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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上个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谒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献上花圈表示哀悼。福田康夫成为继海部俊树、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之后，第四位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我外交部对此表态说：我们对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正视历史、呼吁和平之举表示赞赏。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日方能够认真重温条约精神，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真正落到实处，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中日关系在和平友好合作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今年不仅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七七事变81周年、南京大屠杀81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正视历史，中日关系就会出问题。不可否认，日本一直存在着否认侵华历史的势力，他们不时沉渣泛起，给中日关系发展制造障碍。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纠正这种偏差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这里不仅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些民间有识之士，他们不懈努力20多年，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追索日本政府的赔偿，上日本去打索赔官司。虽然这些官司被日本法院以种种理由判负，但日本法院最终也不得不认定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慰安妇”、被掳劳工、731部队人体试验和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日军在华所犯战争罪行的事实，这对于改变日本社会对历史的认知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此，就不能不从28年前开始致力于为中国受害者讨公道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发起人童增先生说起。
“万言书”引发民间对日索赔运动
1991年2月28日，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一位年轻人来到位于北京南城的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了要求向日本索赔的“万言书”。一位戴着“502”号胸牌的瘦高个女士把他引到里边的一间屋子了解情况。她看了看“万言书”，答应会向上级反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
1956年6月3日，童增出生于山城重庆。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童增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他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并任会长。1990年4月，时任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的童增在《报刊文摘》上读到一则不到300字的消息《欧洲重提战争赔款》，他由此受到启发，从那时起便每天骑自行车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撰写了《从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后来修改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即“万言书”。童增的“万言书”首次提出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区分开来，认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
从当年8月开始，童增走遍北京各个报社和杂志社，希望能发表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却屡屡碰壁。后来，他索性辞掉了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法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除了每周4个学时讲课之外，其他时间都用在了民间对日索赔这件事上。
就在去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几天之后，童增和他的学生陈健到人大代表驻地的门口，向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大代表递交自己的“万言书”。童增完全没有想到他接触到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对他的“万言书”内容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给了他很大鼓舞。后来，香港《明报》报道童增上书人大要求对日索赔的消息，并将童增的“万言书”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随后，日本共同社驻北京分社记者对童增进行了采访，并向日本发回报道；韩国联合通讯社也从韩国打来电话，对童增进行采访……
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报》将童增“万言书”中的理论部分《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予以发表，但文章没有针对向日本索赔的内容，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1991年8月8日，童增、陈健、杨颐等108位中国公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访华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递交“索赔书”，要求日本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谢罪并对民间损失进行赔偿。这是战后中国民间首次要求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谢罪、赔偿。受这件事影响，同年8月14日，韩国金学顺老人第一个以“慰安妇”受害者身份公开站了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
1992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由安徽代表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同时《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由贵州王录生等32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十号议案。童增即刻在自己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消息传播到全世界。几天后，童增又向媒体公开了有童增、陈健、杨颐、李定国、冯万钧、要建春、陶国峰、李秀平、于力、李成一等1万名中国人签名的致日本国会公开信，要求日本立法，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并首次要求日本天皇访华时正式就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
虽然提出对日索赔这件事在海外尤其是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但在国内则相对沉寂。1992年5月之后，由《青年参考》和其他两家专业和地方媒体《中国经营报》《蜀报》相继对童增提出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万言书”一事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被国内一些读者众多的文摘类报纸转载，遂引起轰动。此后几年间，童增陆续收到近万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来信，还有许多受害者或后人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向他寻求支持和帮助。特别令童增感动的是，天津蓟县有两位老夫妻，他们一路走到北京找到童增；武汉陈忠义老人到了北京后找不到童增，就在北京站外席地睡了5个晚上，直到第六天才找到他。童增后来说道，之所以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因为身受千千万万个这些老人的重托，岂能不勠力而为。
童增没有辜负这些战争受害者的期望和重托。他曾亲自将一份长达12页的关于7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亲自递交到日本驻华使馆，当时日本使馆一名姓光冈的二秘接待了他。童增当时让光冈写了一张签收的回执：“兹收到童增转来的关于‘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共计12页。”并具签收者姓名及日期。此后，童增又两次到日本驻华使馆递交其他类型的索赔书，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接收了材料。童增还把3位韩籍“慰安妇”带到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这些老人都是当年被侵华日军带到中国来的，她们被强制手术切除子宫，终身不能生育，战后她们在中国武汉留了下来。知道此事后，韩国一个党派和民间团体与童增积极联系，通过努力，让这3位韩籍“慰安妇”回到离别50年的故乡探亲。
“委托协议”促成12年“日本大审判”
战后对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战犯的国际审判有“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但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又由中国民间推动并促成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状告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大审判”。1994年7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首次到中国，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北京后，经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澈介绍，小野寺利孝拜访了童增，他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他发誓说：“我现在50多岁，要立志打10年官司，打到60多岁。”童增听了非常感动，当即与小野寺利孝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从此以后，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主体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听取中国二战受害者讲述事实并调查取证。1994年9月，童增、李定国与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正式确定了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的类别和原告，根据童增“万言书”列出的日军暴行类别，再从受害者给童增的来信中确定具体的原告，比如：大屠杀的原告确定为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徐绍亮、李秀英；强制劳工的幸存者李万忠、刘连仁、赵宗仁等；731部队人体试验中国受害者遗属王亦兵兄妹、敬兰芝；无区别轰炸幸存者高雄飞；日军性奴“慰安妇”山西的李秀梅、湖南的胡良侣等。
童增一次又一次组织中国的受害者与日本律师见面取证，在这个过程中，参加到索赔阵营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就自告奋勇带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女律师大森典子等前往山西太原与“慰安妇”见面取证。由于当时受害者所在的盂县还不是对外国人开放旅行的地区，陈宗舜便独自到盂县与当地的志愿者张双兵把4位“慰安妇”接到太原汾阳饭店与日本律师见面取证。而李定国、甄国田也将受害劳工接到白洋淀的一个酒店与日本律师见面取证；北京的宋航则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徐绍亮等受害者介绍给日本律师见面取证。
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队也随着在日本各地诉讼的进行而逐渐壮大，后来最多增加到300多名律师，其中仅北海道就有律师70名。日本一些市民团体也对此予以道义上的支持，有10多万名日本人签名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中国的律师也受到鼓舞，以康健为代表的一批律师陆续参与到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之中，他们带领一批又一批中国受害者去日本各地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
令人感喟的是，中国律师在帮助受害者打官司的过程中，有许多费用都是由个人垫付的。而相对于日本民间为帮助中国受害者打索赔官司而组成的二三百人规模的律师团，中国律师的力量则过于单薄。说到民间索赔，就不能不提到这一点：日本律师和民间团体对于中国民间索赔诉讼给予了重要支持，他们为此募集资金，有的日本律师还自己垫付了一些费用。在日本帮助中国人打索赔官司的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为帮助中国人打索赔官司，他个人为此从银行贷款2000万日元。
在诉讼的关键时刻，童增也对日本律师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2002年年底，童增接受小野寺利孝律师团队中大森典子的请求，针对日本法院宣判“中国慰安妇”败诉的事件，要求童增写一个证言。童增义不容辞，用了1个月时间，充实了证言的内容。证言向日本法院说明了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因由；如何支持和帮助“中国慰安妇”走上日本法庭；并通过事实驳斥了政府辩护人指称是这些日本律师到中国来煽动中国受害者去日本打官司的诬言。2003年9月18日，童增赴日本扎幌法院出庭，为中国劳工受害者出庭作证，日本三菱公司的中国劳工王子安、姚毅以及中国律师康健等一同前往。在法庭上，日本政府辩护人向童增提出相互赔偿，意思是你要求我赔偿，我也应该要求你赔偿。童增对日本政府的辩护人的无理言论驳斥道：“我把你父亲一刀劈死了，我把你女儿强奸了，我还应该要求你赔偿吗？”把日本政府的辩护人批驳得低头不语。
“谢罪信”捍卫了受害劳工的尊严
由童增发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虽然历经艰辛，但它得到了广大受害者及其遗属的支持和参与，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广泛认同和支持。2006年5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童增任会长，闫明复、王照华等老干部担任名誉会长，许多老将军、老部长以及一些开国元勋子女担任顾问，如杨怀庆上将和开国元帅罗荣桓之子罗东进中将等。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为联合会题词：“恶狗怕粗棍，人善受人压。”老干部蒋光化题词：“促进中日友好，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曾经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老干部黄璜题词：“支持正义的民间要求，维护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
由于日本法院以诉讼已过了时效期为由进行终审判决，中国民间受害者在日本进行的近30起索赔诉讼无一胜诉。为了帮助这些打索赔官司的受害者，2007年6月10日，童增发起的对二战受害者的援助活动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一项专门用于资助日本侵华战争受害幸存者的活动正式启动。这一援助活动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旨在对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被挟持到日本本土服苦役的劳工，以及在日军大轰炸、大屠杀和细菌战中遭到人身伤害的幸存的受害者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当时，刚刚在“西松建设案”中遭受日本最高法院不公正判决而败诉的劳工邵义诚以及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高熊飞等几位老人成为第一批接受资助的受害者。童增还亲自前往天津、石家庄、哈尔滨、重庆等地给受害老人送去资助款，以表示对他们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与对日索赔运动的支持和慰问。香港爱国商人钟惠明为此次援助活动提供了捐款。
2013年8月15日，在童增的推动下，由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腾讯微博共同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发起捐助活动。这次活动共为110名战争受害者（包括17名“慰安妇”、47名被强征劳工、36名潘家峪惨案受害者、10名细菌战受害者）募集了资助款。
与此同时，中日律师团队和志愿者与日本加害企业经过长期而艰苦的交涉和谈判，终于开辟了一条诉讼之外的“和解”之路。最终达成了“花冈和解”“大江山和解”“安野和解”“信浓川和解”，以及备受人们关注的“三菱和解”。2016年6月1日上午，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在谢罪的基础上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三菱公司代表木村光与中国受害劳工代表闫玉成（87岁）、张义德（89岁）以及阚顺（96岁）的女儿阚翠花签署了和解协议，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向中国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受害地点修建纪念碑，让人们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这段血泪历史。
迫使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谢罪离不开中日众多人士的不懈努力和长期坚持，特别是在索赔官司早期将联系到的三菱公司受害劳工介绍给日本律师的李定国、甄国田，带领三菱公司受害劳工多次去日本出庭打官司的康健律师，以及参与同日本三菱公司谈判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志愿者朱春立、律师孙靖等，他们都功不可没。
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谢罪并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后，童增和志愿者孟惠忠、赵霞又从“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网站上查到上世纪90年代三菱材料公司受害者写给童增的7封信，便按照原地址写信告诉他们这一消息，其中除3封信最终因地址不详被退回外，有两封信的主人给童增回信表示，“写信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童增为劳工等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所付出的一切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感激。就在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协议并表示谢罪的当天下午，闫玉成与劳工联谊会副会长赵宗仁老人等受害劳工代表一起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表达他们的谢意。闫玉成将自己书写的“恩重如山”4个字送给童增，当中国劳工代表向童增赠送一副绣有“民族英雄”的锦旗时，童增坚辞不受。他说，自己配不上这个称号，所有的功劳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童增在为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者伸张权益、维护受害者尊严的坎坷路上走过28年，他的无私奉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支持。在美籍华人柴大定、曹赞文创建的“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的网站上，记者发现，在那一封封受害者写给童增的信件里，充满着殷殷的感激之情。受害者吴建棉女士在1993年2月3日看到《文摘周报》刊登的文章《向日本国讨公道》后，给童增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您代表我国亿万人民说出了几十年来要说的话，并积极行动向日本为战争受害的我国人民讨还赔偿，您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民族的正义感，使我们深受感动。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谨代表我们全家及家乡的受害人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她还写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至今还令人义愤填膺！”
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谈起20多年从事对日民间索赔运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童增感慨良多。但他表示，所付出的这一切是值得的。首先，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让日本社会和民众接触到一些被日本政府刻意粉饰和美化的侵略历史的真相，虽然日本以种种理由拒绝向中国民间的战争受害者谢罪、赔偿，日本法院也未能作出公正的判决，但中国受害者的正义呼声突破了日本政府的封锁而传到了日本。其次，对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以及惨烈牺牲，西方各国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对于日本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知之甚少，不像对纳粹暴行的了解那么深入骨髓，因此，通过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那段血腥的历史，也算是中国民间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日本当局也是既怕又恨，当然也要竭力阻挠。1992年3月，当时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公使就曾在一次早餐吹风会上对日本记者说，要用一切手段“对付童增他们，如果中国老百姓都要求（向日本）索赔，那就不得了了”。1992年8月，童增应日本一和平团体邀请，准备前往日本东京、大阪等地进行访问和发表演讲，日本邀请方也已经把童增的照片印上了海报和宣传册，但日本驻华使馆拒不为童增发放签证，在童增的护照上盖上“中止”二字。后来，童增由于积极推动和参与民间对日索赔运动被所在单位领导看作是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因素，最终被原单位辞退。尽管遭遇到一些不公，但童增还是感谢更多的人给予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才使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跌宕起伏走过了28年。“过去不愉快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现在我们赶上了一个新时代。”童增说。
童增反复对记者强调说，他并不是孤立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加入，遂能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正义力量。他特别提到一些律师、学者等有识之士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选、康健、苏智良、管建强、朱春立……当然也包括日本律师和一些热心的日本普通民众，更有众多的海外同胞及国际人士。
他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实现强国梦想的关键时期，而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正是他为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继续奋斗的力量源泉。他说，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今后工作的重点是向日本追讨被他们掠夺走的中国文物，并继续以中国民间的正义呼声来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试验及细菌战等日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
“要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童增说。他现在也正是这么做的。2017年9月，童增得知中国政府邀请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适当时候再次访问中国的消息后，辗转给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写了一封信。童增说，他正在做挪威国王的“工作”。他在信中说，国王的祖父和父亲在二战时曾经历过令人恐怖的“伦敦大轰炸”，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则在二战时经历过惨痛的“重庆大轰炸”，因此，希望挪威国王访华时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因为挪威国王的表妹、荷兰女王曾经参观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目前已知的消息，挪威王室已收到转去的这封信件。
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忌日，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童增在索赔群里发起倡议：“除了悼念遇难同胞的活动之外，我们民间要发出声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谢罪赔偿。如果将来我们同全世界的华人一道，每年的这一天在自己所在国的日本大使馆门前，国内外一齐怒吼：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谢罪！我想这一天会到来的！”童增告诉记者，他正在着手建立一个“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谢罪”的微信群，联络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在12月13日这天一起发出正义的呼声。
由于童增发起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以及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讨回公道，他已经连续4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提醒人们要牢记历史，更在于为维护世界和平要勇于担当。前不久，美国35个华人华侨社团也签名支持童增角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当年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写给童增的近万封信件，被媒体称为“童增书简”，今年8月底，辽宁教育出版社将出版从中选出的100封信件的中英文对照版《童增书简》（上、中、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将《童增书简》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对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的意义，有国际法专家认为，他们为促进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对战后国际法是一大贡献，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预防战争犯罪也是一大贡献，他们的行动将告诫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军队，不得屠杀平民和战俘、不得使用化学毒气……否则，这些罪行除了要被国际社会追究外，还会被像童增这样的民间人士不懈追讨，并最终受到正义的审判。
对于28年来不屈不挠为中国民间索赔运动所付出的心血，童增坚定而凝重地说道：“我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要为那些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
本报北京7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