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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往东，一共有6个山口——乌图布拉格山口、科克塔什山口、角尔赛山口、塔木齐山口、塔拉夏山口和那依木山口，有3个界碑——288号界碑、289号界碑和290号界碑，有19公里长的边境线，这就是我的防区。”
刘宗霖少校带着几个战士和民兵乍一走出哨所，就被山口吹来的狂风刮得东倒西歪。他们努力排成队列，向边境二线铁丝网走去，风立即把他呼喊的口令从嘴边刮走。
虽然沿线已经布设了24小时电子监控，但刘宗霖每周仍至少要亲自带队巡查3次，或骑摩托，或骑马，或徒步。新疆天亮得晚，他一般上午11点出发，背上馕和矿泉水，到下午6点，把防线走一个来回。
和平的年代，友好的中哈边境，只有25户“冬窝子”牧民的荒凉辖区，长年累月没什么大新闻发生。除了偶有越界的牛羊触发警报，刘宗霖在这19公里边界线上遇到最严重的“治安事件”，也只是有内地人跑来采山珍，挖药材。
但是这儿不能没人。以前，它只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民兵夫妻哨所”，从去年底“升级”为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伯里克特公安边防派出所与兵团民兵的联合执勤点。
刘宗霖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博乐城里的家了。实际上，在一个月前，部队就已经完成了对他的“病退公示”。他正在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退役命令。他是新疆公安边防官兵人人仰慕的“全国十大边防卫士”，也是个患癌10年的“老病号”。“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极端气候环境，实在不适合他生活和工作。
去年6月，部队照顾这个“老典型”，把刘宗霖调到工作量相对较少的伯里克特公安边防派出所，并且特意不安排他分管任何具体工作。
“结果他反倒成了所里最忙的人！”副教导员杨景芳说。因为刘宗霖各种边防勤务全都干过，并且都干得很出色，他看见啥活儿就干啥活儿。他手把手地教新来的学生警官怎样走访群众、调解纠纷，怎样作笔录，他替内勤烧水做饭、担任“万能的修理工”。
他知道自己服役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但还没有亲身在边境执勤点工作过，一直引以为憾。去年8月，辖区内沿边的怪石峪警务站需要一个牵头的“领导”，跟所长平级的刘宗霖马上把这活儿抢了过来。
他在那里坚守了一个冬天。对于旅游者来说，那是个美丽的风景区。对于刘宗霖来说，记忆里充满了风和雪。在瞭望哨被风吹得站不住，警车被风刮得直摇晃。雪深30到50厘米。每周都有自驾游的旅客车进去出不来，需要刘宗霖带着战士来推车。
一天，景区里的哈萨克牧民米拉提汗报告：他家里的50只羊丢啦！刘宗霖立即带着8名武警官兵进山，在雪地里找了3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0点多，终于把所有的羊都找到了。
在严冬的雪窝窝里，他曾连续两个月没回家。妻子托所里干警捎来鸡汤，他喝得一滴不剩。
认识他的同事不约而同地称他是个“儿子娃娃”——这个词几乎囊括了新疆人的所有优秀品质：耿直义气、豪爽热情、有胆有识、真爷们儿、敢于担当、敢于奉献、大气忠诚，等等。
他刚参加工作时，在维吾尔族聚居的青得里乡派出所，发现有一个叫比比努尔的汉族弃婴，被一位维吾尔族残疾妇女收养。他发动战友们捐款，协调政府部门为其办理收养、落户、低保、入学手续。刘宗霖本人承担了比比努尔中学6年的学费，直到她考上新疆农业大学。“比比努尔一开始管我叫叔叔，现在改叫哥哥，真的长大了！”刘宗霖幸福地说。
维吾尔族小兄妹阿迪力和古丽尼格尔，跟着妈妈四处漂泊，从南疆来到北疆，寄居在一户种棉的亲戚家里。刘宗霖在走访中碰到了，主动与他们结为帮扶对子，帮他们重返校园，并承担起兄妹俩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多方奔走解决了他们的户口问题。他也帮了这个家庭6年，直到去年8月，哥哥阿迪力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
“前天，阿迪力的妈妈古再丽努尔给我打电话呢！”刘宗霖掏出手机给我看，“她不会说汉语，每次来电话都要到村委会找个翻译。其实就是问候一下身体。”
他为辖区群众办过8000多个身份证、3000多个户口本，为60多名困难群众、200多个“黑户儿童”落了户。刘宗霖结婚时，虽然早已离开青得里乡，但有五六十位青得里的乡亲跑来州驻地参加他的婚礼。
现在，是他从遥远的家乡沂蒙山区来到天山西脉守边的第十九个年头。他没有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