占据着大半个显示器屏幕。
镊头在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张家亮保持蹲姿，侧着身歪着头紧盯创口内部的变化。口罩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他眉头没松开过，向上抬眼的动作在额头挤出一层层皱褶。
“平时手术为了降低感染概率，术者应该尽快进行手术。但这个部位就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多慢都不嫌慢。”刘静明拉长语调说。
13时，好消息送进手术室。术中病理检验结果显示，鹰哥的肿瘤是良性的，医生们都松了一口气。
在此之前，鹰哥曾被多次诊断为“鼻咽癌”。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鹰哥和父母来到他们求医的第六家医院。见到医生时，已经是傍晚。医生说，她脑袋里长的可能是恶性肿瘤，“应该早点来看”。父母不甘心，为女儿哀求着一个床位做手术。
已经在不同医院奔波了一个多月的鹰哥再也忍不住了，她拉着爸妈冲出医院：“我要马上去北京，一分钟都不想再耽误。”
她想再做一次尝试，把最后的赌注压在北京的医院。可在广州的经历已经消磨了父母最开始的侥幸，他们准备接受女儿就要离开的事实。
鹰哥记得，在深圳一家医院，医生从她喉咙里取病理样本，她痛得晕倒。爸爸抱着她跑到病房，看着她往垃圾桶里“吐了大半桶血水”。那时她虽然半昏半醒，仍能感觉到，抱着她的父亲哭得颤抖。
那是她第一次见父亲哭。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男人再也不怀揣“女儿的病可能是检查出了问题”的幻想。
身边的亲人也要放弃了，有人向鹰哥父母提议，不如把看病的钱交给孩子，让她开开心心出去旅游，走好最后一程。
听到女儿赴京的决定，父母犹豫了。父亲告诉她，自己要先回单位请假，随后赶去北京。从来没有出过广东的妈妈一直在哭，说不出一句话。
“我自己去，就在今晚。”鹰哥告诉父母，不带一丝犹疑。
5
14时，张家亮仍然蹲在地上，在手术最危险的区域做最后的探索。
他再次遇到了难题。这个部位的瘤体与已经切除的部分不太一样，他看到藏在侧颅底的肿瘤没有光滑的包膜，而是像一串长得很密的葡萄。
这要求张家亮解剖时需要更加小心，要在显微镜下极其精准地把瘤体和组织分离开。
“这个难度非常大，在医学上叫‘钝性剥离’。”刘静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相当于钻到骨窝里了。”
张家亮要对肿瘤发出最后一击了，他先给瘤体血管做了结扎，防止切除时大量出血，然后把一个镊子状的电凝刀以最慢的速度挪向了肿瘤底部。
“嘀、嘀、嘀……”手术室忽然响起急促的报警声。
“收缩压60！舒张压30！”护士急忙向医生报告。
张家亮心头一惊，血压太低了。手术刀停止了前进，鹰哥还躺在手术台上，整个人依然安静，看不出任何变化。
他清楚，临床上这样的血压完全可以被诊断为“低血容量休克”，他怕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他抬头望向麻醉师，可还没开口说话，对方就告诉他：“这边我撑着，你接着做。”
电凝刀重新向深处移动，麻醉师把提前准备好的血袋挂上，鹰哥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
“当时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患者伤口暴露时间长，体液蒸发造成慢性失血，可能会引起血压降低。”医生术后分析，“也可能是手术时牵拉了颈内动脉，刺激了调节血压的‘压力感受器’，同样会造成患者血压变化。”
15时，手术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一块瘤体被划开，高频电凝刀触碰到瘤体内血管时，血管脱水凝固，发出“吱吱”的声响。出血止住了，手术室弥漫着血肉焦糊的味道。
张家亮取出了最后一块瘤体，和先前取出的3块摆放在一起，总重量超过500克。
被肢解的肿瘤离开了鹰哥的脑袋，已经永远失去作恶的可能。
刘静明再次上台，和他之前说过的一样，“用最精细的手法”缝合了由他打开的创口。
最后一根缝线被剪断时，手术室的时钟停在了16时。
鹰哥记得自己被推出手术室后，曾有短短几分钟的清醒时刻。她看到一向严肃的张家亮对着她笑，告诉她：“脸上没有疤，头上也没有。”还开玩笑说自己“第一次趴着做手术，从一楼掏到三楼。”
20年前，张家亮刚调到神经外科。当时的科室主任接诊了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的头部长了一个980克重的肿瘤。那台手术轰动了医院，老主任切掉的，是至今为止张家亮见过的最大的脑部肿瘤。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肿瘤最终也被成功取出，小姑娘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两年前，当时的小女孩已经30多岁了。她忽然找到老主任，说自己的弟弟今年高考，在志愿表里填上了医学院，他立志成为一名医生。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故事。”张家亮说。
鹰哥醒来，再次看到爸爸，她发现这个男人的眼神变得很温柔。他与女儿之前很少交流，现在每天守在床边，不厌其烦地问“吃什么，喜欢什么”。
术后几天，鹰哥虽然一直发着高烧，仍然会头疼欲裂，但她却说那是自己最幸福的日子。因为那是她能记得的，父母在身边最长的一次陪伴。
“他们眼里只有我，没我弟弟，我不是赚大了吗。”鹰哥笑着说。
从发现肿瘤到顺利出院，不到3个月。一年快要过去了，之前的一切都化成鹰哥脖子下方一道细细的疤痕，“就像一场梦一样”。
距今3周前，她到北京复诊，见到刘静明，开玩笑问对方“还认不认识自己”。刘静明笑了，他说小姑娘虽然看起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但自己会永远记住这个特殊的病号。
现在，鹰哥恢复了生病前的样子，一直困扰她的“大小脸”也不再明显。她的耳机里经常循环播放着姚贝娜的《心火》。她最喜欢里面一句歌词：重生在缝补的躯壳。
从广州去往北京的夜班飞机上，她坐在爸妈中间。当时已经接近午夜，机舱里的人大多睡着了。鹰哥左手握住爸爸的手，右手握住妈妈的手，然后手指用力紧扣。三个人沉默着，但鹰哥说，她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