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载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但古往今来,能同时完成这三个目标的人寥寥无几。然而,王阳明却被后世认为是“三不朽”人物。清代学者王士祯在《池北偶读》中赞道:“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这也是王阳明备受后人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立德,开创阳明心学;立功,43天平定宁王叛乱;立言,龙场悟道之后开馆授徒,最终留下39卷《王阳明全集》。
在儒学史上,王阳明能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如此非常人物,也必有非常之经历。王路平先生浸淫阳明思想研究30余年,他在《论王阳明悟道弘道的心路历程》一文中指出,立德是王阳明“三不朽”的关键所在,立德如活水之源,之后立功、立言是水到渠成之后的弘道。而王阳明立德悟道的历程,王路平先生认为有一个“三嬗变”:始泛滥于词章,继学朱子之书,又出入于佛老,最终龙场悟道而始入圣人之门。
王阳明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家学极为深厚,父亲王华35岁考中成化辛丑状元,任京师翰林院修撰,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12岁时随父寓京师就塾师。在北京期间,王阳明与传统儒学弟子一样“泛滥于词章”,又“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阳明在词章方面的兴趣,一直到31岁才觉悟而中止。他在京师时曾与文学“七才子”结社,先与之唱和,后即弃之。他慨叹“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认为词章之学不能解决安身立命的精神生命问题。
王阳明17岁在南昌结婚期间,曾与铁柱宫的道士讨论养生术,并修炼导引术一个通宵。阳明出入佛老,尤其对道教的养生术感兴趣,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患上了肺病,想借助佛老之术医治肉体生命的病痛。30岁时,他曾在九华山无相、化城诸寺院与和尚谈佛参禅。31岁时他移居杭州西湖养病,遍历西湖的南屏、虎跑诸寺。并在家乡会稽山阳明洞筑室修炼道教的导引术,前后达一年之久。但他发觉道、佛二教遁世修炼不但不可以治国平天下,而且在启发人们觉悟方面,也不及孔孟儒家之道高明和切合中国实情。经过长期冥思苦想后,他终于与佛道二教决裂。
18岁,朱熹学派后人娄一斋曾向他阐述朱子的格物穷理之法。朱子认为一草一木都包含至理,阳明在北京以父亲官署中的竹子为对象,试图穷究竹子之理,苦思达7日之久,以至于大病。27岁时,再读朱子之书,结果仍感到朱子之心与理终判为二,外物之理如何能促使自我达到圣人之境,阳明不得其解,遂再一次引发大病。两场大病后,阳明对朱子之法产生了怀疑。34岁时,在京城与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交往中,湛若水的“自得”思想给阳明以启示,对他尔后龙场悟道提出“吾性自足”说有很大影响。
正德三年(1508),37岁的阳明在龙场悟道,这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分水岭。阳明抵达龙场,当即面对环境艰险、居无定所、生活无着、疾病缠身和本地官吏迫害这五大苦难,这五大苦难的折磨超过了一般人所能忍受的限度;在龙场这种出生入死的临界境况下,长期困扰阳明心中的生命精神归宿问题再次空前大爆发。德国存在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认为,大病、生死是人实存的“临界境况”或“边缘处境”,它能促使人突然觉悟,发现日常世俗生活的虚幻和无聊,大病、死亡迫使人们重新检视生命存在的本真价值,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阳明设想:“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于是他抛开一切得失荣辱、生死之念,开始静坐沉思,以求静一,他终日默坐“玩易窝”中,冥思苦想,反复诵读《周易》,终于悟出“心即理”之道。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龙场悟道”。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自觉得失荣辱、生死之念皆已超脱。接着他以自己的体悟印证于五经,无不契合。之后便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并奠定“致良知”的理论基础,进而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心学理论体系。王阳明“龙场悟道”的高光常为后世重视,但正如王路平先生所敏锐指出的“三嬗变”是阳明心学的学术成长过程,而“龙场悟道”则是这一嬗变过程的辉煌结果;这一判断与黄宗羲所言“(王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完全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