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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究竟缺失什么样的死亡教育？24岁的张庆南对此有自己的体会。
张庆南是北京科技大学大四的学生，他在回忆起自己大一参与的一个多学期临终关怀志愿服务时，内心充满了庆幸和感激。这段经历让他遇到了一个70多岁的忘年交，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他也深深体会到了那种被他人需要的价值感。
志愿者负责临终患者的心理疏导
对于张庆南来说，这是一段充实的经历，然而他至今也没有和父母提起过这件事，因为他知道在老家，人们对死亡的忌讳，也明白爸妈无法理解临终关怀的价值。也是由于这种忌讳，在患者的反复建议下，张庆南志愿服务的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不得不把“临终关怀病区”的牌子换成“生命关怀病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即便改名以后，还是有患者觉得“生命关怀病区”不吉利，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考虑再换一个更委婉的名称。
北京老年医院2010年就成立了临终关怀科，该科室主任姜宏宁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目前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基本上由医生和护士来负责，但是对于选择临终关怀的病人来说，除了病理上的舒缓，心理健康与否也十分重要。国外由大量社工人员对临终关怀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国内在社工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可以由一些志愿者来填补，主要工作是陪患者聊聊天，给他们读读报，虽然是一些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即将离世的人来说，已是莫大的宽慰。
生命关怀病区里的忘年交
张庆南几乎见证了梁爷爷在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生命关怀病区住院直至离开人世的全过程。第一次见身患癌症的梁爷爷时，他的白发还相对浓密，等到一年后，张庆南要当兵来找梁爷爷告别时，他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
还记得第一次为梁爷爷进行志愿服务时，大一新生张庆南和另外两位同学紧张得不知道该如何说话，“基本上就是梁爷爷在引导着我们聊天”。当时梁爷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还比较好，张庆南和其他志愿者有时候会聊一些他不是很感兴趣的话题，梁爷爷也会尽可能地去倾听、附和。在老人的包容下，志愿者慢慢地摸索出了陪伴老人聊天的方式，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后来随着“业务”的熟练，张庆南便独自负责梁爷爷的志愿服务。张庆南回忆说，当时我们平均一周会服务一到两次，护士告诉张庆南，每到该去医院的日子，梁爷爷就会提前开始念叨“庆南该来啦”。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张庆南觉得特别好。
后来梁爷爷的精神状态慢慢变差，有时候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张庆南便在床边给他读书、读报，直到梁爷爷慢慢地睡去。张庆南入伍以后，经常给梁爷爷写信，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的医护人员还拍了一张梁爷爷看信的照片，照片里的梁爷爷看起来很开心。
然而，梁爷爷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给在部队的张庆南写信告知了此事。张庆南得知这个消息，忍不住哭了……
如何感悟生命
张庆南前前后后共为梁爷爷服务了40多次，写了20多封信，在这段长达两年多的交往中，张庆南和梁爷爷都没有提过死亡这件事，也从未进行过生死观的探讨。
张庆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进行志愿服务之前，他们就被告知尽量不要和患者谈论和死亡有关的内容，“我们主动说，会显得不礼貌，患者更不会主动去提。”
其实，不光是志愿者，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心翼翼地对待“死亡”这个词。在这里工作了8年的护士刘晓惠告诉记者，“患者刚住进来的时候，我们是不聊病的。我们会提前向家属了解患者的兴趣爱好和感兴趣的话题，挑患者愿意说的内容说。”
医护人员也会和患者聊一些人生过往中成功的事情，让患者觉得人生快乐、没有遗憾，最后才尝试性地和患者说，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让患者慢慢地对死亡没那么恐惧。
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没有谁比刘晓惠更能体会死亡教育在中国的匮乏，所以她曾经尝试着身体力行地来做一些改变。在女儿上初一的时候，刘晓惠曾经和她谈过一次关于死亡的事，主要是想让她明白爸爸妈妈没有办法陪她一辈子，最终都会死去。结果就把孩子给说哭了。刘晓惠的女儿边哭边说：“妈妈，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想聊了。”
张庆南也说，在没有接触临终关怀之前，他生活中从来没有“死亡观”这个词语。接触了之后，会思考“死亡”这个事情，偶尔会想到之前背过的古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固知一死生为虚诞”，等等。
在临终关怀科的经历，张庆南更愿意称之为“一次死亡的启蒙教育”。对于这个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年轻人来说，死亡依旧是一件遥远而模糊的事情，但是将来当死亡来临时，他或许会比别人多一份坦诚和从容。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昶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