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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5月3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冰点特稿·第1100期

漫长囚禁的“中场休息”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5月30日   12 版)

    “5·12”地震后,崇州监狱组织服刑人员紧急转移

    监狱民警与服刑人员

    陈家安和妹妹

    陈家安在离监探亲教育大会上

    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签署离监探亲监督责任书

    杨严给父亲看自己在狱内获得的荣誉证书

    5月10日,四川省崇州监狱的服刑人员陈家安吃过早饭,没有像往常一样排在队列中走向劳动车间,而是留在了监舍。

    这一天是陈家安离监探亲开始的日子。接下来的5天,他将暂时告别漫长的监禁生活,回到家庭和社会。

    这已经是崇州监狱今年第三次开展离监探亲工作,往年通常只有一次。在这之前的大背景是,春节期间全国共有311所监狱批准999名服刑人员离监探亲,全国范围内如此大规模的离监探亲活动,在司法行政系统还是第一次。

    脚步声越来越近,陈家安迅速起身,双手紧贴裤缝。

    “走吧。”监狱民警说。

    8年来,他第一次跨过监狱门口那道粗重的红色警戒线,向远处的滚滚车流走近。

    第一天:陌生的回家路

    陈家安是在一间会议室见到父亲和两个妹妹的。

    他们没有拥抱,也没有哭。以往大多数隔着玻璃的亲情会见,双方总是哭的时间多,说话时间少。这一次,坐在一旁的父亲也没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从纸袋里拿出新买的衣服,想让儿子穿上。那天崇州突然开始下雨,天气阴冷,陈家安只穿着短袖的囚服。

    过久的期待在这一刻相顾无言。今年元旦获批离监探亲的崇州监狱服刑人员杨严记得,见到家人时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母亲只是轻轻拍着他的手,“先不说,先不说”。

    陈家安向监狱作出一连串的保证,包括每天早晚在固定时间给监狱打电话“报告活动情况”,并跟父亲一起在监督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之后,他才把新衣服的标签扯掉,从头到脚换上。他看上去高高瘦瘦,如果纸袋里装的囚服和番号牌不被发现,他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规定,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许离监探亲。按规定,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不需要民警押送,也无需穿囚服戴手铐,依靠自觉主动返监。为了降低脱逃等再犯罪的风险,监狱将前期的筛查工作织得像蜘蛛网一样细密。

    在司法部2001年发布的《罪犯离监探亲和特许离监探亲规定》中,要求服刑人员必须同时具备执行有期徒刑二分之一以上、宽管级处遇、服刑期间一贯表现良好、探亲对象常住地在监狱所在的省(区、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等4个条件。在此基础上,监狱还要多次、多层级研究评议,并在近年加入了心理评估,预判可能产生的风险。

    全监共几千多名服刑人员,陈家安是获准离监探亲仅有的两人之一,也是2018年崇州监狱参与离监探亲的第三十一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在离监探亲这一天,他们急切地脱掉囚服,暂时放下过往,只想当一回儿子、丈夫、父亲。

    并不是所有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都有机会再次扮演这些平凡的角色。王国涛的父亲在他服刑期间去世,他甚至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回家尽孝的方式只能是在坟前长跪不起。

    回家的路是陌生的。有人在监狱里关了近10年,经常把2015年说成2005年。早些年家人需要坐长途大巴来接服刑人员,如今大部分都有了自己的车,土路也修成了高速路。回家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家安始终挺着腰杆,双眼盯着窗外。入狱那年他19岁,喜欢穿皮鞋,觉得像个大人。8年后,他脚上穿着崭新的白色运动鞋,妹妹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穿这种鞋。杨严没有再回到以前跟母亲和姐姐租住的房间,这几年母亲在外地打工,自己攒钱买了一套有电梯的公寓。王国涛的儿子长高了。邱迪的父亲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矮小了许多。

    对他们而言,许多记忆都很难跟眼前的景象重合。陈家安看到10年前在地震中被震垮的房屋,如今修葺一新。他的认知就像那些垮塌的房屋一样,需要被一点点重建。

    第二天:被遗忘的罪恶

    总有些地方是熟悉的。这些年来,陈家安的父亲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添置了不少家具,儿子的房间始终没动。回家第一天晚上,陈家安几乎没怎么睡,他已经不习惯在黑暗中入睡了。

    他想到晚上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现在是个好人了。”又想到白天他走出监区时,狱内公示栏上印着监区服刑人员犯罪致死人数,他入狱时,曾让这个数字上升了一位。

    陈家安的父亲至今不知道他的犯罪经过,只知道9年前一个冬天,原本在家务农的他跟同村一个绰号叫建娃的朋友走了,说要出去赚钱。陈家安小学肄业,修过路、挖过矿,但干的时间都不长。那次去都江堰,建娃说他的“大哥”彬娃碰上了点“麻烦”,就一起去“帮忙”。出发的时候3人各自在兜里装了一把小刀,当时他身边的年轻人中许多都有这个习惯,也是一种“时尚”。

    陈家安已经记不清打过谁、被谁打过,只记得那是一条幽深的巷子,天已经黑了,没有路灯,两旁是居民楼,隐约有做饭的香味。出事之后,陈家安在“彬娃”的安排下去了彭州,“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几天后在茶馆被捕时才知道有人在那场打斗中失去了生命,指认现场时,地上有一大滩血迹,那时才感觉到害怕。根据法院的判决书,行凶的是“彬娃”,而陈家安也参与了打斗,被判13年。他被带走时,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

    那次“帮忙”持续时间不过十几分钟,他的人生却从此被改变了。

    王国涛也曾让狱内公示栏上的数字上升一位。起因同样十分琐碎,一次跟朋友喝酒,觉得邻桌的声音太大,两桌人就借着酒劲打了起来,酒瓶哐啷碎了一地。

    在失去自由之前,家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跟家人的分离往往比被捕时来得更早。出事时王国涛的父亲还健在,但他不敢回家,在外躲了好几个月。邱迪在一次冲突中砸了对方的老虎机,并拿走了里面的钱,被判抢劫罪。他曾经在外潜逃7年,甚至躲到了西藏,几年没跟家人见面,手机号换了好几个,出门会戴上一副没有度数的眼镜。同样犯抢劫罪的杨严生活在单亲家庭,在大街上见到父亲他会装作没看见。陈家安离开家不久就换了手机号,因为“不想让父亲找到他”。

    但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家成了唯一的主题。监狱民警会不定期对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进行“视频点名”,他们必须和家人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家也是唯一能忘记他们罪恶的地方,没有人主动提起那段往事。直到探亲结束,陈家安的父亲也没有向儿子问起当晚的经过。杨严每次说起自己的愧疚,母亲总会把话题岔开。张新然的哥哥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王国涛入狱的时候儿子还小,这些年他总是告诉儿子自己在监狱上班。

    身体的记忆会不合时宜地提醒他们自己还是个服刑人员。尽管前一天熬了夜,陈家安早上还是不到6点就醒了。他习惯性地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在监狱整理内务一样,直到母亲夺下他手里的扫帚。在家短短几天,她只想让儿子好好休息。陈家安几年前患上了口腔溃疡,严重的时候疼得吃不下饭,体重比8年前轻了很多。

    这几天,陈家安在大多数时候是个普通人,甚至带有更多的善意。服务员端菜上桌他会说“谢谢”,遇到窄窄的路口要请别人先走。只是总有一些场合需要他的真实身份。县城的医生问:“怎么拖了这么久才来检查?”他说:“在里面待了几年。”

    “里面”和“外面”似乎是某种获得普遍默认的暗号,对应的动词是“进去”和“出来”。

    “出来了吗?”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医生希望能进行长期治疗。

    “还要进去。”

    第三天:十年巨变

    陈家安回家的第三天是5月12日。这一天,整个中国都在纪念同一件事:汶川地震10周年。亲历者只是一小部分人,而陈家安就是其中之一。10年前,他的爷爷奶奶在地震中丧生,旧居如今已经只剩下一段残垣。

    那时他刚刚出去打工。家在汶川县雁门乡的高山上,只有悬崖边的几亩梯田,早年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茄。地震那年,从国外引进的车厘子树刚刚栽下,需要好几年才能长成,家里生计困难,打工是唯一的出路。

    地震发生的时候,他还没“进去”。可是灾难的降临不分内外,大地在同一时间开始摇晃,四川省内多所监狱跟不远处的居民楼一起裂缝、垮塌,服刑人员们和普通人一样,冲出房屋的时候来不及带上任何东西。事实上,他们除了家人的照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物品。被关押在阿坝监狱的杨朝华当时因杀妻刚刚入监一个星期,地震的时候正在监舍学习行为规范。他右手有残疾,原本对活着并不抱什么指望,但那一刻的第一反应还是:跑。

    一栋楼里几百名服刑人员从各个楼层往下跑,跑过平时需要听从指令才能越过的监舍、过道、大楼的一道道铁门,一直跑到空地上。远处依山而建的围墙正在垮塌,但没有人继续往前跑,那块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后很多人说,那一刻他们唯一想争取的自由就是活下去。

    幸运的是,四川省内靠近震中的几所监狱都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几小时后,所有服刑人员已经在空地集合,民警和特警都已到位,床铺和被褥也被搬下来,整齐地摆放在棚子底下。那块空地就是他们的监舍,点名依然每隔一小时进行,睡觉、起床都有口哨作为提醒。对服刑人员来说,阳光和空气既是自由,也是束缚。灾难为他们重新建立了一座牢笼。

    在当时,“牢笼”不只是存在于监狱里。由于地震,灾区的许多道路无法通车,通讯也已经中断,许多还在外地的民警也要赶回监狱,在路上穿过漆黑的隧道,睡过拥挤却安静的集装箱。回家的路陈家安整整走了两天两夜。

    对监狱来说,这座天然的牢笼并不可靠。几天之后,受灾最严重的阿坝监狱开始了对服刑人员的“千里大转移”,把服刑人员分批次转移到其他监狱。杨朝华是最后几批被转移的服刑人员之一,他记得天不亮就被带上一辆大巴车,跟邻座的服刑人员戴同一副手铐。两侧车窗都被报纸遮挡,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往何处。从茂县到崇州的直行路面已经无法通行,只能绕路,平时几个小时的车程走了整整一天。为了确保押解途中的绝对安全,服刑人员被规定中途不能下车,车上有一个移动马桶,为了不上厕所,很多人一天都没有喝水进食。直到将近凌晨,车子才驶进崇州监狱的大门。

    陈家安的跋涉也终于到了终点。到家时,爷爷奶奶已经遇难,他和家人在废墟中挖出了遗体。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按照羌族的风俗,他们在去世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对木棺。被发现时,遗体和木棺一起被压在碎石之下。

    那一年,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特地开展了一次震后离监探亲活动。有人的孩子在地震中丧生,也有人的父母成了终生残疾。汶川博物馆里常年播放着地震一瞬间地动山摇的视频资料,陈家安的妹妹看了几秒就捂着嘴跑开,他在后面默默递上纸巾。如今走在汶川街上,他几乎找不到一点往日的影子。经历过地震和入狱的双重灾难,他对家乡的陌生感是成倍的。

    正是从那年开始,四川监狱的离监探亲工作开始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并且走在了全国绝大多数监狱的前头。2017年,司法部提出“治本安全观”,鼓励监狱通过各种手段激励服刑人员改造,各地再次大规模试点离监探亲活动。10年来,每年崇州监狱都会在春节安排服刑人员离监探亲。而从今年开始,频率和人数都大大提升了。

    地震也间接促使四川监狱加快了“从山区到城市、从田间井下到车间教室”的转移速度。震后,崇州监狱已经从距离城区几十公里的山上全部转移到了城区西郊,监区与居民区仅一墙之隔,几百米外就是喧闹的菜市。以前监舍的通铺也改成了上下床,监区内有了电视、书架和心理咨询室,以及规范化的小学课堂。

    陈家安和杨朝华就是在监狱内获得小学毕业证。杨朝华今年刚刚符合离监探亲的全部条件,原本也申请了离监探亲,可是因为剩余刑期还有4年多,风险较高而未能获准。

    “盼了这么久,还是没盼到。”他所在的车间正在加工月饼礼盒,这让他更加失落,因为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吃月饼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当前离监探亲工作开展的主要阻力是容错纠错机制还不够成熟,监狱民警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很大。”崇州监狱民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也是很多监狱多年来没有开展这个工作的原因,怕‘惹麻烦’。”四川监狱系统却一直在坚持,12年来批准了4387名罪犯离监探亲,全部安全按期返监。

    地震之后,陈家安曾经“非常听话”,在家里老老实实种地,“哪也不敢去”。可一年多以后,真正的牢笼还是来了。

    第四天:与家和解

    今年的母亲节是5月13日,陈家安在入狱前从来没为母亲庆祝过这个节日。这天他决定,自己去地里采摘车厘子,让父母在家休息。车厘子树早已长得老高,并成为了汶川县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家里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年车厘子成熟的四五月份是最忙碌的时候,陈家安觉得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帮家里做的事情了。

    家庭带给他的并非像这短短几天一样,只有温暖。父亲从小对他很严厉,印象中从未表扬过他,也从未有过像样的沟通。邱迪的父亲因为他逃学,曾经把他捆起来送回学校。

    杨严的父亲曾经在打他时把衣架都拍断了,下岗之后经常喝酒,有时会“发酒疯”。他和姐姐从来都是匆匆把饭吃完,避免跟酒后的父亲说话,“他都说一些很无聊的话题,比如让我们以后去当工人”。他入狱之后,父亲曾经写信给他,责备他不听话,还把自己曾经得过的“先进工人”荣誉证书复印给他看。杨严当场撕得粉碎,跟母亲说不要让父亲继续写信了,“那么多年都没管过我,现在倒要管了”。

    这次回家,严厉的父亲们都老了。杨严的父亲还住在离婚前一家人住的房子里,他和姐姐的房间一直没动过,曾经玩过的沙袋和双截棍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这次回家,他特地把自己在监狱里获得的所有荣誉证书都带在身上,摆了满满一桌子。父亲仔细端详了半天,只是不停地说“好”。他下岗之后做了厨师,做好一桌饭菜总喜欢问孩子们“好不好吃”,也曾想听到一声“好”,但孩子们总是显得很不耐烦。破碎的一家人坐在一起,能聊的话题跟以前一样少,父亲最终说带他们出去散步,绕着新修的公园走了两个小时。

    邱迪已经听不懂轮椅上中风的父亲说的话,只能靠猜。张新然的母亲在得肺癌之后还坚持去监狱看过他,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他记得母亲以前是个很讲究的女性,喜欢浅色的旗袍,现在却终日卧床,头发全白了。而王国涛永远见不到父亲了。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在没人的监舍跪着哭了一个多小时,面前摆了几根香烟,权当祭奠。他曾经梦到过父亲带着笑容说“终于回来了”,却又突然消失在眼前。

    对服刑人员来说,“父亲”这个身份很难有机会做得更好。王国涛的儿子不爱说话,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总是“问一句答一句,有时干脆不应”。他把原本夹在驾驶证里的儿子照片放到囚服的衣兜里,时常想起从前开车的时候,儿子喜欢钻在他握着方向盘的臂弯里。作为父亲,如今他只能从一张张照片中感受儿子的成长。这次回去,他特地带儿子去当地的五星级酒店吃自助餐、泡温泉、看电影,儿子只喜欢看喜剧片,生活给的悲伤已经够多了。

    张新然的女儿不愿意让父亲拉自己的手。开家长会时,女儿每次都跟老师说“爸爸出差了”,她已经“快编不下去了”。

    邱迪曾经有做父亲的机会。当时他尚未入狱,女朋友已经怀孕5个月了,最后还是做了引产。“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被抓,害怕孩子没有父亲”。

    杨严很讨厌别人说自己像父亲。尽管他们都有些急躁、固执,还都当过兵。他唯一一次记得来自父亲的关怀是送自己入伍的路上,父亲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只记得自己一路都不停点头,希望对话赶紧终止。相比关心,他更能记得父亲的过错。

    这么多年,他始终没叫过父亲。探亲结束之前,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勉强叫了一声,心想“叫就叫吧”。他说自己出狱后有时间的话还会去看望父亲,但“很可能没时间”。

    第五天:“自在”与自由

    陈家安离监探亲已经到了最后一天。监狱规定在下午4点半之前必须返监,否则以“脱逃”论处。这一次,他跟家人的告别并不忧伤,甚至有些轻快。他申请了假释,如果获准,他就随时能跟家人重聚。

    回监那一刻,陈家安觉得释然。关押太久,他一定程度上已经跟社会脱节,走在外面总觉得惶惶不安。大多数人入狱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和微信朋友圈,也没有打车软件。王国涛打车送儿子上学,下车前还在掏钱包,妻子悄悄跟他说“已经在手机上付过了”,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回到监狱的那一刻,是囚禁生活的重新开始,却也让他们获得了另一种自由,不用奋力追赶时代的自由。

    很多服刑人员已经习惯了监狱规律的生活。监狱里每个人都是一串编号,任何行动也都有缜密的轨迹。陈家安能流畅地背诵整本《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手册》,即便回到家里,有人问起他的编号,他依然会不自觉地把右手抚上左胸,那是他的番号牌所在的位置。回到监狱之后,他说:“出去不自在,回来才自在。”

    监狱的生活也让他们重新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世界。探亲期间,邱迪特地去书店买了本《货币战争》,他在监狱曾经看过这个系列的其他分册,很感兴趣。入狱后,他突然发现以前自己过得浑浑噩噩,“金融危机来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几年他自学了素描,经常临摹其他服刑人员的家人照片,画完就送给对方,却从没画过自己的家人,“觉得拿不出手”。陈家安喜欢打篮球,高瘦的他是前锋。杨严每天劳动结束后都要在监区前的篮球场跑步1小时,读书笔记做了十几本,衣兜里总是装着一支笔,他说“想活的面积更宽广一点”。

    通常用不了太久,参与过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就能彻底跟家人团聚,最长的剩余刑期也只要1年左右,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太多“自在”的时间了。服刑人员之间有独特的打招呼方式,生人见面先问一句:“你还有多久?”现在的杨严会不好意思地回答:“还有3个月。”他觉得自己刑期将满对别人是一种伤害。他发现,通常关系好的服刑人员刑期都差不多,这样更容易获得心理平衡。

    陈家安有时会想象自己出去以后的日子。母亲已经亲手绣了几双小鞋子,放在他的衣柜里,男款女款都有,那是给他未来的孩子准备的,尽管他还是单身。在他老家,结婚生子依然是一种成熟的标志。陈家安的妹妹和男朋友一直没有结婚,准备等他出狱再办。原本妹妹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绍给他,还给他带过照片,他欣喜地夹在几十张家人的照片里,时常翻看。只是对方没等到他出狱就嫁人了。他不打算在本村找,因为“名声已经不好了”。杨严的母亲跟他聊起这些,他说,“现在不是我挑人家的时候”,“还是事业为先”。

    陈家安原来想过出狱后放羊,因为“赚钱快”。现在只想先踏踏实实帮家里种车厘子。杨严喜欢旅游,出去后想先痛痛快快玩几天,“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做了两年老病残监区的监护员,现在的邱迪觉得“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不在乎长短,在乎质量。”他显得坦然。

    几年前,杨严的姐姐帮他把QQ账号昵称改成了“倒计时”,签名就是他剩余的刑期,每年改一次。进入最后1年后,签名变成了每个月改一次。现在停留在“3个月”。他自己在心里把这个单位变成了“天”,每天早上默默地减去一位数字。数字越变越小,他却不敢再想了。因为“越想时间过得越慢”。

    第五天半夜,陈家安迷迷糊糊醒了过来,睁眼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家里。他想起真正的夜晚是黑色的,想着那片黑夜,他突然觉得安心,很快又沉沉睡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服刑人员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5月30日 12 版)

漫长囚禁的“中场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