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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
近日播出的央视文化节目《朗读者》第二季第五期里，藏族作家阿来朗读的是自己的代表作《尘埃落定》里的一个片断，在现场，他说要把这段朗读献给滋养了他和这本书的民族和土地。
2000年，当时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成为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这部以汉语描写康巴藏族土地已经消亡的历史和不可复制的美的作品，被读者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而评委对它的赞许是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这一期《朗读者》的主题是“等待”。每个人的生命里都要经历无数次的等待，从茶马古道上一个偏僻、贫困而又闭塞的小村庄走向梦想中的文学殿堂，阿来的人生旅途当中也充满了一次又一次的等待，等待知识改变命运，等待文字改变世界。在他看来，所谓等待，就是在寻找一种使命。而等待的意义，需要人们自己赋予和定义。
对阿来来说，他的代表作《尘埃落定》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等待的故事。
1994年5月，阿来开始创作《尘埃落定》，写了大半年。“我家窗户外面是一面山坡，那时白桦树很清新，刚刚发芽，高原上阳光又特别透，然后突然一下好想写东西，故事这样开始的。写到秋天，那些人开始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的结局。白桦树也开始落叶了，开始凋零。我写完小说那一天，我一看那个树林，树叶早掉光了”。
12月底，这次写作画上了句号。放下笔后，阿来开始找出版社，“结果去一家说不行，去两家不行，一直去了十几家”。编辑们的意见很一致：小说太高雅了，不少读者喜欢通俗，你可以改一改。阿来拒绝了：“这本书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改，你们发现错别字就请你们改一下。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出不了没关系，现在不出，总有一天会出的。”
直到小说完成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个编辑听说后找到阿来，一个多月后，双方签了出版合同。“当时签合同我记得是两万册，后来我回成都不久又接个电话，对方说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某某某，我说什么事，是不是又反悔了？他说不是，说我个人太喜欢这本书了，白天看了，晚上回去又看，看了个通宵，自己很激动，看完了，早上敲社长的门，说这本书两万册太少了，我们得印个十万八万的。”阿来说，1998年到现在整整20年，这本书一版再版，已经销售了超过200万册，海外还有十几个版本。
“我们肯定都等待过什么，对我自己来讲，比如说一本词典一个通知书，如果人一辈子把每一个等待的具体目标都固化在物质层面，听起来也无可厚非，但有点悲哀。在我们成年以后，更多的建设，我觉得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心灵跟情感上。”阿来说。
《尘埃落定》里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二少爷，是个傻子，也是一个被嘲弄的、被边缘化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孩子。阿来笑言，童年时的自己身上有很多二少爷的影子。
阿来从小就对文字充满兴趣，“语文课本，刚一开学我拿到一周就看完了，那个时候我们乡村又没书，我们那儿跟外界就只有一条公路通过，有时候汽车上掉下来一张破报纸，我都捡起来可以从头看到尾”。
1977年恢复高考给阿来带来了一次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那时候阿来已经在一个山沟的工地上当了一年多工人，一天他曾经的一位老师托人带话给他说，阿来，你是我的学生里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孩子，恢复高考了，一定要去试试。阿来立即赶去报了名，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知道自己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阿来记得考试前一天晚上，夜里12点他才下班，工棚里随便吃点东西，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往县城赶。20多公里的土路山路，阿来在上坡和下坡的起伏中，打着手电骑了两个多小时。赶到县城，天还没亮，冬天很冷，阿来没有睡下，他等待着太阳升起，直接进了考场。接下来的一个月，阿来差不多每天都走一个多小时，去离工地几公里的小邮局等待录取通知，后来，邮局的人远远地看见他又来了就摇手说：你回去吧，没有。就在阿来几乎要放弃等待的时候，一次偶然从邮局路过，工作人员招呼他，说有信了。一打开，正是阿来朝思暮想的录取通知书，他被当地一所师范学校录取了，而这也成为阿来真正读书的开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图书馆，以前我哪见过这么多书，我就泡在图书室里，后来慢慢我跟图书馆的老师认识了，平时下班故意让他们把我关在里头，我就在里头读通宵”。
1989年，阿来同时出了两本书，“那个时候旁边人叫你诗人，叫你作家，这两个词，在我内心里，我觉得是两个非常神圣的词，我觉得我当不起”。阿来说，从1989年年底开始，一直到1994年，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们在省里开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会，开完会下山，大家都上了中巴车，我背个双肩包下来了，没有任何预估，我就顺着大渡河边往上游走，我的家乡就在上游。结果这一走，我差不多将近走到源头”。
“有时一天就走二三十公里地，清晨、黄昏、暴雨之前，暴风雨之后，那种美给你的震撼，慢慢会内化到你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里头去，重新书写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语言好像都受过那些影响。”七八百公里一路走下来，阿来觉得好像领悟到一点什么，开始严肃地对待文学这件事情，也更能体味等待的价值。
回忆等待《尘埃落定》出版的那些日子，阿来没有犹疑，站在《朗读者》的舞台上，他难掩心中的自豪和笃定：“那一年我干了一件对得起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可以干这件事情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