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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读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前后《赤壁赋》……宋朝是中国文章的一大渊薮，你能够理解编辑一部《全宋文》的价值了吧？这部由四川大学古籍所和几家出版社历经21年推出的《全宋文》，分为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内容遍及文史哲经各个方面；全书所收近18万篇各种体例的文章，有不少是首次公开发表，9000多位作家中的95%在此前未编入过专集——《全宋文》这部大型断代总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是又一座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主编之一曾枣庄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再晚几年可能就编不成了。”他坦率地慨叹这一路艰辛，“如果问我来生还编不编《全宋文》，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编了，因为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全宋文》风云际会，甚幸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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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的成都，整座城市被裹在一层细密的薄雨中。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家属区住宅楼，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到了著名文献学家、宋代文学史家、三苏研究专家、81岁高龄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曾老先生还未言语，就先递上一本淡黄色封面、竖排繁体字的《全宋文编纂资料》。
一翻开书页，启开话匣子，记忆就沿着时间轴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回到那一项震动学术界的文化工程。
1985年，在曾枣庄、刘琳的率领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开始编纂《全宋文》，至2006年最终全部出版，历时21年，方修书功成。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是我国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颂赞、传状、碑志、哀祭、祈谢等15个大类，共360册、8345卷，收入宋代的单篇文章178292篇，总字数逾1亿，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经济、教育、科技、军事、法律制度等方面。
《全宋文》收录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95%的作家在此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全宋文》的出版，对于完善宋代的学术文献、填补宋代文化的研究空白都具有深远意义。
2018年，距离《全宋文》编纂工程开启已有33年时间，距总集出版完毕也流逝了12年。在成都家中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曾枣庄庆幸那个时代编纂《全宋文》，查阅文献资料等方面还是赶上了好机遇，“再晚几年可能就编不成了。”而他也坦率地慨叹这一路走完的艰辛——“如果问我来生还编不编《全宋文》，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编了，因为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
《全宋文》编纂工程，为何发轫于蜀地？修书21年，一群人又曾在岁月河流里书写了怎样的沧桑和心血？
刚满一岁的古籍所，和一个知难而进的选择
1984年6月，曾枣庄和刘琳分别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调到刚诞生一年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但当时古籍所经费和研究人员都极其紧缺，几乎就是一个空架子。于是古籍所紧急招兵买马，引进一批文史方面的青年研究人才，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后来这群青年就成为编纂《全宋文》的主力军。曾枣庄说，正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学历也高，所以编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本来刘琳研究魏晋南北朝，我一直研究宋代，最初古籍所是想搞两个方向，后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基本上都集中到宋代了，魏晋南北朝那一块基本上就没有做了。”
研究人员队伍初步成形，古籍所开始筹划“上项目”。
“当时最早提出来是要编《全宋诗》，后来北大说他们已经上了，当然我们跟北大就不能比，北大要编我们就只好改为编《全宋文》。”
最早是刘琳先提出编撰《全宋文》，认为这样学文、学史的力量都可以上。曾枣庄比较担忧《全宋文》难度大，“我主张系统整理点校宋人别集，拿得起，放得下，风险小一些。”
曾枣庄表示，大概在犹豫半年后，1985年暑假，古籍所认真分析和论证编纂《全宋文》的实际可行性。首先是《全宋文》的艰巨性：“一是工作量大，现存宋人别集是唐人别集的3倍，宋人别集分量大，《全唐文》有900多万字，《全宋文》比《全唐文》大10倍，即有近1亿字。”二是查书范围广，当时他们仅据《中国丛书综录》统计了一下，需查的书就多达四五千种；三是编《全唐文》有旧藏《唐文》稿本和《文苑英华》等大型总集作基础，而现存宋人总集多是选本，分量不大，几乎需要从头开始；四是编总集，需加新式标点，校点工作量大，出现的差错将更多。
“当时编《全宋文》困难是比较多，我们当时调查了川大图书馆跟四川省图书馆，基本上这些书都有，但是版本不好，善本尤其少，所以就需要到北京、上海、南京去查书，查不同版本的书，这个工作量比较大。”
曾枣庄回忆，分析完“艰巨性”，他们便同时衡量了该任务的“可能性”。85％的宋人别集可以在成都寻得；有杨明照、缪钺等一批功底深厚的老专家作指导；四川大学文史两系从事宋史和宋代文学研究的人较多；古籍所本身已有10多位研究生毕业以上水平、身强力壮的专职研究人员，可以专门从事这一工作。
综合考虑不利和积极条件，曾枣庄他们当时总结认为，编纂《全宋文》的困难虽大，但并非不可克服。
曾枣庄、刘琳他们的决定，得到了古籍所前任所长杨明照和名誉所长缪钺的同意和支持。杨明照当时的说法是：“为了培养年轻人，我同意你们上《全宋文》，但很难。”
曾枣庄说，那个时候学界态度基本都很支持，毕竟知道《全宋文》的价值所在，但难度是显而易见的。1985年11月，曾枣庄和刘琳专门到北京大学邓广铭家中征求他的意见。“他就讲了一句话，很能代表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邓广铭说很难，但是你们要知难而进。送我们出门的时候，他又嘱咐要知难而进。基本上我们就是知难而进，困难，但是一定要把它搞出来。”
曾枣庄在《〈全宋文〉编纂补记》中回忆，1986年5月，在杭州召开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重要内容之一是审定北大古文献所的《全宋诗》和川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全宋文》立项问题。时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一般起得早，喜欢闲庭信步”，有天早晨曾枣庄随周林一起在西湖边漫步，汇报了《全宋文》的准备情况。
“当时的舆论与现在不同，大都不赞成上大项目，认为搞不出来。我说，盛世修书，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做几件与我们的时代相称的工作。”曾枣庄认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编纂总集特别是大型断代总集。
“中国最早的诗歌赖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得以保存至今；宋以前不少著述赖宋初编的四大部书得以保存至今；宋人别集有将近三分之一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本子得以部分存世。”
周林当场没有明确表态，但在项目评审组上支持《全宋诗》《全宋文》上马，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三大全’（包括《全明诗》）的经费要给足。”《全宋文》顺利立项。曾枣庄指出，从通过之日起，周林老先生一直对“三大全”抓得很紧，时时督促。
为普查书目寻遍中国，住地下室啃冷馒头
“《全宋文》的史料价值远远超过文学价值，而我是研究宋代文学的，读那些毫无文学兴味的诏令、奏议、公文，而且必须逐字逐句读，确实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曾枣庄屡屡在文章中提到，他认定这一群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完成了一部大型断代宋文总集的编纂。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元明清各代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都是宋代开的头。
编纂《全宋文》是一件艰辛、繁琐，但相当值得的工作。普查资料、寻求善本阶段，川大古籍所一群人轮流出差，奔走于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和南京光顾得最多。为了节省开支和交通时间，他们挤公共汽车、住地下室、啃冷馒头，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趴在地板上、床铺上、走道里排比资料，“一张一张的条子来排比、归类”；为按出版社规定的时间出版《全宋文》前几册，暑假还依然坐班，通常每日工作10至12小时，全年无休……一切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全宋文》的普查辑佚工作的好坏和能否按时完成，是《全宋文》编纂成败的核心阶段。他们在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张《全宋文普查进度表》，按月公布每个人普查书的种数、卷数和辑得宋文的篇数。
为使工资不高的年轻人们不出去代课挣外快，集中精力作普查，古籍所从巴蜀书社预支了3万元的稿费。“根据所查种数、卷数及难易程度，按月计量付酬。平均每人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个别人有时曾上百元，局部缓和了大家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同时向校方申请，古籍所评定职称优先考虑对《全宋文》贡献大的人，“以解除集体科研在评职称中不起作用的顾虑”。
曾枣庄感叹，那个年代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寻找珍贵的善本，拍照不用花什么钱，图书馆很配合和支持他们的工作，想看什么就提供什么。“知道我们跑那么远去看，他们中午本来是关馆的，都为我们特别开放，整天都可以查。”
曾枣庄还记得他们去查看孤本的时候，为防止脆弱的孤本被损坏，“基本上桌面上铺着很厚的报纸，放在这上面，用放大镜一面看一面记录，重要的地方抄下来”。
《全宋文》编委吴洪泽，曾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参加《全宋文》资料普查、编校工作，1985年刚读硕士研究生，1986年就随着大部队走遍天涯普查文献了——“我连硕士论文都是在普查资料中形成的。”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跟着曾枣庄去北京出差普查资料，一待就是3个月。没有电脑，连查个目录卡，都是一张一张翻目录，手抄下来，做成目录卡。
吴洪泽笑着说，为了《全宋文》，“1986年，所里专门买了一台‘长城’电脑，大概5万元吧，加上机房配置，得有10多万元。电脑放在川大的第三教学楼，现在还在教学楼上。老师抄了卡片回来，专门请了一个电脑录入员”。
在吴洪泽记忆中，他们出差在外普查资料的每一天，是和图书馆开馆、闭馆时间同步的，从北京沙滩一带的地下室住处，早晨6点出门乘车去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中午买一个鸡蛋煎饼和柿子，晚间归来8点多。“图书馆对我们很好，也很佩服我们，说很辛苦。”
时过境迁，曾枣庄的言语间并不凸显彼时颠沛流离之苦：“外地查书，最初我们估计要三五年时间，实际上后来比较顺利，大概只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基本上要查的书都查完了。”由于全所齐心协力，普查辑佚提前告捷。
1987年夏天开始，古籍所进入校点、编纂、审稿阶段。《全宋文》体例方面大的问题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作了《〈全宋文〉校点工作细则的补充规定》，又编了长逾百页的《〈全宋文〉校点工作举例》，对各种技术性问题都作了统一规定，并举例说明。《全宋文校点工作举例》共分6个部分：一、《全宋文》总貌；二、作家小传举例；三、统一行款格式举例；四、疑伪互见作品处理举例；五、校记举例；六、对宋人别集的剔除和重编举例。
1988年夏，巴蜀书社出版了《全宋文》第一册。到1993年，《全宋文》的校点任务基本完成。
《全宋文》“全”在何处？——是宋代百科的资料宝库
“看到编纂者逐次增补、逐字校订的记录，看到编辑认真校阅的审慎，对于全书的学术追求和校点质量，深感钦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曾撰文赞许《全宋文》的编纂水准，“断代文学全集的编纂，应该在搜罗全备、注明出处、讲求用书及版本、录文准确并备录异文、甄别真伪互见之作、限定收录范围、编写作者小传及作品考按、编次有序等八个方面，尽可能地追求达到较高的学术质量。可以认为，以上几个方面，《全宋文》都有很良好的表现。”
刘琳在《从〈全宋文〉的“全”看其学术价值》中表示，《全宋文》没有辜负“全”字。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八，已经接近于“全”。
刘琳举例，皇帝的诏令代表了当时最高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南宋人曾编过一部《宋大诏令集》，收入了北宋诏令3000余篇，成为研究宋史的重要文献。而《全宋文》所收的各类诏令达到4万余篇，为《宋大诏令集》的10余倍。《宋史》本纪中提到的诸帝诏令，几乎在《全宋文》中都可找到其原文。”
刘琳指出，《全宋文》收了近5000篇墓志铭、神道碑之类的碑志之文，“它毕竟是记录宋人生平的原始材料，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很多重要信息”。此外，《全宋文》还收了700多篇传记、行状，利用这些传记和碑志，可以编一部《宋人碑传集》。
对于《全宋文》的资料价值，曾枣庄个人曾有几点总结。
《全宋文》堪称宋代人名大辞典。“凡文皆收，作者近万，每一作者我们都撰写了小传。为了撰写这近万人的作者小传，我们做了大量的辅助性资料工作，专门安排人收集宋人传记资料、宋人年谱（后来编成十二册的《宋人年谱丛刊》）。”
《全宋文》是宋文资料的渊薮。《全宋文》95%的作者无文集传世，都是辑佚所得；有集传世者也收有大量遗文。“例如宋祁的《景文集》已佚，今本《宋景文集》六十卷乃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自称十得七八，但清末孙星华在四库本基础上辑得《宋景文集拾遗》达二十二卷之多。《全宋文》在这两种辑本之外又辑得佚文70余篇。”
《全宋文》是宋代文学研究者和宋史研究者的资料宝库。例如《全宋文》的出版会让人们改变对宋赋和宋四六（四六文是骈文的一种——编者注）的看法，能为大众提供全面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利弊的重要资料等。
另外，《全宋文》也是做宋代理学史研究和宋代宗教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书。
曾枣庄自我感觉，总体上《全宋文》编纂过程较为顺利，而且令他欣慰的是，《全宋文》也拥有广泛的海外影响力。“日本东北大学有个村上哲见，我参观过他们那个研究所，《全宋文》摆得满满的。全宋文在国外出版影响应该算比较大的，基本上海外大的图书馆都收了，因为它用起来方便，整个宋代的文章在这里都可以查得到。”
经营所迫走出蜀地——《全宋文》出版曲折路
1988年夏天，《全宋文》第一册正式出版，7月在成都和北京都召开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的座谈会上，周林说：“《全宋文》首册今天同大家见面了，无论从整理古籍，从继承中华民族传统，还是从研究宋代文史工作来说，这部书的出版都是很有意义的，是可贺的。”
傅璇琮在会上感叹：“《全宋文》1985年秋天开始，1987年11月就把第一册书稿交巴蜀书社了。现在已经出书，出版时间8个月。目前，我们的古籍出版周期这么长，而且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巴蜀书社这么快就出版了，而且是繁体字，这就给古籍出版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
在古籍出版界，《全宋文》出版过程，是出了名的坎坷波折。这项文化工程，发轫于四川，出版原也根植于四川，但结果难免令古籍所一些内部人士感到遗憾——宣告《全宋文》全册出版完毕的地点，还是远离了蜀地。
1994年10月《全宋文》出完第50册后，由于经费原因就停止出版了。
“巴蜀书社开头还是作了很大贡献。”曾枣庄说，在资料普查阶段，巴蜀书社同意预支三四万元稿费，作为劳务报酬；在出版阶段，《全宋文》被巴蜀书社以“编出一本卖一本”的方式出版。“按常规讲，每年出10册，巴蜀书社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每年为此亏损10余万元，巴蜀书社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在1990年以前是出版社催我们。由于《全宋文》没有积稿，都是巴蜀书社催我们。但从1990年起，情势急转直下，都是我们催出版社了。”
曾枣庄表示，当时川大古籍所希望巴蜀书社每年能出30册，争取1998年出齐，不要变成“跨世纪的工程”，但事实是每出一册《全宋文》赔1万元，每年出30册就要赔30万元，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1996年3月，巴蜀书社以360万元把《全宋文》的版权转让给诚成集团，原本承诺360万元与川大古籍所对半分，无奈诚成集团中途后悔。曾枣庄很生气，交涉之后三方签新合同，《全宋文》以260万元转到诚成集团出版发行，古籍所分得160万元，巴蜀书社分得100万元。此后两年诚成集团加紧排校《全宋文》，但到1998年排版完150册后（校未完成）却停止了。
为防《全宋文》原稿丢失，经多次交涉，2001年川大古籍所分3次从北京、长沙要回了原稿。2002 年7月31日，他们同巴蜀书社签了一份《共同声明》：“由于情况变化，本月15日由巴蜀书社汪启明、段志宏、何志华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刘琳、舒大刚共同签字的《〈全宋文〉出版合同》宣布作废，双方今后都不得据此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正式解除了巴蜀书社出版《全宋文》的协议。
其后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愿出《全宋文》，最后在2003年，川大古籍所同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签了合同。曾枣庄说，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李伟国本人就是研究宋史的学者，懂得《全宋文》的价值，“他来见我，就说他集资都要出版这个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态度极其积极，李伟国亲自来成都拍板，曾枣庄他们随即去上海。“当天下午就正式签了合同，第二天早晨就通知我们第一期款120万元已经寄出，我们回成都就可以取到了。”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由于许多地名今日已发生变化，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吴县已并入苏州，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为此，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权威工具书，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
曾枣庄回忆，上海辞书出版社有18人的专业校对班子，他们以校对辞书的认真态度通校《全宋文》，并投入重金请外审。
据媒体报道，当时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陈尚君、严佐之等，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在编辑处理前，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换看法。
曾枣庄曾在文章中感慨：“上海人办事效率高，现在360册《全宋文》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而最终的出版实际上是沪皖两地出版界的“合力”——安徽教育出版社承担了全书装帧设计，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
“群贤埋首成都府，穷搜精理廿载苦。有宋一代文章在，书墙巍巍人争睹。”2006年《全宋文》出版工程完成，李伟国在一次会议上说了这样几句话。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全宋文》从编纂到出版告捷，历时21年，跨地域，跨世纪。无论如何，这是一份属于当代修书人的古典情怀，会在历史时间轴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散发动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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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文》编纂、出版大致时间表
1985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决定勇挑《全宋文》编纂重担，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申报此项目，秘书处表示原则上支持，但要得到隔年项目评审组讨论通过。
1986年：5月3日至6日在杭州柳阴宾馆召开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一致同意将《全宋文》列为重点规划资助项目。开始普查辑佚工作。
1987年：在成都召开《全宋文》体例审定会，敲定《全宋文》的体例和行款格式问题。
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了《全宋文》第一册。
1993年：《全宋文》校点任务基本完成。
1994年：《全宋文》出版完50册后，由于经费原因停止出版。
1996年至1998年：巴蜀书社以260万元把《全宋文》版权转让给诚成集团，但之后诚成集团停止《全宋文》排校工作。
2001年至2002年：川大古籍所要回《全宋文》原稿，解除与巴蜀书社的出版协议。
2003年至2006年：同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签合同，社里邀请研究宋代文史方面的专家和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对全稿进行认真的审读。安徽教育出版社承担了全书的装帧设计任务，安徽出版集团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
2006年：360册《全宋文》全部出版完毕。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沈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