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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5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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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必须跟中国国情结合

厉以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5月16日   04 版)

    中国的改革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刚粉碎四人帮,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当时有一场全国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是由于这次讨论,人们的思想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从这儿开始。那么,改革究竟该怎么做呢?中国的改革是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尽管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和城里人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城里人有城市户口,能够有粮票、油票还有其他的各种票,农民没有,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样的话,改革就是要从农村农民的需要改起。

    大讨论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农民绝大多数是主张承包制的。因为大包干可以吃饱饭,他们就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步,从农村的承包制谈起。我们该怎么来解释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必须跟中国的国情结合在一起,我们推行承包制,并且以后陆陆续续把农民的承包制规范化,承包制的效果在以后两三年之内就显现了,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了,鸡鸭鱼肉香油花生米,过去看不到的全都有。农民富了,农民开始进城了。不仅这样,农民大规模养鸡养猪了,粮票油票取消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的作用,也不能回避掉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作出的成绩。再到后来,大家感觉到劳动力多了,这怎么办?劳动力多了就办乡镇企业,办乡镇企业当时是适应农村需要的,因为农民要盖房子很多建筑材料买不到,农民自己生产了,这就是乡镇企业的雏形。

    1980年代初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你去挤公共汽车、坐长途汽车、坐火车都会看到一些农民模样的人穿上了西装,他们是谁?他们是乡镇企业推销员,因为乡镇企业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在正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的一个新的市场。于是,大一统计划市场打破了,乡镇企业市场起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把经济特区这个概念用在沿海城市。首先是深圳,深圳建的一些楼,速度之快,速度超过了香港,让人感到奇怪。农民的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改革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3块大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我不得不讲,这就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农民会搞承包制,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摁手印,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户农民有责任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到18岁,这是中国才有的,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我们学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改革在城市中,有两种改革思路出现了。一种改革思路是放开价格,一种改革思路是明确产权,在经济学界争论,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实践证明了开放价格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呢?因为物价会飞涨,物价飞涨,持续混乱,所以说1988年刚准备放开价格,结果那些抢购就开始了。有的老太太买了一箱肥皂放家里,有的买了好几台电风扇放家里,为什么?怕货币贬值。中国的改革可以改价格,但必须跟其他相配套,配套改革中国才能平稳。这个方面我们牢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是生产决定流通,中国应该要走生产决定流通的路,生产就是把产权改革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就是改革。

    所以我们的改革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流通的思想推行的,这就是产权改革。中国制定了第一部证券法,中国的证券法出台让我们走上新的产权改革道路。但这时候又有新问题了,新问题是什么呢?国有企业怎么改,国有企业改革当时遇到了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发行的股票谁来买呢?而且这里弄得不好就失去了原来意义,变成投机倒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行了一条新路,这就是存量先不动,增量先行。什么叫存量先不动呢?凡是那些大的资本暂不上市,上市的是增量,100亿元的投资中有70亿元存量不动,30亿元增量先动,增量可以流通。于是中国开始走上“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路。但后来又发现问题。发现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增量先行,存量不动,存量摊子大,小股东在市场上买了股票却没办法参加董事会,这是中国股份制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当初增量上市的时候,存量不动,在招股说明书中有明确讲我们招股是增量,增量招股,招股可以卖,存量不动,这就是说存量暂不上市。招股说明书讲了,现在要开始动存量,这就违背了当初的要约,要约讲暂不动,现在动了,那就应该给购买股票的人以补偿。于是中国就实行了补偿的办法,凡是买这个股票增量部分的人,现在都会根据存量上市流通的情况进行配股补偿。这个是全世界的难题,别的国家没这么搞过的,中国搞了,而且成功了,这就是中国第二次股份制改革。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情况去实践就会成功。比如,土地流转有一个前提,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公共所有制不能侵犯,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这也是一种创新实践。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指引下,才有更多的新路可以走。

    北京大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学之一,愿意跟所有的研究者共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

厉以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5月16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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