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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樊富珉在清华大学开了13门心理学课。她的公选课要靠抢，有的学生从大一选到大四；有的学生选不上，就一个宿舍派一个代表去听。
她去过39次汶川，做震后心理援助。她在“非典”时把办公桌临时改成心理热线点。
她翻译修订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成了全国数百所高校大一新生入学时用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每年能筛出5~8%的新生，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提供可能。
两周前，樊富珉获得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首次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全国只有两人获得。
她说：“这个奖虽然是我来领，但我清楚这是给我这一代人的。”她将这一代人的使命称为“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健康的种子”，但“冒了很多风险”。
她还记得，1990年代初，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只是一间临时的学生宿舍，没有专职老师，没有经费，她坐在那个只有一张桌子的房间里，很少等到学生来。偶尔有几位学生，“都是贴着墙来”，那时社会尚不了解，认为心理咨询是“有病”，“污名化很严重”。
樊富珉是在日本筑波大学留学时，第一次接触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她迫不及待地翻译过来，进行修订。她去院系做讲座，先试着给三四百人做测评，没有电子表格，她就收回纸质版问卷一张张算。遇到有抑郁倾向的同学，她就挑出来，再给这位同学写一封信，请他来心理咨询中心。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学生宿舍楼里的班级信箱送信，“你不能直接去找同学，同学害怕让人知道啊。”
她四处宣传，“学生心理咨询是针对正常的有烦恼的普通人，不是针对病态的人。”
学生苏细清记得，当年她们那一批20人跟着樊富珉学心理咨询，有的是念化工，有的是念纺织。樊富珉带她们去香港学习大学生心理工作的经验，带回“以人为本”的理念。有一位教授拍着桌子质问樊富珉：“以人为本，那谁谁谁那么坏，也要以他为本吗？”也有电话打来批评她“不该把学生带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学习。”
樊富珉只是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她至今还记得在日本学习受到的震撼。在一次课堂练习中，老师要8位同学围成一个圈，留一个口。规定的场景是大家都处于危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出去。每个人都要说服其他人，说明自己最应该出去。樊富珉懵了，“我受到的教育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机会留给别人啊。”她记得一个男生说，因为我的妈妈打工把我养大，我要出去照顾她。另一个男生是社会医学的博士生，他还有两位病人没有结束治疗，他说他要出去，否则治疗就前功尽弃。
其实这个活动不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机会，“而是让你看到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是有人需要你的，你不能随便放弃生命。”
她对着字典，连夜把日本的职业测量问卷翻译成中文，像“不动产商”这种名词她都没听过。现在总有人打趣她，要是靠修订《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如今这么多人使用，她靠收版权费“都发大发了”。她总说：“好的东西要大家分享。”
樊富珉认为“说教式”“喊口号”的思想教育都很苍白。她还记得多年前有一位学生要退学，她陪着学生在操场上一圈一圈走，一直走到深夜，告诉学生“机会很难得”“要勇敢面对困难”。但总有一种“很努力却使不上劲的感觉”，如果是现在，她会多听听那位学生的声音。
如今，她的办公室像居委会，谁都可以敲门进，和室友发生矛盾、和女朋友相处不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坐在椅子前，认真倾听这些“天大的小事”。
多年前，在中科院的一本《青年心理学》的书上看到“爱的需要”“性的需要”“人际的需要性”，这对樊富珉触动很大，很多问题不能用“一个大道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可以解决。
她在课上讲生命价值观的教育。先谈论别人的死亡，设计一个“泰坦尼克号”练习，船上有市长、老师、警察、商人等等，同学们为让谁死争个不休。然后再谈论自己的死亡，让同学们写下墓志铭。她也让学生列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一一删除，留下最重要的。有的学生说“我就是要挣钱”，引起别的学生争论，她会让学生说下去，“那挣钱之后呢”，那个同学回答“要盖孤儿院”。她从不批评和指责，“我要示范没有简单的对与错和好与坏。”
多年前，一个辅导员带来一位因打游戏挂科不能毕业的男生，让她做咨询工作。第二次男生并没有按照约定赴约，那时候没有手机，她想方设法找到了那位男生。樊富珉说“我们约好了，你没来，我很担心”。男生让她不要担心，他也不会再去咨询，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毕不了业。樊富珉问他“今后的打算”、“如何向父母说这个情况”，男孩说要和他的一位师兄一样去游戏公司工作，不会告诉父母没有毕业，他找到工作后父母也不会多说。
樊富珉尊重他的意见，“他已经做了所有最坏的结果的应对方式，我也不会担心他毕不了业去自杀”，“我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改变他，他的选择是他的权利。”
她也讲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处理焦虑。课堂的规则是同学们自己制定的，保密，出了课堂不泄露；不玩手机，保持专注和投入；不批评和指责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等等。
她爱穿颜色多样的衣服，红的、紫的、橙的、黑的，“离年轻人更近一些”。有时候坐在后排的同学发言，上课的阶梯教室很大，她会迅速走过去，站在同学的身边，注视对方。她说的最多的是“我特别欣赏你的勇敢”“我特别感谢你的分享”。
樊富珉要让她的课放下所谓的“高高在上的、权威的角色”“给学生一个安全的氛围说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要，而以前是不关注这个东西的”。
很多学生都记得在樊富珉课上被触动的瞬间。有旁听的同学感慨，“就算只是您万千学生中的一个过客，我也会感谢您记得我，想起您赞扬的点头微笑，和在人群中紧紧搂住我的肩说‘我好喜欢你呦，想当年我大二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有学生存着1995年时樊富珉在上海讲课的磁带，即使没有了录音机，那30盘磁带还留着。
有老师向樊富珉抱怨“学生上课要点名才回答问题”，她说“我的课从来不要点名”。她记得几乎所有学生的名字，有时候做团体辅导，一个团体里有时有六七十人，“两三天的课程下来几乎都记得”。她说是“硬记”，“脑子里一遍遍默念。”
二十多年前，她在全国高校第一次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课，教材也是自己编写，如今这门课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本科精品课，也是教育部首批网络视频公开课。
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几年樊富珉越发感到一种时间“紧迫感”。
她开的课越来越多，65岁的她今年在清华开了13门课。即使上了20年的课，她的多位助教说，“樊老师永远讲最新的东西”、“到最后一刻都在改PPT”。
她刚刚卸任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伦理组组长，她这第一任做了10年。“中国有100多万人拿着二级三级咨询师证，真正在做心理咨询的也就两三万人”，她和北大钱铭怡教授等同行一起建立了注册审核制，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规范。
她去做很多培训。她给广西19所监狱的警察咨询师做培训，“罪犯再错，也还可以找到优点”，“只是指责和批评，会让他们觉得是社会渣滓，失去改造的动力和信心。”
“听别人说话”，在樊富珉看来，是能“让别人产生内在力量的”。她出现在爆炸后浓烟还未消散的天津港、地震后路还未完全通的云南鲁甸和汶川，还有发生“非典”时的北京、连续发生工人跳楼的富士康公司。
她给地震中的孩子上课，“灾后第一课不应该教数学、语文，而应该讲‘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面对’”。她带着“已经没有表情”的救援官兵做团体辅导，发泄情绪。也设计仪式让失去亲人的人放飞气球，写一封给逝者的信，与亡灵对话。她在“非典”时把办公桌临时改成救援热线点，抚慰他们“害怕被传染”的恐慌。
她总共去了39次汶川，有时候航线紧张，飞机经常凌晨两三点起飞。在鲁甸地震时，61岁的她最多的一天，工作了16个小时。
樊富珉也给自己写下墓志铭，“这是一位幸福的女性，她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心理咨询事业，她爱着和被爱着，来自丈夫的、女儿的和所有学生们的。”
1990年，樊富珉37岁，第一次出国。她选的专业是青年心理学，也是同批出国的10位老师里唯一选择心理学的人。她当时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学生会自杀？能不能帮？怎么帮？”
她至今还记得一串脚印，在一座高楼7层的平台，雪地里一串长长的脚印通往平台边缘，栏杆附近的脚印密集而凌乱。一个女孩在这里结束生命。那些脚印“是选择死还是活的内心冲突，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无望感啊。”
正是这些脚印，让她选择了咨询心理学。
实习生 袁文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