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能看出法蒂和塔里克是从叙利亚而来,尽管他们走在德国的大街上。
看到景区里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板,他们的反应是“这么像”,因为二战德国废墟里哇哇哭的孩子,跟现在的叙利亚孩子的眼神、身形都一模一样。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里,也只有他们会毫不掩饰吃惊地蹲下来,研究抱着狗乞讨的年轻人,想要搞懂为什么“德国那么好的福利,也有乞丐?”城市里爆发反难民抗议,两个人非要去现场看看,哪怕很多人告诉他们这太危险——“对一个在枪弹和炮火下生活过4年的人来说,什么主题的抗议游行都称不上危险”。
他们留着大胡子,说着流利的英文,穿着再普通不过的套头连帽衫、羽绒服,嘻嘻哈哈地跟摄影师开玩笑:“当心哦,跟难民在一起,你们现在就是全德国最危险的人了。”
在那个冬天,刚落脚德国的法蒂和塔里克决定开始一场漫长的旅行。其时正值德国“难民危机”矛盾最为尖锐之时,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们走在这片收容了自己的国土上,想要真正认识这里。
3月底,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国际传媒艺术节”活动中,我在这部最后被命名为《我们的德国——两个叙利亚人的冬日之旅》的电影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法蒂是建筑师,39岁,长相帅气,性格活泼,总是那个能最先跟陌生人搭上话的家伙。他不会德文,也能靠着表情、手势沟通下来,跟人说说笑笑。
旅伴塔里克,看起来更年长一些,是一个大学老师,平时更沉默,也更害羞。
冬夜里,两个人穿梭在参加反难民活动的人群中,把这帮号称讨厌他们的人的主张,近距离听了个仔仔细细。一片群情激愤中,法蒂苦笑着望向镜头:“太熟悉了,这简直跟回国了一样,那么多的仇恨。”
他熟悉人们眼睛里的那种神情。因为无知而滋生的恐惧,被虚幻的民族感一包裹,就迸发成了自豪。在叙利亚,他读多了那样的言论,看多了这种表情。当他逃难到德国,以为这会是个全然不同、和平美好的世界,却在最反对他们的人身上见到了一模一样的特质。
而塔里克一路直摇头,也不搭话,最后恍然大悟似地说出一句:“他们根本不是反对难民啊,他们就是讨厌所有的外来人口。”
看到这里,我突然就想,艺术节现场的美国观众,有多少会觉得,这是一个只与德国有关的故事呢?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也从荧屏上激情的口号、扭曲的面孔中见到似曾相识的蒙昧?我在许多地方都见过那样的无知、傲慢、排斥,最近的一次,便是在举牌反同性恋、反移民的美国极右翼身上见到的。
我也曾有过那样恍然大悟的时候:“什么捍卫保守价值观,捍卫纯洁性啊,看看这一个个致力于把陌生人想象成妖怪的人,就只是自私自利、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罢了。”
到这种时候,真是觉得国籍、宗教或种族的区分都模糊了,横亘在眼前的,唯有人性。充满仇恨的时候,人和人是那么相似。
仇恨带来的后果也是相似的。
在旅途的中段,法蒂与塔里克拜访过带着稚子在德国谋生的难民同胞。因为偏见,左邻右舍不愿与她往来,她也找不到工作,眼看着生活一步步走向绝境……说着说着,这个年轻的母亲哭了。
与街上的本地乞丐攀谈。对方告诉他们,自己不想上班。上班,就是给老板剥削,日子毫无意义。于是这个小伙子抱着宠物狗坐在大街上,放5个一次性塑料杯在眼前,杯上写着5种致幻剂的名字,“靠自己的幽默感赚钱”。
不想上班的德国小伙子可以坐在大街上乞讨,而难民是没有权利这么做的。尽管他们在德国能享受到的临时住所、生活条件都是按照最低标准配置的,依然有大把本地人觉得,他们是入侵者。
仇恨与排斥令难民的处境艰辛。重建生活越困难,越多人便难以维持住那个令人同情又不犯错误“完美受害者”的形象。
“很多人都说叙利亚难民喜欢撒谎。是的,我要逃到德国来,要过10个关卡,在每一个关卡,我都得给自己编一段令人信服的故事,才能被放行,才有希望继续逃亡。许多人,当他们终于抵达欧洲之后,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也会揣测对方爱听什么话,然后顺着对方能接受的意思说。”法蒂觉得,这是长年高压的政治环境使然,并不是叙利亚人的人性。
可是,那些对他们恨之入骨的人,未必愿意花几分钟了解一下他们遭遇。
塔里克想起自己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天,与所有学生都见了一面。大家讨论着大学里的话题,他却在心里跟每一个人告别。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即将逃亡,他也不知道那些人里有多少个能活到战后。法蒂曾经拥有一个大家庭。他的大哥在美国当外科医生,另一个兄弟在加拿大做工程师,他和父母留在故乡。他逃亡德国之后,原本计划去美国与大儿子团聚的父母,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旅行禁令,滞留叙利亚。
他们说,故乡已经被炮火夷平。
旅行的最后一站是二战时的一个集中营。看着犹太人成批成批被归置到一起,面对纳粹军官的老照片,法蒂红了眼眶,掩面离开。
“你要是去问经历过二战的人,为什么会让那么惨绝人寰的屠杀在眼皮子底下发生,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不知情。可是我想说,他们知道。”他说,“他们只是故意别过头,不去看。他们知道,这个地球上,有人遭遇着悲惨的事情;他们知道,那里的情况比地狱好不了多少。可是不去看,他就可以说,这不是我的责任。”
“……那都是谎言。你们是有责任的。”
他说的是二战,还是叙利亚战争呢?
在集中营遗址,两个人沉默着站了许久,怔怔地望着眼前的景物,就像在问一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黄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