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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一个网络段子对于科学就没有影响。”
要成为一名有建树的科学家，深耕所属领域的知识固然重要，但同时，在谈到个人成长问题时，87岁高龄的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宝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强调：“我们应该涉猎广泛，把各方面的东西联系起来，一专多能。”
刘宝珺自中学时代接触到“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后便一直很推崇它，他自己也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受益者。
由于对物理、化学学科触类旁通，作为一名地质学家，刘宝珺的主要学术成就之一，是将地质学中沉积成岩、岩相、构造的分析和物理化学热力学结合起来，提出了“沉积期后分异作用与成矿作用”理论。鉴于他在地质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1996年刘宝珺在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获得了世界地质科学最高荣誉——“斯潘迪亚罗夫奖”，成为100年来世界上获此殊荣的第20位地质学家。
但相比荣誉，他更为看重的却是：“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这个阶段对于一个人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会影响一生的走法。”
战火中立志“科学救国”
刘宝珺出生于天津。从“懂事起”，他的记忆里就充斥着凶神恶煞的日本兵。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6岁的刘宝珺听到了南开中学被轰炸的炮声。等到他读初中时，他所在的河北省立天津中学里已经有日本教官入驻，并且强迫中国学生学习日语。
“当时有个教官叫五十川省吾”，70多年过去，刘宝珺依旧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只与他们相处一年多的教官名字。“他穿着军装来上课，一双马靴在台上踱来踱去，特别厉害，上课吓得学生冒冷汗”。
刘宝珺记得，被日本兵控制的学校不得不按照东京时间调整作息，日语被列为主要科目，日本教官“哇啦哇啦”骂起人来特别狠。但哪怕心里再恨，刘宝珺在街上遇到日本兵也必须鞠躬行礼。这个初中生和他的同学们甚至不得不在棍棒下为日本军方修飞机场、运送物资、种水稻和挖战壕。
尽管他们明着挖战壕，然后再偷偷填上，但还是咽不下当亡国奴这口气。“那个时候中国老师已经没把我们当孩子了，把中国清朝以来的屈辱史讲得很细。我们知道列强已经欺负中国到无以复加，一定要亲身让中国富强起来！”
这段受压迫和欺辱的少年经历，让刘宝珺坚定了日后的“走法”——科学救国。事实上，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选择。刘宝珺说：“我们必须关心中国的前途，大家都在思考要投身到哪一领域救国，要么搞实业，要么学技术，很少有人想将来要赚钱或者当官。”
高中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刘宝珺本来有机会去南开大学念化工，或者去燕京大学念化学，但选志愿前夕他收到一封在清华大学读地质系的学长的来信，信上说：“你来清华读地质。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5亿人口……我们要发展重工业，资源不够……国家很需要地质人才！”
最后刘宝珺便去清华学了地质专业。和他一样，南开中学与他同级的一百来人中，绝大部分同学最后都选择了自然科学或者医学这类专业。
“开放式”教育培养“多面手”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在苦大仇深中浸泡了8年的刘宝珺开始真正体会到中学时代的乐趣。
“我们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当时的校长是张伯苓先生。”刘宝珺特别为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自豪，“这里培养出了六十几位院士和两位总理。”
在这所推崇大公无私、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联系实践的学校里，刘宝珺遇到到了颇具才情的老师，被培养成了思维活跃的“多面手”。
“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大纲，老师们都自由发挥。”刘宝珺非常享受这种充满发散思维的课堂。他的英语老师李木是一位翻译，在上英语课时对外国文学作品信手拈来；教历史的苏子白老师讲起历史故事滔滔不绝，“学期完了课本只讲了两页”；教语文的高老师走路都拿着书看，对俄罗斯、法国和英美文学了如指掌，上课经常给大家介绍世界名著……
刘宝珺在这种活跃的学术氛围内度过了高中时期。同时，他还特别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
“当过体育干事”“加入校篮球队”是令这位成就斐然的老院士极为骄傲的经历。“我的老学长、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还跟我说，他们曾经从天津走路去山西调研，下乡采访，了解民情。” 刘宝珺乐呵呵地回忆。
活跃的学术氛围，以及那些与学术活动看起来不沾边的事情，在刘宝珺看来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深信：“教育不是管制，而是要为学生提供创造和自由发展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刘宝珺成为热爱数理化、精通外语、迷恋文学、擅长运动、乐于交际的“多面手”。良好的理科和语言基础为他日后从事科学研究作了良好的铺垫；强健的身体让他能够经受得起地质考察工作的艰辛；文学等其他爱好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
就像南开中学校训要求的那样，刘宝珺不但努力进取，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同时也成为一个拥有“完全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对此，他十分感念自己的中学时代。
穿自己补的篮球鞋
与彼时南开中学中生活优渥的同学不同，刘宝珺的父亲本是南开大学的数学老师，但当时微薄的工资不足以供3个孩子读书，所以便转入薪资水平较好的中学教书。
那时刘宝珺在南开中学住校的伙食费一个月8块钱“基本交不上”。而他的两个弟弟干脆改成走读，“中午带一块饼子、一块窝头，再到食堂舀一碗酱油汤就着吃”。
但即使饭吃不饱，刘宝珺也要打篮球。在注重体育文化的南开中学，身材高大的刘宝珺是出了名的篮球健将。“我五叔也是南开中学毕业的，他是‘南开五虎’之一。”刘宝珺所说的“南开五虎”是19世纪20年代中国篮坛的传奇人物，在这批人的熏陶下，南开中学的篮球文化代代相传，受五叔激励的刘宝珺篮球打得自然不会差。
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刘宝珺总是能杀进校篮球队，但他没穿过一双真正的篮球鞋。“过去我们都穿自己补的鞋打篮球，我也自己纳。”刘宝珺笑着说，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壮汉手拿锥子补鞋底的场景让他恍同昨日。
后来，五叔把自己已经穿破洞的旧篮球鞋传给了刘宝珺。这下可算有双“真正的篮球鞋”了，把刘宝珺欣喜坏了：“我给鞋打了一块补丁，同学看见了羡慕得不得了呢！”
成长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即使连一双篮球鞋都买不起，刘宝珺也从没把赚钱设定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专业的大弟弟刘宝璋，毕业于南开大学半导体专业的二弟弟刘宝瑢，以及他们许多的同龄人都是如此。
所以，谈到现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时，年近90岁的刘宝珺似乎有点看不明白了，他困惑地问记者：“我们这些老人有时候有点忧愁，怎么现在大家都要去当明星、搞金融，选择学物理的比例那么低？”
本着广泛涉猎的原则，思维依旧活跃的刘宝珺最近也开始学习金融知识,“我也明白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买房、结婚、生子……”
刘宝珺年轻时就一点也没考虑过个人生活问题吗？
“当时真没想过个人利益，只考虑国家需要。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把日本兵赶出去，第二个任务是让中国富强起来。” 刘宝珺说。
但他“忧愁”的是，现在不少人似乎没那么爱国了。去年年底，中国科协邀请刘宝珺去给全国的科技记者作讲座，他讲的主题就是：科学家的爱国精神。
刘宝珺明白，和老一辈科学家不同，没有了做亡国奴的危机感，以及被欺辱后强烈的反抗和自救意识，当代年轻科学家自然不会和自己有相似的心路历程。但作为被爱国情怀激励的一代，刘宝珺深知家国担当对科研工作者的重要性。
他有时觉得，似乎现在对中国过去所受的耻辱讲得不够，无法引起大家忧国忧民的意识；有时认为现代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不够自信，甚至存在误解。
但到底该如何去解开自己的困惑呢？87岁的刘宝珺还是改不了忧国忧民的习惯，他依然在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