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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渐次深化的“旅游和经济社会关系”认识里，旅游业并非对自身产业特点和规律一直有清醒笃定的认识，而是在经济社会的超快速发展中逐步深化自我认识，渐次形成产业自觉的。
同时，这些认识的形成与国家对旅游产业的定位不是同步，而是超前至少3～5年，甚至8～10年。没有这些超前的理论和观点，就不会有对旅游产业定位的认识基础。回头看，每次国家对旅游业决策出台之前，都有一个大量实践总结和新认识形成的理论提升高峰期，很多精彩的观点都在这段时间集中呈现。或者是反因为果——正是大量贴近实际的、客观和深入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观点，引导和形成旅游业发展的正确定位，形成正确的政策措施。
第一时段，改革开放设计者酝酿的破冰阶段
改革开放思想形成过程中，各方面人士都对发展旅游业提出过建议，邓小平从1977年到1986年10月涉及旅游业的谈话有32次，谈话的对象有党和国家主管经济的领导和率先开放的“广东省委负责同志”，有著名的华侨和工商界人士，包括廖承志、荣毅仁、包玉刚等人，还有李光耀等外国政要。从这些著名的谈话看出，这些从改革开放恢复经济出发的建议，都力推旅游业的开放和窗口作用，认为旅游业是“投资少，见效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的最优选择，同时包含着旅游业可以成为中国的无烟工业的重要产业思想。
这是当时名副其实的“高层研讨会”“巅峰对话”，在这些具有“改革意识”和“国际视野”认识之后，才有了定位不凡的旅游发展战略，有了国家体制的调整和旅游业改革开放的整体方案，有了行、住、吃、游、购、娱几大要素困难连续突破的各种“大招”，也才有了纳入“七五计划”的战略举措。最终形成了旅游业的闪亮登场，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支新锐和特种部队。
第二时段，产业认识的基础阶段
“谈话”指导旅游业起步，继续发展则需要完整的战略，从外事转型而来的旅游业还特别需要经济理论支撑。1987年，国务院主管领导谷牧同志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专家孙尚清领衔，组织制定国家层面的《旅游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当时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是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经济学范式的旅游业研究。
这次研究形成了“旅游业朝阳产业”的基本观念，形成了“国内旅游市场是基础性市场”的基本判断，形成了“中国旅游业应当适度超前于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的战略思想。这些观念对旅游产业更加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为此后旅游业积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提供了思想滋养。尤其是“适度超前发展”的理念，在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中，把握了趋势一端和方向一端。
第三时段，“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集中讨论
有两个坚实的现实基础，使本次认识和讨论比此前的社会参与度更宽：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国民经济内向型调整需求紧迫，结构调整不再是宏观任务，每个地区每个行业都在被冲击之后有“切肤之痛”；二是“七五”“八五”“九五”，越来越多的地区因为旅游业发展获得成功，地方政府和相关业界更深刻认识到旅游业的“多种功能”，认识到旅游业“在地方经济的优越性”，发展旅游的积极性深植城市和目的地政府。
原国家旅游局、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大规模研究，从大量社会实践中总结，形成的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认识更全面，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认识更有深度，特别是提出的系列政策意见，涉及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个方面。之后的政策成果展现部分消除了发展障碍，有效推动了旅游消费，直接推动了假日旅游的形成。至此，旅游业成为社会热点，研究者、关注者阵营发展壮大起来。
第四时段，旅游业综合产业的观念发展完善阶段
先期的“旅游业综合产业”的观念，落脚点往往在加强“部门之间”合作协调这个工作层面。旅游越发展，“大旅游”的观念越拓展，于是认识突破了“部门协调”的边界，进入旅游业产业边界的规律层面。市场“说话”，从国内旅游到全民休闲，从扩大产业底盘到大范围的社会参与，从对互联网等科技要素的“拥抱”，到旅游企业和各行各业的“主动全面结合”，旅游边界一破再破，旅游业积极主动进入了“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市长发言”，30个省（区、市）培育旅游支柱产业的探索，300多个城市建设特色旅游目的地的实践，深化了“市长们”对旅游和城市、旅游和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和文化建设、旅游和扶贫攻坚、旅游和西部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关系的认识。
国家层面，旅游业逐步完善了关于“旅游产业是综合性产业”的核心认识，形成了《旅游法》、“旅游+”战略、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其自觉推进与各领域事业发展的共生作用、促进作用、辅助作用、催化作用、承接作用，在国家主要社会经济政策的各个重大战略中，同步共振，进一步发挥出战略产业的积极作用。
第五时段，现在进行时
认识的重点是旅游业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新的协调发展。新时代，在“改革创新绿色协调共享”的发展观念指导下，旅游业综合产业的理论基础将继续成长，酝酿新的“蝶变”。
“全域旅游”的理论基础是旅游业的综合性，对一个地方的发展，“全域旅游”可以成为“综合”“协调”的蝶变平台，在抓旅游的过程中，实现“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这个价值超过当地旅游业发展。在这里，全域旅游重新解构了地方旅游业，“全域旅游”贡献的重点是社会综合效益，所以正在深入研究和有待突破的是新时代旅游业整体上如何实现新的协调发展，重点是旅游业自身的素质、水平和质量。旅游业的两个目标——“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两者之间是永恒的相互成就相互促进，一句老话，矛盾运动。矛盾运动永恒，我们对矛盾运动的认识不会停滞。
每10年一个认识周期，对旅游业认识越来越深刻，旅游业和社会经济的依存关系一直有被动和主动两套不同价值观的认识系统：“被动者”看，旅游需要环境支撑，没有环境支撑就没有旅游；“积极者”看，改变环境就是旅游业的协同和带动功能！而且旅游对环境支撑这个大要求，只有和国家战略绑在一起才有实现的可能。
“主动”“被动”两套认识系统。旅游业紧跟国家大战略，源于自信还是自觉？每个历史节点上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旅游业能有如此大的功能么？” “这是不是在跟风？”“太想成蝶”“操之过急”。社会有疑问，业内有争议。40年历程整体做答，确实有用，还真不是瞎起哄，不是好大喜功，不是不甘寂寞。
40年的经验还说明：旅游业的战略其实不是战略，而是国家战略的政策工具。全域旅游、大旅游、旅游+、区域旅游、旅游目的地、优秀旅游城市、乡村休闲旅游、智慧旅游、生态旅游，本质上都是旅游产业政策工具，旅游业通过这些载体，融入大战略，实现次战略；通过这些载体，对接各个部门，构建共同的目标平台；通过这些载体，引进更多市场主体，实现旅游供给的完善和提升。
旅游业的自觉，来自大战略和大趋势。
（作者为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杜一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