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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如果你找到一家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拿出“闫加伟”的名号，十个人里头有九个人都会朝你点点头，“我认识他”。闫加伟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标签：青年社会组织带头人、社会工作专家、社邻家创始人、壹号社会创新群群主……只有那些公益圈里的“老人”才知道他的创业故事——从市文明办处长岗位转任上海市嘉定区文广局局长，再从文广局长转任一家央企上海公司的董事长，当了7个月董事长，还没拿全年薪，他就辞职奔着自己的创业梦想而去——做一家真正根植于社区的、可以自给自足并造福基层的社会企业。
从服务青年社会组织，到自己创办社会企业，闫加伟走过的路，蜿蜒曲折，却始终“沉迷”在社会组织、社会创新群体中不能自拔。
最早一批接触青年社会组织的公务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毕业的闫加伟，上一次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是在2008年。当时的他正在团上海市委新设立的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工作。2006年，团市委发起成立了“上海青年家园”，彼时，上海团组织是全国最早一个想到要与数量庞大的“青年自组织”建立联系的共青团组织。“青年家园”的工作，就是为比共青团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数量还要翻几番的“青年自组织”提供一个“避风港”——当时，民政部门尚未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制度，所有社会组织都要找到挂靠单位才能注册。
他的办公室位于上海虹桥路老团市委办公室的三楼，外界并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正在进行当时社会发展领域最前沿的创新，它是全国首家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
闫加伟和另外两个同事当时都是团上海市委地区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同时兼顾青年家园的事务。这个社工系毕业的公务员，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他每天上BBS、MSN社群寻找靠谱的青年社会组织，然后找到联系方式，一次一次给对方负责人去电，介绍“青年家园”的服务。他现在积累的很多“铁杆粉丝”，就是当年把他当成骗子、挂断他电话的那些人。
运营一个NGO社群的想法早在2008时就已经在闫加伟的头脑中酝酿。现在的人很难想象，11年前的政府公务员会拉下身段主动找“没挂靠单位、没人手、没经费”的青年社会组织“聊家常”并提供帮助。闫加伟当时的设想是，将“青年家园”独立于团组织，社会化运作，成为一个专业的青少年事务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长期为“青年自组织”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服务。
在《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三年发展规划（2008－2010）》中，这群年轻人写道：“条件成熟时制定推进上海市青年民间组织工作的意见和服务青年民间组织发展的具体办法。”后来，团上海市委真的成立了社会工作部，闫加伟成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行政级别正处级。
文广局长的“社会创新群”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上海团组织通过社会工作部、“青年家园”机构几乎找到了上海地区所有的青年社会组织，并与他们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上海成为全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标杆城市。民政登记注册制度放开了，社区、街道、区县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为基层百姓提供方便。
闫加伟也从一名团干部转型成为了上海市嘉定区文广局局长。但这个局长，明显“气质不同”。他会穿着汗衫、短裤到星巴克和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聊业务，会顶着来不及打理的发型在市中心某个弄堂的角落里调研社会组织服务的效果，还会略作打扮到一些只有七八个听众的小型分享会上讲课。
“我有社会创新这方面的理想，这么多年的的确确是在上下求索。”作为局长的闫加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自己继续从事社会领域创新的意愿，同时，他也利用业余时间践行自己的理想。
上海市政府把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市政府一号课题来研究，闫加伟把一帮志同道合的社会组织创始人、政府官员、企业家、投资人、专家教授、律师、会计等聚集在一起，在微信上成立了一个“一号社会创新群”。
400多人的大群，每天都有人活跃，每两三个礼拜做一次线下、有主题的活动，迄今已经做了64期活动，每期都有20-50人参与其中。
这就像是一次“网友见面会”，对主题有兴趣的群友都可以报名。大家在市中心找一个小场地，针对各自的问题进行小范围交流。“上海缺少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一起沟通交流的沙龙，我想可以办一个。”闫加伟说，“一号群”吸引了很多民政、基层街道、社工委、统战条线的年轻公务员参加，他们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选择障碍”，有时会“没得选”。最初，一些街道购买服务时，甚至不知道招投标信息应该向哪些社会组织聚集的地方投放。
每两三周，闫加伟会找一个晚上，把时间都给“一号群”。他做自我介绍时很少提及文广局长的职务，“我是闫加伟，一个在社会创新领域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老人’。”
实际上，他并不关注什么头衔、级别，他更关心的是自己正在做什么事。
社区“微更新”存在大量创业机遇
去年8月，在一家央企的上海公司当了7个月董事长后，闫加伟决定辞职创业。“本来以为这家企业会做社区服务，结果做着做着变成做超市了。”他撇撇嘴，尽管那份工作收入不低，名声也好，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做自己真正喜欢并且擅长的事儿——既能安放理想，又能把钱挣了。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社邻家”。“我发现，目前城市微更新的空间特别大。”十多年来，闫加伟发现，很多社会组织陷入了“一时一地一人一项目”的困局中，由于资源碎片化，他们很难做大、做强。但未来，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社区微更新、社区商业更新项目，或能把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带出困局，“整合老旧的社区空间，机会很多。”
2016年，上海启动“行走上海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这项计划将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将城市更新作为城市新陈代谢的成长过程，未来将从传统 “大拆大建”的粗放型建设方式，转变到关注零星地块、闲置地块、小微空间的品质提升和功能塑造，改善社区空间环境。
这种微更新在推进上亟需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参与。“设计费用低，协调成本高。”闫加伟说，现在一名大学本科设计专业毕业的设计师月薪一般都在1万元以上，稍微资深一些的月薪轻松破2万元，但社区微更新因为是政府项目，预算标准低，很少有设计师愿意参与招投标。
这种时候，一个可以把各种资源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并能协调、捋顺个中关系的社会组织的价值，就能体现出来。“社邻家”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企业。闫加伟把它的主要业务定位在3个方面：一是承接基层社区的白领中心、文化中心、人才公寓、城市书房的公共空间运营维护；二是参与社区微更新项目，联合9家设计单位做社区活动室、社区企业、社区小庭院的更新设计；三是参与社区商业升级，包装、设计、装修、更新、运营或者出租那些有待改造的社区商业项目，包括菜场的底商、社区教育综合体改造等。
前两者，属于社会公益项目，不盈利；后者是纯商业项目，盈利。“社邻家”几乎承载了闫加伟对一份好工作的所有遐想——既能推动社会进步，又能挣钱，还是自己一直喜欢且坚持从事的领域。
“我也做过社会组织，尝试通过社会组织来推动社会创新事业，但感觉非常难。”闫加伟现在觉得，创办社会企业或许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终解决方案，“有的机构在政府得到多少资金，就花掉多少，做多少事，实际上和企业没什么两样了，体现不出社会组织的优越性来。但社会企业不同，它有盈利能力，也愿意做些好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