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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5年的人生中，胡东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孤身一人。
从他的住所出发，走路几分钟就能到达春熙路——这是成都市最热闹的商业街，路边冒着热气的火锅店经常通宵营业，满载的货车需要在天亮之前抵达，为第二天的各色相聚作好准备。胡东屏几乎没被邀请参加过任何聚会，除了下楼买菜，他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窝在自己二三十平方米的昏暗房间。
没什么人能跟这个老人作伴。10岁时，他离开父母，从位于四川省眉山市的老家来到成都读书。17岁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父母离他而去。此后的几十年里，所有跟他有所牵连的人都相继离世，包括他的弟弟妹妹，以及在成都留宿他的亲戚。
他一生未婚，没有孩子，更没什么朋友。有街坊邻居跟他在一个小区同住了十几年，只见过他两三次。甚至连健康也离开了他。十几岁时胡东屏患上了骨结核，因为没钱医治，只能敷上几片草药缓解疼痛，右臂慢慢扭曲变形，无法伸直。
生病之后，他拒绝别人帮助。他学着用左手吃饭，用左肩扛起装满草药的竹筐，沿街叫卖。同行扛10筐，他只能扛6筐，几百米的路程，他中途要休息三四次。
多年来，长久陪伴他的似乎只有腰间的几把钥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东屏买下了亲戚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房子，经过几次拆迁，原本一套几百元的房子如今变成了两套房产、一间商铺，总价值几百万元。他没有手机，也没有钱包，这一串叮当作响的房屋钥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就在不久前，他连这份最后的“陪伴”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把名下两套房产和一间商铺悉数捐给了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用于帮助残疾学生上学。
房屋的过户手续还没有完成，但负责办理胡东屏捐赠事宜的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汤全说，胡屏东的捐款，“应该是这3年，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一笔裸捐意愿。”
可是，这样的重大决定，似乎也没有在胡东屏的人生中激起多大波澜。“我年纪大了，留着钱死后也用不上。”他把玩着那串即将不属于自己的钥匙，谈论死亡的语气就像在谈论一顿晚饭。事实上，他在两年前就把捐赠意愿写进了遗嘱里，为了不“被坏人陷害”而丢失财产，他选择立即进行捐赠，“晚了怕来不及”。
胡东屏身上深色的衬衫洗得有些发白。有人说很少看到他提着荤菜回家，买的最多的就是3元一块的豆腐，家里甚至没有电饭煲，只能做稀饭。他做过最奢侈的事情之一，就是花20元听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川戏。
他不会使用互联网，附近银行的工作人员常能看到这个并不高大的老人，要么揣着现金，要么攥着存单，多是存钱，取钱的时候很少。每月光靠租金，他的收入也能有上万元，但这对他来说并无用处，每月1600元的社保金足以覆盖他的全部花销。
捐赠后短短几天，记者纷纷上门拜访，邻里热切地跟他攀谈，甚至有企业被他感动，给他送了1万元钱。对此他始终不能理解，“我是捐钱的，为什么要给我钱？”他把收到的钱又气哄哄地捐给了四川省残联，甚至连别人提上门的水果都不收。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对他来说，孤独“不是负担”，而是“人生的常态”。
他喜欢一个人的生活。每天按时起床，尽管不出门也要洗把脸，用变形的锅碗瓢盆为自己准备好一日三餐。在他看来，人生没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了，“生活就是一天三顿饭，吃饭才能活下去”。去年他在租客的劝说下买了一部手机，前几天不慎丢了，也不打算再买一部，“反正也没什么人联系”。家里没有电视，只订了一份报纸，以及成堆的书，大多是侦探和历史小说。他爱看故事，有时会自己跑去市中心的电影院，跟一群抱着爆米花的年轻人一起坐在黑暗里。
有人说他“怪”，他也不介意。“嘴巴长在人家身上，你也拦不住。”原本坐着的他站了起来，似乎是某种表态，“我觉得自己这样过很好。不可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前些年弟弟妹妹去世时，他回了一趟老家，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就走了。“人不可能永远伤心，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一个人。”
他一辈子都在努力过着孤独的生活，也想让别人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真正独立。在路边见到乞讨的残疾人，他会用自己健康的左手投下几枚硬币。他希望捐出去的财产能用来资助残疾人上学。
“我想让这些孩子未来能更有机会自食其力，想让他们证明，没有谁比谁差，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一样的机会。”他听起来颇不耐烦，“这是人人都该懂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