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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爱好者一定对“十三经”不陌生，但“十三经”的形成也经历了许多曲折而又有趣的过程。本文不揣谫陋，对“十三经”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阶段略作述评，希望能对读者朋友们有所启发。
说起“经”，在先秦两汉时代，人们一般说“六经”，指的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经典。其中《乐》没有流传下来（也有观点认为《乐》本来就没有文本，而是指音乐的铿锵鼓舞，蕴含于《诗》《礼》之中），剩下的五部经典又被称为“五经”。到了西汉的时候，“六经”也可以说成“六艺”，所以刘歆《七略》在著录儒家经典的时候，列出“六艺略”这一类别，并且被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继承。需要注意的是，西汉时代的“五经”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些不同，《易》指的是《易经》，不包括《易传》；《礼》指的是《礼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仪礼》，而不包括《礼记》《周礼》；《春秋》指的是《春秋经》，不包括《春秋》三传。在当时的观念里，“经”与“传”“记”有严格的区分，是不得混淆的。后世逐渐把“传”“记”等书和“经”混杂在一起，所以“五经”才会逐渐拓展到“十三经”，这就是“十三经”之所以会出现的根本原因。
到了东汉时代，出现了“七经”的说法。所谓“七经”到底是哪七部经典？历来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七经”就是“五经”再加上《论语》《孝经》，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按照西汉时期的观点，《论语》《孝经》只是“传”，还不够格称为“经”，但因为两汉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逐渐尊崇孔子，所以《论语》《孝经》的地位不断攀升，最终也成了“经”。
大约到了唐朝初年，又有了“九经”的概念。一般认为所谓“九经”就是《易》《书》《诗》再加上“三礼”和“《春秋》三传”。所谓“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经典。在汉代，只有《仪礼》才是“经”，所以被称为《礼经》，或直接说成《礼》，《礼记》只是“记”，《周礼》得到重视也很晚，它们都不是“经”。所谓“《春秋》三传”，指的是《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这三部书。顾名思义，这三者都只是“传”，并不是“经”，但到了唐朝，也都提升到了“经”的地位，并列称为“九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唐代以科举取士，科举之中有“明经”一科，就是考察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当时官方把儒家经典分为“三礼”“三传”《易》《书》《诗》这些科目，让读书人分而习之。由于官方分科的影响，“九经”也就这样被习惯性地叫开了。另外，唐朝初年著名学者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其中所谓“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五部经典，这跟汉代的“五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汉代“五经”之《礼》，指的是《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唐代则变成了《左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变化。
唐朝晚期，“十二经”的说法又出现了。原来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下令把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史称“开成石经”。在中国古代，为了校正经书文字、方便士人对比校勘，有时会把经籍刻在石碑上，这次的“开成石经”也不例外。“开成石经”之中，除了前面所说的“九经”外，还加上了地位日益崇高的《论语》《孝经》《尔雅》三部书，一共十二部，所以称为“十二经”。到了此时，“十三经”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果然，到了宋代，“十二经”再加上一部《孟子》，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十三经”。原来北宋以来，程颐就特别重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到了南宋时期，朱熹正式把这四种文献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作了《四书章句集注》这样一部经典注释。从此“四书”与“五经”并列，拥有了与“五经”对等的地位。我们习称“四书五经”，就始于朱熹。在整个两宋时代，《孟子》的地位稳步上升，最终也被提升到“经”的地位，所以宋代才会有“十三经”的说法，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综观先秦到两宋“十三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个“经”的概念不断扩大化的过程。本来只有“五经”才是正式的“经”，但《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以及《春秋》三传等“传”，还有《礼记》等“记”，都因为其内容而逐渐得到世人的重视，也慢慢获得了“经”的地位。宋代以后，“经”的概念扩大化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宋代就有人提议把《大戴礼记》也加进去，称为“十四经”。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又提出“二十一经”的说法，就是在“十四经”的基础上，再加上《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这七部书。但“十四经”“二十一经”等提法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现在还是“十三经”的说法最为流行。
在中国古代，“经”具有神圣的意义。“经”本来是指织布过程中竖着的丝线，引申为经线、经常、天经地义等意思。具体到书，有“经典”“经书”等词。古人认为经书中蕴含着三纲五常等万世不易的大道理。但我们考察了“十三经”的形成过程，知道了从“六经”“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的变化轨迹，也就明白了“经”的范围并不是恒常不变的，“经”的地位也不是确立不拔的，而是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动。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对“经”抱有迷信、盲从的态度，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去研读、领会之。
如果要研读十三经，唐宋时代有“十三经注疏”，但过于繁杂，阅读起来比较困难。如果参考清代学者的著作，则相对比较容易理解。清代学者对“十三经”有浩如烟海的校释著作，其中的佼佼者，则有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刘文淇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陈立《公羊义疏》、廖平《谷梁古义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皮锡瑞《孝经郑注疏》等。当然，以上所举只是沧海一粟，还望读者能举一反三，好学敏求，以渐窥经学门径。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栏目支持：黄帅
范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