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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多部委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试点不同形式的中高职贯通和中本贯通，职业院校学生升学通道得到了拓展。
这种拓展对现实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职教育的吸引力，促进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缓解了部分生源紧张的高职院校的招生压力。另一方面，却也引发了职业学校升学热，强化了中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应试倾向。部分职业学校借此机会片面追求升学，将主要的办学精力放在提高升学率上。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个别学校甚至以数学分数仅考20分、30分即可上本科作为招生宣传重点；许多地区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已超过50%，一些“著名”中职学校每年本科录取人数高达数百人。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应当与产业用人需求大致匹配。职业学校学生的学历提升，是否有来自产业需求的支撑呢？笔者在东部沿海进行了广泛的企业调研，并未得到太多的正面证据。多数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并无严格的学历要求。部分德资企业表示，针对部分岗位，中职教育阶段的双元制毕业生更加符合需求。现实的困难在于，企业在招聘环节却越来越难以找到适合的中职毕业生。
在职校升学热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两对关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人才培养结构和产业用人需求之间的关系。在前一对关系中，普职融通的规模、标准是重中之重；而处理后一对关系，关键在于促进区域层面的产教融合。
作为国际上最受推崇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职业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上述两对关系，值得我国借鉴。首先，德国职业教育维持了与高等教育之间有限的融通。在2014年，职业教育毕业生中升入大学的人数尚不及毕业生总数的5%。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就读的标准较高，只有在获得了师傅证书或职业教育毕业3年以上并经过大学的试读考核（或能力认定）后，才能实现升学。这一融通标准，既奖励了通过职业教育获得高级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也在开放融通可能性的同时，坚持了高等教育较为严格的入学标准。
其次，德国职业教育与产业保持了紧密联系，且这种联系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这种区域层面的产教融合具体体现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区域分布上。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德国职业学校的平均学生数为1136人，每个企业平均接收约6名学徒进行培训。以人口约108万的科隆市为例，全市有职业学校29所，分布在全市的不同区域，在校学生约4.15万人，平均每所学校约1431人。这些规模不大的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与周边产业高度关联，也主要与周边企业合作进行学徒培养。
通过妥善处理上述两个关系，德国职业教育维持了培养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核心使命。至于升学通道，只是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
反观我国的情况，职业学校升学热的负面影响已然发酵。首先，它削弱了职业学校融入区域产业的动力。在家庭选择学校时，升学导向的职业学校其质量信号更容易观察，且更容易受到家长认可。而在公共资源分配时，目前的拨款机制又未能很好地甄别升学导向的职业学校和就业导向的职业学校。双重激励下，一些原本产教融合出色的学校也逐渐倾向于举办升学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度不断下滑。其次，它激发了过度教育。部分企业表示，中职阶段的学徒制毕业生更加契合其岗位要求，但由于中职学校的升学转向，企业不得不转向高职寻求合作。
在需要职业教育对接产业转移的中部某省，已经对职校升学热采取了措施。遗憾的是，应对手段是削减对口高考本科招生指标。这一做法，无疑为升学热泼上了一盆冷水，但是却治标不治本。对于职教和高教的融通，大可不必纠结于通道的大小，而应听取高等院校对入学标准的要求，尊重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规律。
笔者认为，在少数发达地区，可尝试让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职校升学标准的制定过程。针对少数高技能人才，提供特别的升学通道。此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职业学校升学冲动，还应重塑职业学校的评价体系和质量信号，并根据这一信号进行公共资源分配。在拨款机制的设计中，应调整升学型职业学校的生均拨款权重，向真正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学校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