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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直升机在距离地面500米的空中飞行，刘佰志透过舷窗向下看，一望无际的森林随着山峦起伏。这里是大兴安岭最原始的区域，风吹过时，林海掀起一阵阵波浪，云朵的影子在“海面”上缓缓移动。然而在6月2日这天，刘佰志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美景。因为不远处，一大片森林正在燃烧，风，只会加快大火蔓延的速度。
机舱内，刘佰志表情严肃。他是武警黑龙江森林总队大兴安岭地区支队（下称支队）的参谋长，平日里，他所在的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火”。现在，他正向“敌人”靠近。
直升飞机继续向林海深处飞行，一股浓烟逐渐出现在刘佰志的视野里。情况不好：烟雾向下倾斜40度左右，这说明当时风力已经达到4级。黄色烟雾伴着局部的黑色浓烟，有红色的火星窜到半空。刘佰志皱紧眉头，经验告诉他，这次的火势很强，已经烧到了树冠。
抵近火场后，飞机以超过120公里的时速绕行火线一周。刘佰志看了下手表，用时15分钟。这意味着，脚下这片椭圆形区域，是他近几年遇到的面积最大的火场之一。后来的官方统计证实了他的推算：这场发生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的火灾，过火面积接近6500公顷，大小相当于半个巴黎，属于“特大森林火灾”。
在刘佰志当“森警”的25年里，他已经在大兴安岭打过240多场大大小小的森林火灾。这个中国版图里的“鸡冠”部分，除了寒冷和冰天雪地，也是中国最易发生森林火灾的区域之一。
每年春天，当“南方”的人们流连于烂漫春色时，大兴安岭森林里的气温也开始回升，空气变得干燥，一粒火星就能引燃大片森林。这时，刘佰志和支队的1700名官兵刚刚熬过中国最寒冷漫长的冬天，就要进入他们最忙碌的季节。
1
大兴安岭由北向南，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之间。这次大火的起火点位于内蒙古境内，在大兴安岭北端的西坡。
同属大兴安岭林区，两省区的森警部队经常相互支援灭火。这一次，黑龙江森警原本已经集结了2000多人的扑火队伍，准备开拔内蒙古火场。但战士还未来得及出发，大火就越过山脊，烧进了黑龙江境内的呼中自然保护区。借着干燥的空气和4级以上的西北风，这场林火从一处不起眼的白烟，发展到数千公顷的火场，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火场以几何级数扩张，越大越难控制。”刘佰志从空中看到，大约12公里长的火线正在朝着黑龙江方向移动。他没有时间考虑，马上向这次火灾的前线指挥部（下称指挥部）通报情况，请求立即组织战斗。
支队政委苏国明曾在武警森林防火指挥部任职，他去过南方的森林火灾现场。
“有时看到一个山头着火，第二天火还是在那个山头着。”苏国明说，南方森林多是阔叶林，水分大，再加上南方森林里水系和道路都相对发达，也起到了自然隔离的作用。
但在大兴安岭，针叶林树枝油脂含量高，原始森林里又没有道路。“今天在这个山头着，明天可能就烧到几十公里外了”。
所有人都清楚，火情一刻也不能耽搁。指挥部马上在地图上标记出火场坐标，下达命令，要求支队下属的9个大队全部向呼中方向集结。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加格达奇，驻扎在此的3个大队10分钟内就准备完毕，随即上车，驶出营地。
集结地位于火场和呼中镇之间。因为火场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最深处，没有公路可以到达，集结地只能设在离火场30多公里的一处开阔地上，与呼中镇则由一条60多公里长的防火公路相连。
这是一条在森林里开辟出来的狭窄土路，冬天时大雪会把两侧树木的树枝压向路中心。到了春天，整个道路都会被稠密的枝桠封闭。森警战士每年都要重新清理一次道路，这是唯一的救火通道，也是唯一的逃生通道。
在此之前的火灾中，呼中林业局的扑火队曾在这条路上被大火追赶。路上挡道的汽车，全部被推翻在路边的河沟里。
而从集结地到火场的30多公里区域里，长满了茂密的偃松。这种松树像开屏的孔雀一样放射性生长，树与树之间又会交叉在一起，人在其中行走非常困难。
“1公里的直线距离，要走两个多小时。”支队长林洪友曾多次带队在这样的环境里打火，谈到呼中，他摇了摇头，“路是现场用油锯开出来的，山坡能陡到70度，只能爬行。”
没有其他选择，这30公里的距离，只能走空中通道。
大火每秒钟都在向前蔓延，10米、100米、1000米……
林洪友和刘佰志都清楚，必须马上在火场附近开辟一处可供直升机降落的平地，尽快投入兵力遏制火势。
在车队离开加格达奇军营的同时，一架直升机也在一墙之隔的航空站里升空。机舱内坐着12名战士，他们身上系着索滑降装备，朝着300公里外的火场飞去。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抵近火场，俯冲着降低高度，寻找合适的降落点。战士们先后在两个位置索降下去，尝试开辟机降点，但都因为林木太密，或者地势不够平坦而失败。
最终，在内蒙古和黑龙江交界处的一个山顶上，距火线两公里的地方，战士们终于用油锯开辟出一处平地，供直升飞机降落。世界上在役的最大最重的直升机米-26也参与了这次扑火。从各处赶到集结地的森警部队，开始被源源不断地空运到火场附近。
直到这时，战斗终于打响了。
2
对抵达呼中火场的战士来说，从机降点到火线的两公里，是最危险的一段路程。
火场上，火线是安全与危险的分界线。火线内是刚被大火烧过的“火烧迹地”，只要硬着头皮穿过火线，里面就相对安全。而在火线外，无论眼前的森林多么静谧、壮美，它们都只剩下一个名字——可燃物。
“森林会形成很多小气候，有很多阵风，风碰到沟谷之后就会改变方向，火头就跟着改方向，很容易把战士们‘兜’进去。”刘佰志告诉记者，如果在接近火线的过程中碰到这种情况，战士根本没法逃跑，只能在原地“紧急避险”。
6月3日下午2点左右，支队的700多名战士陆续空降到机降点。支队长林洪友正在指挥部部署兵力，对讲机里忽然传来一阵呼喊：“601（一大队大队长代号），601，这边风向变了，正在朝你们那边过去！”
已经有300多场打火经验的林洪友心头一紧，这是他在火场上最不想听到的情况。他马上对着对讲机不停重复：“601，601，你们立即采取紧急避险措施！”
对方没有回应。他想再喊，“话就卡在嗓子眼，愣是喊不出来”。他要求其他大队的战士一起喊，对讲机里全是紧张的呼叫声，但十几分钟过去了，601始终没有半点声响。
实际上，从集结地到机降点的飞机上，一大队大队长林涛就在心里嘀咕，“这次的任务很不一样”。6月的大兴安岭，下午2点到4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当天的温度甚至达到了34℃。这个时段山风大，已经烧过的火场复燃率高，不利于打火。往日里，他们一般会等到下午5点，温度降下来以后，再接近火线。这一次，显然是火情太紧迫了。
到达机降点上空后，飞机受到上升热浪的冲击，突然剧烈晃荡一下。林涛记得战士们互相看了一眼，还有人笑出了声。飞机逐渐下降，林涛看了看前方最近的火线，目测直线距离大概两公里。这是个不错的距离，既不会因为太远，拖延到达火线的时间，又不会因为太近，造成直升飞机上升时改变风向。
他带着30多名战士下了飞机，机降点上不时有风掠过，吹到脸上能感觉到稍许热度。他们眼前是茂密的偃松林，其他什么都看不到。随后，油锯手在前开道，队伍一米一米向火线靠近。
听到对讲机里提示风向改变的声音时，林涛已经带队向前推进了半个多小时。他先是闻到空气里的木材燃烧味变得有些浓烈，紧接着烟雾就侵袭过来，队伍里马上传出咳嗽的声音。然后是火的声音，轰轰地从正前方赶来。
林涛听到对讲机里支队长的呼喊声，但他来不及回应。他知道，“人跑不过火”，面对大火，不可能回头逃走。他大声命令队伍摆出紧急避险的阵型：所有人围成一圈，油锯手在最外面，把周围的林木全部切割掉，再由点火器手浇上汽油后全部点着。接着他们沿着刚烧过的木材，挖出一条能见到生土的隔离带——原始森林里地面覆盖着腐植质层，这些由落叶和树枝堆积出的“土壤”同样能被引燃。最后，所有人撤回，风力灭火机手站在最外围，其他人把装备全部扔到远离人群的地方，以免起火爆炸。
所有的动作都加快了速度，大火轰隆的声音和油锯的马达声笼罩着他们，林涛只能扯着嗓子指挥。但他们还是来不及了，林涛看到“风带着火，火也卷着风，一丈多高的火墙像火车一样呼啸着开过来。”
对讲机里越来越多人呼喊，后来林涛完全记不起这些。他只记得当时浓烟越来越大，他只能让战士们做最后的避险动作：所有人都趴在地上，捂上湿毛巾，然后用工兵铲挖出一块小坑，把脸埋进坑里。
剩下的只有等待，或许大火从他们头上快速漫过，这样最多有几个人烧伤。也或许，大火会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他们就永远无法起身，逐渐窒息。
新兵在圆形阵型的最里圈，一名第一年入伍的战士回忆，尽管被老兵围在中间，他还是被当时的场面吓坏了。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因为恐惧而发抖。
火头在离他们还有100多米的时候，改变了方向，随着另一起阵风向他们侧方烧去。战士们躲过一劫，有人哭了起来。可林涛顾不了这些，他重新整理队形，继续向火线方向推进。
3
在呼中，人们对森林火灾并不陌生。镇子不远处就有被火烧毁的小片枯木，林业局的扑火队每年都要打上十几场大大小小的林火。
每年5~7月春夏之交，气温回升，森林里的水汽上升，遇到上层冷空气后，容易形成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但因为此时东北地区的空气高温干燥，降雨还未落到地面又被蒸发到空中，就会出现晴天响惊雷的“干雷暴”现象。
支队长林洪友告诉记者，仅在5月31日当天，整个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就有954处雷击落点，其中16处最终起火。
而在高海拔的呼中地区，干雷暴就极易产生“雷击火”。
“一道闪电下来，然后电光绕着树转几圈，整棵树就四分五裂了。”高鹏飞就曾见过雷击木的瞬间，这个土生土长的呼中人伸直双臂，“两人都合抱不住的树，一下就炸开了。”
一些被击中的枯木会瞬间着火，散落的碎木落在地上，就会引燃灌木或者低矮的树种。
“呼中只要一着火，保证就是干雷暴。”林洪友用手指敲了敲地图上的火场位置，“这次也是。”
大火的消息很快在呼中传播开，这个最低气温达到-53℃的“中国最冷小镇”逐渐上升热度，变得热闹起来。
2014年天然林全面禁伐后，火热了半个多世纪的林区骤然冷却，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平静缓慢。这场大火成了呼中人难得一遇的大事，轰轰隆隆的勾机、推土机和坐满人的卡车排着队从四面八方涌进小镇，像是回到了它最繁荣时的样子。
走在街上的老人见了面，会停下来对山上的大火议论一番。有些女人盘算着参加“群众扑火队”，上山看守火场，一天能收入80元。
呼中人对林火有着复杂的情感，有些人会期待大火带来的人气和收入。而对更多人来说，大火则意味着伤痛和恐惧。
一位在河边散步的老人经历过那场1987年的大火，他记得当时滚烫的空气烤得自己睁不开眼，遮天蔽日的“天火”追着汽车跑。那时他在100公里外的塔河“打了整整一个月的火”，回家后，他发现妻子和女儿把所有的家当全都埋了起来，晚上不敢进屋睡觉，在塑料棚子里住了一个月。
几年前，一场林火在呼中的“西山”上燃起。那是场站在镇子里就能看到的火灾。这里原本有着全国最清新的空气，但一连数天，人们在家里都能闻到浓烈的燃木气味。曾经干净的街道上，也覆盖了一层灰烬。
“我们一是害怕再来场1987年的大火，二是看着林子被烧毁，心疼。”高鹏飞说。全面禁伐前，他曾是一家木材加工厂的老板。
呼中人对森警部队有种执着的信任感，1987年的那场大火中，就是这群军人阻止了大火向呼中蔓延。
这一次，高鹏飞一样相信。
4
面对森林火灾，几乎每位森警战士都经历过恐惧。
在大兴安岭，海拔相对低的地方，生长着大片的针阔混交林，白桦树和兴安落叶松、樟子松混杂在一起。这样的林子一旦烧到树冠，就会形成三四十米高的树冠火。
2003年时，刘佰志曾见过一次这样的场面。他当时坐车前往火场，还未到跟前，大火就朝他扑过来。
“整个树林全着了，火有30多米高，眼前全是暗红色，都把太阳遮住了。”他摆动着双手，“火的声音就像火车开过来一样，轰、轰、轰，树枝烧得噼里啪啦响。”
紧接着，他看到森林火灾中时常出现的“火爆”现象：两个火头在空中撞到一起，“嘭”的一声巨响，“就像打雷一样”。
“这种火完全没法打，只能开出隔离带，让它自己烧完。”刘佰志说那一次，他真正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人真的没法抗衡了”。
遇到无法靠前扑打的大火时，设置隔离带是仅剩的办法。他们提前把大火尚未烧到的林子伐倒点燃，等大火过来时已经没有可燃物，火势就能被控制住——这些提前烧掉的林子往往呈带状与火线平行，因此叫作隔离带。
森林里还有很多危险是无法预料的。刘佰志见过很多次局部呈“鸡爪状”的火线，“风向一变，人就被火包围了。”这个时候，战士们只要穿过火线，进入火烧迹地一般就能确保安全。
刘佰志说，在火线跟前，它更像是一堵墙。
有时火墙只有四五米，战士很快就能穿过去，到达火烧迹地。有时火墙有20米厚，冲过去后，眉毛胡子都被烧焦。也有可能存在更厚的火墙，人进去后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来。
“在里面是看不到火的，全是烟。”他至今还记得“火墙”里的样子。“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一直往前冲。”
在大兴安岭森林里，很多被大火烧过的树木即使已经干枯，也会立在原地。因为地质原因，生在这里的树木主根很浅，靠发达的旁系支撑。
每次大火过后，火场看似已经清理干净，但窜到地下的火星，也可能会引燃腐植质层，然后逐渐向更深的泥炭层蔓延。
在森林火灾里，这是典型的“地下火”。刘佰志曾见过燃烧一整个冬天的“地下火”，“冬天大雪盖住地面，但地下这些东西还在烧，雪一化把整个草甸子都烧了。”
这些火同样会不动声色地把枯木的树根烧焦。再经过山风吹拂，这些笔直的枯木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轰然倒下。在山上，几乎每个战士都在安静的夜里，听到过忽然传来的树枝折断，和倒木重重砸在地上的声音。
虽然打火的人们会留意身边的枯木，但在枯木林里穿行，总会有人付出代价。今年5月，与呼中相距100公里的一处火场内，地方林业局的一名扑火队员被突然倒下的枯木砸到，树枝穿透了他的头部，当场死亡。
在森林里，和头顶上的危险一样难以把握的，还有方向。
站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子里，周围全是看不到边的树木，转一圈就找不到最开始的方向。有时遇到茂密的林子，“隔四五米就看不到前面的人”。
一名入伍12年的士官回忆，自己当新兵时，只是在林子里打壶水，结果“差点失踪”。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过只走出了三四百米的直线距离。
不是所有人都像这位士官一样幸运，呼中林业局储木场书记刘克军告诉记者，8年前，两名扑火队员在林子里失踪，“已经报了死亡”。
5
危险之外，还有艰苦。
打火时，几乎每个森警战士都要背负20多公斤的装备，为了减轻负担，他们每人只能随身携带3天的给养。帐篷太重，往往只能放弃，就连睡袋也尽量少带，平均两到三人分配一个。
晚上在火场打“车轮战”时，换班下来的只能用树枝支起一块塑料布当帐篷，有些只能枕块木头，在外面露天睡觉。6月的大兴安岭，森林里昼夜温差很大，白天30℃以上，晚上最低能降到零下，有时飞机人工增雨，降下来的却是冰雹或雪。战士们常常半夜被冻醒，“只能唠唠嗑，就当休息了”。
如果碰到3天以上的大火，吃饭就成了问题。队伍出发前会带些面粉，在给养吃完后，战士们就在山上采一些野菜或者蘑菇，拌在面粉里煮了吃。
水是最大的难题。火场上饮水消耗很快，如果运气好，火场附近有河流的话，战士们就不用挨渴。再不济，森林里的“水泡子”（小水洼）也能成为宝贵的水源，即使这样的水里落满树叶，能看到爬行的小虫。
原始森林里，不少厚度能达到50厘米的腐植质层下面，会有永冻的冰层。这几乎是最后的水源。
打火时，因为长时间站在火线旁，即使穿着防火服，战士们也会觉得“两只手就像一直在70摄氏度的水里泡着”。几乎每个战士的手指关节处，都有水泡破裂后留下的疤痕。
在这次火灾中，很多战士发现头盔上用来捂脸的纱布，下了火场后已经变硬，“用手一碰就碎了”。
为了给站在最前面的风机灭火手降温，水枪手会往他们后背喷水。在大兴安岭森林里的树荫里，风吹过时，他们又会感到后背发凉。
支队政委苏国明开玩笑说，在大兴安岭，“一年365天，不是在冬季，就是大约在冬季。”冬季要在零下40℃的野外拉练，“大约在冬季”时，“不是在打火，就是在去打火的路上”。
“森警可能是和平时期最危险和最艰苦的职业之一。”他经常鼓励战士，“但这就是这支部队的使命，也是作为军人的荣誉。”
很多时候，如果火势太强，战士就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车轮战”变成“连轴转”。
刘佰志告诉记者，打火最基本的战术是“一点两面”：在火线上寻找一个火势较弱的点，然后两队人朝相反方向开始打火，最后两队人再次碰头时，绕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火场就形成了合围。
因为很难从正面直接扑打火头，森警战士一般会在火头侧翼寻找突破点。“实际上是追着火头打。”支队长林洪友告诉记者，“直升飞机可以从空中洒灭火剂，减弱火头火势，再由人工扑灭火头。”
由于每次火灾会选择多个突破点，再分配给不同的队伍进行扑打，所以战士们如果在火线上碰到不认识的人时，就说明自己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
“那感觉就像看到亲人一样。”一位大队长感叹。
没有人知道对方的行进速度，也没法估计对方走到了哪里，对他们来说，每次在森林某处的偶然碰面，都像是胜利的会师。
这次呼中大火后期，支队的一部分官兵与内蒙古森警部队在内蒙古境内“扣头”。这位大队长记得，他们互不认识，但都聚到一起欢呼。笑声过后，他看到这些连续一天两夜都没休息的战士，累得走路都开始晃荡，“走道儿都往树上撞”。
6月5日凌晨5点，这场烧了40个小时的过境火终于全线合围。
按照国家部署，今年6月底，武警森林部队要转为非现役专业队伍，并入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对于支队的官兵们来说，这场大火或许是他们在脱下军装前，站的最后一次岗。
6
很多战士在入伍前，对大兴安岭的印象只停留在教科书上形容的“美丽富饶”。
来到大兴安岭后，每次进山拉练，或者坐直升飞机巡视林场时，他们才慢慢认识这片森林。
“真美啊。”一个湖南的老兵感叹他在飞机上看到的画面：在飞机上仔细看，锥子形的松树棵棵都在摇晃，河水弯弯曲曲穿插其中。
后来这个老兵第一次进火场，看到一棵棵参天的大树被烧毁，“真的很心疼”。他说在湖南农村的老家，盖房子时，木材是最贵的材料。
他们不知道，这片森林把西伯利亚寒流、蒙古旱风与太平洋暖湿气流阻隔开，森林东侧辽阔的东北平原才得以有充足的降雨。而蒙古旱风遇到森林后产生回旋，减缓了西侧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沙化进度。
刘佰志的老家就在大兴安岭林区的内蒙古根河市，他说自己从小就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闻着阵阵松香，在大兴安岭湛蓝的天空下长大。
“我们林区人是依着这片林子而生的，就是爱这片林子，真的，就是爱。大自然回报我们的，别人体会不了。”他停顿下说，“你拿着枪指着别人的头让他爱，他也爱不了。”
在他印象里，家乡人看到林子着火，“就像烧自己家园子一样，必须去救”。
在呼中，很多人都会志愿参与打火。几年前高鹏飞在做建筑生意时，林业局因为打火借用了他的推土机，这造成他的工期延长了将近一个月，但他说自己并不后悔。
森林之于呼中的意义，一望便知。在这个小镇上，每家的院子都是由木栅栏围成，家具也取材于山上的树木。院子外堆放的碎木头，被用来在漫长的寒冬里取暖。森林还为他们提供食物，每到冰雪融化时，人们就去林子里“采山”，四叶菜、老山芹、红豆、蓝莓、蘑菇，多到吃不完。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来源于森林。从这里砍伐的木材通过铁路运到各地，为人们换来体面的工资。
就连记忆也属于森林。高鹏飞记得年轻时在林子里伐木，与工友们一边喝着烈酒，一边啃着狍子肉。
那位在河边散步的老人，说自己一进林子心情就好。可他现在没有力气爬上山，再走到林子里了。他说自己死后要葬在山上的林子里，“生在哪儿，就死在哪儿”。
即使镇上有平坦的墓地，呼中后山上的那块坟地，现在依旧葬着3万多人。尤其那些高大的树木下面，是呼中老人们最愿长眠的地方。
每年打火时，刘佰志总会经过那些前几年刚被烧过的林子。这些林子大部分被烧得焦黑，从空中看就像一块伤疤。但走近时，他发现在枯木的下面，一丛丛新的树苗正在发芽，在黑色的土地上格外显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