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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2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科学现场

“水泥丛林”的险境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6月20日   11 版)

    几乎占满人行道的共享单车和报刊亭

    建在十字路口的报刊亭

    丹麦自行车桥

    新加坡人行道

    李迪华“火”了。不久前,他在网络平台发表演讲《“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几天后,视频播放量就超过10万次。

    这个51岁的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喜欢穿双运动鞋,背双肩包,爱笑。

    在演讲中,看起来很温和的他控诉改造得很窄的人行道、蛰伏在十字路口的报刊亭、横亘在路中间的锋利铁丝……在他眼中,这些都充满危险,有可能绊倒老人、扯住孕妇、让残疾人失去走出家门的勇气。

    他呼吁城市居民发现问题就拨打政府服务热线“12345”,反映切身感受到的不便。

    李迪华把自己的演讲看作一场“启蒙运动”——唤醒人对常识的感知,期待人们“双眼不再被驯化”。

    它不该出现,这是常识

    李迪华的演讲在网上引发大量共鸣,网友在微博上留言,大吐生活中的苦水。

    一些人通过朋友辗转联系到李迪华,谈起自己的经历。有人被人行道尽头的水泥墩子绊过跤,有人差点擦上棱角尖利的广告牌。还有人坐轮椅出差,住进市中心无障碍设施充足的酒店,依然感到进出不便。“只能庆幸自己是骨折,还有康复的一天。”

    这些没有超出李迪华的预料。对公众发表演讲前,几个朋友劝他“没必要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但他认为,这些老问题已经“被漠视得太久了”,“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自己”。

    演讲中使用的近40张照片,是李迪华花了20年拍摄的。他几乎每天挎着相机,只要发现路有“不平”就拍摄下来。他的镜头不需要审美,只要现实。

    26年前,李迪华开始关注城市中的这些“风险”。当时他正读研究生,经常陪外国专家考察。他回忆,欧美学者刚到中国时“不会走路”,在校园里,他们不主动避让机动车,经过小沟小坎都可能摔倒。遇到年龄大的学者,他会特别小心,生怕出事。

    虽然那时还未踏出过国门,李迪华已被这些专家反复教育,“步行环境中不应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如果有人因此受伤,责任人将面临巨额赔偿”。

    有孩子之后,李迪华更容易注意到,孩子在哪里摔倒、被哪里的植物伤着、在哪里推婴儿车不方便。

    不久前的一天,李迪华听朋友说起,在四川某地某小区,一个5岁男孩在玩公共健身器材“太空漫步机”时,将一只金属踏板反向高高扳起,然后松手。踏板砸中一个小女孩,导致其死亡。

    李迪华觉得很难过,他曾在多个场合反复提起这类健身器材的危险性。“问题是,在小区里,你能够阻止小孩那样使用吗?如果你不能阻止,就意味着这个器材不应该出现在公共场合,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超过6亿,国家用这么短的时间建设了足够体量的城市满足人们安居生活的需求,值得肯定。在40年时间里,不少外国人“入乡随俗”,习惯时时刻刻看清脚下,中国城市的一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令他焦急。“设计师需要有比公众更加强烈的安全常识意识、责任意识,并且要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追求和情怀。”

    每个人都是这座城市的拥有者或建设者

    在采访中,李迪华一直不忘提醒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常识应大于知识”。“我们不要去谈论高深的知识,我们要谈论人的感受,人的体验,要主张自己的权利”。

    2005年,北大开设了景观社会课程,这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课程的宗旨是“心里有人,眼里有社会,脚下有土地”,李迪华解释,要让学生用脚走入真实的环境,与人打交道,“很多学生读研究生了,都不敢到陌生环境中和陌生人说话”。

    处处强调“人”的李迪华回忆,在研究生的第一堂课上,他会禁止学生在未来3年使用“以人为本”四个字。“使用这种貌似理解但不是真理解的词,反而会造成麻木,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崇高,会讲大道理,实际上是剥夺了人们真实的想法”。

    李迪华会带着学生,从银河SOHO到团结湖,从天坛公园到团城,边走边看。他专挑刮风下雨等坏天气出去,认为这种情况下“最适合剖析一座城市”。“校门口的一滩积水,20年了都还在。城市管理者没发现吗?”

    在他眼中,“20%的老年人口,20%的儿童,还有约5%的残障人士”尤其值得关心。

    他让学生租轮椅、借婴儿车,亲身体验在城市中行走的不便。一些学生乘着轮椅来到台阶边缘,3~5厘米的高度足以挡住轮椅。推着婴儿车的学生要时不时去保护“孩子”免遭坑坑洼洼路面的颠簸,或避开缠绕在电线上的尖锐的铁丝。

    在媒体报道中,学生对他课程的评价是:“选过课的,都变得疯疯癫癫,走到哪里,不满意到哪里。”

    费晨仪曾选修李迪华的课,如今她在某交通研究中心工作。同事每3人一个小组,要选择一个课题进行探究。她对老师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这不是一个真问题”。

    “什么是真问题?”李迪华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例,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调查了各种盲道问题后,向他提出要做“北京城市盲道使用状况评价”的研究。李迪华没有马上否定,让他去拜访盲人,了解他们怎么出行。

    这个学生带着疑惑拜访了几家盲人按摩院,发现没有一个盲人使用盲道。他又去盲人学校,看到盲童在学校周围跑步,稍远点就哇哇大哭。最终这个学生把研究的方向改成了“城市是否需要盲道”“盲道建成什么样,盲人才能使用”。

    对此,李迪华说:“如果不确定这些,关于盲道研究的课题看似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不是真问题。”

    过去做设计师时,费晨仪曾听到行业内的抱怨:“有人不跑现场就直接设计图纸。”

    在她看来,之前人们对城市化的理解是城市不断扩张,如今可建设用地减少,城市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不能再随便抹了”。更重要的方向是进行城市更新,了解居民已经习惯生活的地方,去做改造,这些都逼迫规划师和建筑师更深入地了解现状。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中国交通项目主任刘岱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世界银行正在非洲推广“城市众包项目”,就像人们可以在手机地图实时上传交通信息,城市也需要监护者,及时反映带给居民不便的问题。

    费晨仪工作的研究中心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鼓励用户随时上传体验信息,收集问题,希望能发挥长期监督的作用。

    在景山社区推广这款程序时,她并没有得到多少居民的信任。有人认为,即使反映问题,也不会得到回应。费晨仪向他们保证,机构直接跟政府合作,所有意见都会反馈给政府,“虽然很难做到百分之百解决,建立一个好的沟通机制,也很重要”。

    一位居民说,胡同周围要建设围墙,没有围墙,胡同里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人,觉得不安全。

    “其实他的需求不是围墙,而是安全。我们需要去识别他的需求,这是规划者应该做的。”费晨仪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忘记,作为居民,每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拥有者或建设者。”费晨仪说。

    最后支持你的,可能是最初反对你的人

    李迪华在演讲中强调,自己坚信拨打政府服务热线(12345)反映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问题是,人们有不舒服,担心说了没有用,就不说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鼓励人们表达不好的感受。”

    他在演讲中提到,某天去学校新食堂吃饭,下楼时发现拐角靠墙处有一条高于台阶的平台,他立刻想到:“这很危险,万一有学生在这个地方踩空怎么办。”他掏出手机,给后勤部部长打了个电话,3天之后,这里就装上了一道安全护栏。

    这个在北大待了20年的老师,就像一个实时监控器。6月16日中午,在接受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后,李迪华骑着漆面斑驳的自行车,从北大未名湖畔向东门骑行。一路上,他娴熟地绕过人流密集的地点,绕过突然出现的路障。

    48小时后,李迪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两天前那个骑行的中午,他在北大校园法学楼前发现了5个问题,涉及5个不同的部门,包括路灯灯杆的位置、电子监控杆位置、人行道高差、窨井盖处理、绿化带和人行道抢空间。

    对此,他也不得不摇头:“即使是专业人士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或者即使说清楚原因,问题也不一定得到解决。”

    在刘岱宗看来,一座城市的发展是由许多部门联动工作的。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诉求,规划部门希望城市充满活力,城管部门也许希望街道越干净整洁越好。

    “我觉得这不是设计可以解决的问题,核心是机制体制的问题。”

    对于李迪华的呼吁,刘岱宗认为,应该让政府服务热线更好地发挥作用。比如设置一个事后评估机制,“就像网络购物一样,东西买完一个月是否满意”,要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里面。或者可以学习环保部门,对民众反映的问题进行督查。“有了这些制度,才能保证打电话有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也充满挑战。城市的整洁、有序一度是规划者追求的方向。

    1961年,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问世。在书中她写道:“设计一个梦幻城市很容易,然而建造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则煞费思量。”

    “越来越多人骑车,越来越多人走路,我们要为骑车的人和走路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李迪华说。

    刘岱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丹麦和如今的中国相似,也曾被汽车占领街道。那时,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制定了长期的政府计划,悄悄缩减停车位的数量,增修自行车道和步行空间。经过10年努力,哥本哈根从“车满为患”变成自行车王国。

    在新加坡,人行横道会在路中心的绿化带设置“休息点”,方便老人穿行。在这些特殊区域,机动车道会使用道路变窄、绘制闪电标识等方式,引导车辆放慢速度,保证步行者的人身安全。

    李迪华认为,政府需要更开放的态度。他举了个例子,在东西德合并后,柏林人沿着运河修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关于紧邻水面的道路要不要加护栏,柏林市民争论了3年。一方认为财政预算有限,另一方表示反对。

    在最后的投票表决中,拒绝修护栏的一方胜利。设计者将临河石块的倾斜角度稍稍抬高7度,肉眼难辨,人的脚则会感觉异常,有可能避开危险区域。

    “这样的机制看似效率不高,但是通过3年的讨论,他们向民众普及了安全知识。”

    刘岱宗觉得,要让决策者看到改善公共空间,能对经济发展、引进人才起到拉动作用,他们更容易作出改变。“可以从最难的地方入手,做试点项目,再进行大规模推广设计,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相关的保障机制。”

    刘岱宗看到,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有了改善。在北京石景山地区,新规划的“内嵌式停车位”近日投入使用。原本紧贴人行道的路侧停车位,如今挪到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中间,形成隔离带,让骑行者不必担心身边疾行的车辆。

    在演讲风靡网络后,李迪华也面对一些质疑的声音。与记者接踵而来的热闹相比,李迪华所在的设计师圈子,对他的演讲比较冷淡。

    费晨仪把李迪华的演讲发到一个设计师微信群后,有人回复她:“建筑不是完美的,你要挑刺总是能挑出来的。”

    向来不爱在群里说话的她,只回复了一句:“这篇文章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至少应该有些启发,反思他的设计是否足够人性化,或者有足够多对细节的考虑。”

    对于质疑和不屑,李迪华表示欢迎。“说明我真正挑战了他们已有的认知。”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最有可能支持你的恰恰是质疑和反对你的人。”

    在最近一次课上,李迪华的一个学生提到,在某城市一条人行道起点,赫然伫立着两个不及膝盖高、有树干粗的柱墩。她当场拨打市长热线,质疑柱墩的安全性,谈起领居家孩子曾发生过在类似柱墩上磕破头的意外。接线员记下了她的问题,但当场没给出回复。

    过了两周,这个学生收到了交通部门的回复,表示这个柱墩由街道办事处安装,为了阻挡私家车随意停放在人行道上。

    对此,李迪华表示:“说明这个城市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乱停车,应该加强交通执法,而不是通过加隔离墩的方式阻挡违法行为。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大家不要想方设法给自己免责。”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所有的公众都参与进来。”他又强调了一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6月20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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