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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鸣声由远及近，它如一道银色的闪电，瞬间插入云霄，另一架与它一模一样的僚机斜刺里飞出，也很快隐入白云。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两个男孩的尖叫。
在网络上，这段“爬墙视频”流传甚广。军迷们这样介绍歼-20：代号“威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一款具备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能力的隐形第四代战斗机。
今年2月，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宣布，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这款隐形战机终于浮出水面。官方评价是：歼-20入役体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成就。
歼-20总设计师杨伟常把军迷们拍的歼-20飞机照片、视频放在大屏上，对身边人说，“军迷们拍的照片角度多好！”
杨伟院士是不少年轻人心中的“超级英雄”。军迷们不知道的是，这位歼-20领军人物已有30多年党龄，在他背后，是一群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设计者、制造者、试飞员、飞行员……他们集结成“银河战队”，共同托起了中国人的骄傲。
非对称超越，无边界创造
杨伟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墙，多宝格陈列着一架架引首向天的飞机模型。柔和的灯光打在模型上，各种流线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唯有歼-20身上的亚光如此沉静，让人一下就能联想到它深藏云波、突然攻击，然后绝尘而去，只短暂闪烁下蓝色的尾焰。
杨伟的办公桌就对着这面墙，他抬头就能看见这些飞机模型。在他眼中，一架架飞机就是一群“符号”：有我们航空工业的过去和现在，有我们蹒跚中发展的技术路线，也有我们追赶的目标。
“战斗机研发长期以来被国外严格保密、完全封锁。过去，我们是奔着先进战机方向使劲追赶；未来，我们要靠创新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杨伟的目光落在墙上那几个空格子上。
确实，中国的“银河战队”在2018年就实现了歼-20的正式列装，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有先进的手段、先进的流程、先进的团队，包括以前的技术积累，还有大方向的技术把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伟介绍，“非对称超越，无边界创造”是一种境界。“装备是用来博弈的，无论研发什么装备都得有权衡，权衡的理念之一就是非对称。完全跟着别人做，那就不存在非对称，是一种对称式的和别人在比。在权衡的时候，你必须突出或提高一些东西，同时也可以放弃或降低一些东西，这样就会形成非对称优势”。
对于杨伟的追赶动力，航空工业成都所的设计师感同身受。80后何杰清楚地记得，当年，杨伟总师忽然说要推翻快要完成的技术方案，给出全新的设计目标和要求，这让相关研发人员几近“崩溃”——过三四个月就要飞了，团队的软件开发已经完成80%以上，有些硬件已经做好了……在必须保证“后墙不倒”（最后的时间节点不变）的前提下，推翻重来意味着自我革命。
杨伟与大家“交心”：“跨代的新机就得有跨代的架构，我们既然判断这样做能让国家向前迈一步，那为什么只迈半步？我们再拼一把！”几年后再复盘，何杰不得不佩服，杨伟的决策是负责而有担当的。
杨伟15岁就考上了西工大，是别人眼里的聪明人，但他偏偏很勤奋，“我们处在追赶阶段，如果都朝九晚五按部就班，怎么可能追得上呢？国家领空的防线不会等你！”
“我入党30多年，从事的事业本身就是党的事业，当整个团队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党员和党组织自然就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党的意愿、国家和人民的意愿贯彻到每个党员和职工的心里，体现在日复一日的自觉行动中。”杨伟深知，作为技术带头人，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研究者，探索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作为总设计师，他必须给团队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更要以身作则，带领团队为这个伟大的事业添砖加瓦，为祖国天空的祥和与安宁而不懈奋斗。
红色基因 蓝色梦想
面对战斗机领域的先进技术屏蔽，杨伟为什么能成为这个临门一脚的功勋式人物？
“机遇！”杨伟这样解释，“我赶上一个好时代，立于一个大平台。”
上世纪80年代，杨伟想出国深造。当时，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专门找到他。这位老党员在滇桂黔打过游击，也参加过抗美援朝。一句“别走了”，让杨伟留了下来。
今天，杨伟成为多型战斗机的总设计师。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杨伟今天的成就，充分诠释了中国航空工业这句座右铭。
说起航空工业成都所独特的研究氛围，曾与宋文骢共事数十年的原副总设计师谢品谈到自己对成都所红色基因的理解——
一是“国家和部队所思所想，就是我们所作所为”。航空工业必须牢记强军首责，为部队服务，从实战出发。这一点作为航空工业主机所的成都所从建所一直传承至今。
二是对设计限制的“框框”少，设计人员想创新、能创新，敢想敢做。“我们进行方案设计，都是从一开始就让大家‘聚方案’，一个人提也行，两三个人提也行，之后大家聚在一起热烈讨论，畅所欲言。公认不行的方案，一起否定掉；公认比较好的方案，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做得更好，这就是群策群力”。
从研制歼-9飞机起步到将歼-7C/D放飞蓝天，从歼-10龙腾东方，到歼-20的体系作战训练，从“枭龙”的出口到无人机的跨领域拓展，航空工业成都所走了一条漫长的创新路，一次次的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更不是按部就班求出来的。
歼-10一路走来，尝到了太多质疑的滋味。有人用“百折不挠”形容宋文骢以及成都所这支团队，“感觉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克服”，这位老党员的身上不仅有特别能吃苦的精神，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所以这个所的文化就是“认定了目标就坚持到底，不怕走弯路，敢于开拓和突破”。
成都所今天的成功，还得益于一代代人将红色基因与蓝色梦想的深度交融。
一路走来，成都所的创新之路有过许多坎坷。但坚定的党性，让成都所的设计者始终有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无闻人”的价值坚守。正是有了歼-10系列飞机、歼-20飞机等跨代新机的持续成功，整个航空工业对于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树立了更大的自信，中国的战斗机不断攀登世界顶峰。与此同时，有着坚定理想信念、高远梦想追求的80后、90后飞机设计师也在不断成长、成熟。
党员就像战斗机上的“承重件”
歼-20背后，除了设计者团队，它的制造者团队也功不可没。
12点半赶到采访地点的歼-20总工艺师陈雪梅刚坐下，就被问：“你孩子的高考志愿填完了？”
她眼泪忽然涌了出来，“我的陪伴太少，对她影响力太小了”。6月28日中午12点，高考志愿填报的最后截止时间。上传的结果，陈雪梅的女儿最终决定报考西南财经大学。
这是让其他父母梦里都笑醒的分数，是上重点线的分数，但女儿志愿里没有工科报国、没有军工痕迹、没有航空航天，“她看到的，就是我太苦太累”。
陈雪梅主持了歼-20的冷工艺系统技术改造方案设计与论证，组织制定了重点型号研制的工艺总方案并负责组织冷工艺系统重大技术方案实施，在国内首次实现了飞机大部件的数字化高精度装配。
作为总工艺师，下面有千条线都要穿陈雪梅这根针，她是个为决策领导提供技术方案的重要人物。但偏偏女儿这条线不想穿她这根针。其实，在航空工业人中间，很多技术大牛在家“矮半头”。
从2008年接下任务，陈雪梅几乎是长年坚守在工作岗位。每次出差开会，都是坐最早的飞机走，乘当天最晚的飞机回来，然后直接回现场看她的歼-20。在工厂的第一线，党员就像战斗机上的“承重件”。“承重件”往往在飞机的关键部位，不仅工艺要精巧，而且要能承受各方面不同材质、不同重量的拉扯力。陈雪梅就是歼-20中的“承重件”。
陈雪梅是“航二代”，有强烈的历史感。父辈搞歼-7，是仿制后的改进改型，而她这一代是在为国家创造新机型。“这10年，虽然苦，但会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国家把这么大的平台给了航空工业成飞，给了我。在历史的长河中就这么几点星辰，歼-20肯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闪光点。这个舞台，我站上去了！”
她手下带了几个博士，其中之一是刘顺涛。
刘顺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是中共党员。歼-20首飞的消息传到开来，正在留学的刘顺涛所在的实验室沸腾了，那是中国留学生的节日。不过一些外国人有点酸溜溜，“无非就算OK吧”。
“只有出了国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歼-20让刘顺涛看到了一个可以赶超的机会，一个让自己能参与到伟大事业的机会。当即，他给航空工业成飞人力资源部发了封邮件，提出入职申请。
“国外数万元高薪不要，非过来拿8000元人民币，还不知能不能拿到手。”2012年刘顺涛归国的第一位师傅就是陈雪梅，她兜头就跟刘顺涛开玩笑。
“博士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我看见一些企业引进了博士，好久都还浮在面上。”陈雪梅认为，博士往往在一个方向上钻得很深，但在对总体的把握上要横向拓展。
好在，刘顺涛是个高情商的博士，很快就跟厂里的各级工艺师、操作工人成了朋友。同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虚拟仿真、数字化测量、数字化装备设计及工程化应用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极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并作为具体负责人组织策划了型号数字化装配系统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飞机大部件智能装配生产车间”的实施工作。
在说到女儿不报工科之后的第一句话，陈雪梅望向刘顺涛，“我这辈子也就歼-20了，下一代飞机就靠你了”。
一架半成品的歼-20前面，整整齐齐放了4双黑布鞋。再抬头看，4个穿着白色连体衣的清瘦男孩正在将一块块锯齿状的飞机蒙皮装上去。
这是一项多么令军迷羡慕的工作，可以穿着袜子轻轻地踩在这架令人迷幻的战斗机之上，用自己的劳动，让它一点点进入隐形状态。
“我们一线操作工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政治也很过硬。本来高矮胖瘦都有，但为了顺利地钻进气道，爬上机身，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很多人在‘瘦身’。”刘时勇今年不到50岁，头发却都白了。但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在车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套趁手的工具跟着他。
在飞机装配车间，不少操作工人都是他徒弟。据介绍，刘时勇获得过中华技能大奖，是航空工业成飞型号战线上的“大国工匠”。
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说到歼-10刘时勇便来了兴致。他说，当时他和工人看了图纸都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国家任务，凭着对以宋文骢总设计师团队的信任，刘时勇全情投入。最后，应了一句厂里的口号“我为型号作贡献，型号成功我成才”！等歼-10成功后，刘时勇也成了全国最优秀的技工，以他命名的劳模工作室成为装配技工的现场教室。
他有两个关门弟子都是党员，85后涂俊成和90后张泰军。他们3个人的共同特点都是眉清目秀、有一双灵巧的手。
“我是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的，刚来时自我感觉良好，结果一接触飞机，就慌了，不知从哪里下手”。涂俊成逐渐发现了工人师傅身上无言的伟大。在这个团队里，年轻人把设计师的三维图掰开了揉碎了讲给老师傅听，老师傅教年轻人怎么动手怎么干，“型号成功了，我们有了师徒父子的感情”。
在这个为歼-20而生的大团队，设计师、工艺师这些博士硕士也必须依赖一线操作工人的灵巧双手；每一位领导、书记也都是从一线上来的，必须尊重设计师与工人的创新创意。这里没有高低贵贱，只有你是不是党员，你是否起到了先锋作用，你的工作是否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是不是让歼-20性能优越和安全可靠。
在航空工业成飞装配车间的中间，一般会有两个七八十寸的显示屏，上面既有各大机床的工作状态、问题报警，也有党员频道，每一个党员的名字赫然在列，他的工作状态如何也一清二楚。
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任用不是虚的，正如这3位师徒父子，或许没有成为钢琴家，但在歼-20的完美流线中，在器件鲨齿交错的咬合中，他们找到了与生俱来的艺术感觉，弹奏出了蓝天下的乐章——飞行员、设计师、工艺师、工人，在这场战役中，结成“生死之交”，互相需要互相成就，也都成长为自己领域的国际一流人才。
“人才磁石”歼-20
数控车间的工人每天上下班必经门口的墙上，贴满了退休老工人的照片。
他们都经历过军工低潮，吃过很多苦。生产过干洗机、千斤顶、摩托车，生产过麦道飞机的机头，但他们都是中国工业化的铺路石。
歼-20的生产线，不同于歼-10和C919机头的生产线，一台台巨大的机床清一色都有国产大型企业的标志。
歼-20腾飞的机翼带起的，不仅是车间里的技术工人、设计所的科研人员，更多的是它所辐射到的相关领域，在为中国培养、吸引和储备国际一流人才。
航空工业成飞宣传部部长杨子江也是一个“航二代”，他最近组织同事做了一个电视片《仰望》。
创意是：过去，我们一直仰望别人，现在，我们要仰望未来。
20多年前中国人仰望F22，感觉不可超越，是神一般的存在。今天，在网上军事论坛里，网友议论的都是我们的歼-20——“一根针刺破一张网”保卫着祖国的制空权。歼-20，代表了中国科技的未来，代表了航空人攻坚克难，百折不回地追赶和超越的智慧和勇气。
歼-20周围，正在汇聚成一个红色人才的高地。
“到2035年，歼-20将是中国空军的主角，歼-20会系列化发展，性能也会更优。”作为一位“老航空”，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杨伟心如明镜。在他的带领下，歼-20研制突出重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的历史性新跨越，新一代战斗机也正在他和他团队的头脑中逐渐成形。
正如他的诗作——写给2035年的歼-20：
出生时，你是西南一隅的电光石火，喜悦在这头，质疑在那头。
长大后，你是珠海航展的惊鸿一瞥，自豪在这头，振奋在那头。
后来啊，你是祖国海天的坚强卫士，担当在这头，威慑在那头。
而现在，你是战鹰家族的不老传说，引领在这头，希冀在那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