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10万人,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辟召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地方察举制度,是指各郡国推举孝廉(孝子、廉吏):一般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20万人举1人,全国大约228人。入围条件一般是年40岁以上,“经明行修”。
公府征辟制度、朝廷辟召,是指朝廷征召一些社会名士,直接到中央任职。但是,在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士人们通过品评时政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东汉名士颇有傲人的品行。如杨震不接受昌邑县令王密的贿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古传播;其子杨秉,官至太尉,“为人清白寡欲”,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除杨震父子外,还有许多士人,表现出独特的名士风范,然而,一旦过了头,就成了“矫激”。
什么叫矫激呢?激是偏激,矫是矫情。求名过了头,名不副实;谦虚过了头,弄得不真实,就是一种矫激。
比如,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名士的成名条件,一般是“经明行修”,前者是经书读得好,后者指品行超群。品行超群,大多表现为具有一些难得的正面品质。比如,拒绝征召入朝为官,推辞州郡聘请入仕。樊英曾经多次放弃入仕的机会,甚至“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于是,安帝一方面赐予厚礼,一方面给郡县官员下了死命令,绑也要把樊英绑来。就这样,樊英“不得已”到洛阳见皇帝,到了之后,还是装病不起。你看这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呢?
安帝没办法,安排皇家太医给樊英看病,国家供给羊、酒调养。过了些日子,大约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安帝就为樊英专门设立了一个论坛。论坛开讲的日子,由皇家车队的领导(公车令)出面导引,内廷尚书亲自陪同,“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还拜为五官中郎将。这样待了几个月,樊英又闹着说身体不好,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待遇确实优厚。樊英坚决辞谢,安帝一再开导,最后下诏,不准推辞。樊英三番四次的推官,安帝特别隆重的推崇,弄得樊英的名声更大了。但是,在其后关于时政的应对中,樊英表现平平,“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
时人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什么大家都很失望呢?为什么“毁谤布流,应时折减”呢?“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要么你坚持不出来做官,真正成为一个名士;要么你出来就拿出一点济世安民的真知灼见来。樊英的矫激,是作为名士的表演过了头。这样徒有虚名的名士,印证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东汉名士的另外一种矫激是中庸过了头。代表人物是胡广。
胡广(91~172),字伯始。历事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为官30多年,可谓六朝元老。在风雨如晦的东汉政治舞台上,胡广是不倒翁。
胡广曾经与宦官丁肃结成儿女亲家,这对反宦官的士人来说,就是一个污点,可是这位丁肃却是个比较廉洁谦谨的人。顺帝内宠太多,在女人中摆不平,不知道应立哪一位宠妃为皇后,提出让几位宠妃抓阄。对于如此荒唐的做法,胡广上书反对。他说,皇后是天下仰望的国母啊,怎么能求之于筮龟呢?应该从门第尊贵、德行贤淑、为人谨良的贵人中选任皇后。于是,梁妠获选。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娘家父兄梁商、梁冀执政。胡广因为在当初支持了梁妠,所以,在梁家掌权的时候,胡广自然得到信任和重用。由此胡广也就与梁冀家族结下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胡广为官,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识时务,胡广与梁冀的特殊关系,显然与他当初支持梁妠为皇后有关。他不像李固专与梁冀对着干,但是也谈不上为虎作伥。
第二,胡广数起数落,各种势力对他都能接受。胡广人生起落,与天灾示警、自动辞职有关,也与政治态度失当有关。
第三,不管朝廷风向如何,谁在掌权,胡广都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事。灵帝卖官,公然标价,胡广颁行了他写的《百官箴》四十八篇,依然提出整顿吏治的系统意见。司马光也赞扬他的识人处事才能:“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当时京师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朝政之事,搞不明白的,就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事务,按中庸之道妥善处置的,只有胡公!
历史上对于胡广的评价是两极的,许多人说他滑头,没有原则。名士李膺、杜密都是他所举荐提携的,但是,两次党锢之祸,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牵连。李固因为反对梁冀立帝而丢了性命,他也只是流涕惋惜而已,不能赞一词。司马光在上述赞扬之后,也不忘用“然”字转折说:“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