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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界屋脊，跨峻岭险滩，长江在中国版图上奔腾出一条绿色腰带。从金沙江两岸到滇池湖畔，从三峡大坝到洞庭湖边，满目皆青。
以前，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生态系统的警报常常响起。生活在滇池附近的居民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捕鱼做菜，70年代游泳痛快，80年代风光不再，90年代彻底变坏。”当人们意识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之后，这颗“高原明珠”与长江大大小小的水系开始改变。
横跨11个省市的长江经济带以生态优先，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上中下游“共抓大保护”，在6300公里的长江边留下诸多绿色痕迹。
“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长江上游，金沙江拐了个弯，将“母亲河”送入中原。在这个弯的周围，云南省丽江市的纳西族世代繁衍，把保护江水写入经文。
每年春秋两季，纳西族会竖立两棵黄栗树和一棵柏树，代表自然和神灵。“5岁时，我的爷爷抱着我说，不能往河里吐唾沫，不然自然会惩罚我们。”新主纳西东巴文化传承基地负责人和桂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东巴文化里，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河边洗衣服要把水舀出来，脏水也不能流进河里”。
一位纳西族老人沿着金沙江畔自发种上柳林，为“兄弟”出力。一代又一代，江边绵延了350万株植被。
溯流而上，滇池的水也清了。昆明市副市长吴涛大学刚毕业时，兴冲冲要一睹“五百里滇池”的风采。迎接他的却是扑面的恶臭，蓝藻爬上“明珠”的皇冠。“那时城市迅速扩张，城市的排泄物进入湖里，还有农业面源污染，大量乡镇企业建起，工业排放也进入了滇池。”吴涛说。
“老百姓希望能尽快下去游泳。”如今，人们乘坐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游船，在滇池上感受一幅清新画面。滇池旁的捞鱼河湿地公园，有一大片“水上森林”，水杉茂盛，净化湖水。
沿着长江漂流，还能看到更多生态改变。湖北省宜昌市的一个产业园里，灰黄色的老照片上，临江一片厂房，将长江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经过搬迁拆除，如今腾出近千米岸线，岸边垂柳依依。
长江继续奔腾向前，抵达地处长江干流河滩的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这里有两张著名的对比图片。前一幅污水横流，分辨不出哪儿是砂石，哪儿是江岸；后一幅，芦苇铺绿，江豚腾跃。
“不仅要动票子，还要动帽子”
绿色发展，从曾经的选择题变为此时的必答题。
为了抢救被污染的滇池，昆明市率先实行河长负责制，又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自然生长的河流跨越地界，总是搞不清污染到底该谁负责。责任重叠和交叉，又相互扯皮，“下游的认为不应该全算在我头上，上游的认为也不全是我的责任”。
以前，河道上游水质不达标，下游区域只能“默默承受”；现在，上游治理不达标，就要因超标的“污染”为下游埋单。
“每个月通报1次数据，谁达标，谁不达标，一目了然。”吴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考核河道污染治理情况时，在区县交界处检测污染物含量，上一段不达标，就要交“罚金”。
分段、实时的污染监测使责任泾渭分明。从2017年4月启动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偿工作开始，到2018年4月，仅1年时间，昆明市各区政府（管委会）共需缴纳生态补偿金约6.55亿元。
“不仅要动票子，还要动帽子。”吴涛说，这个结果也跟党政干部的年度考核挂钩，“不达标不仅仅经济处罚，政治上也处罚。”比如，一年不合格，会影响评优评先进；两年不合格，可能会采取相关措施。
有人担心，这样下大力度环保，是不是会影响发展？
“贫穷是生态环境的最大杀手，如果不让人们得到最大的收益，不可能长远。”丽江市委书记崔茂虎说。
和国海在丽江的鲁甸乡种植药材。20年前，他是“砍树人”，如今变成“种药人”，鲁甸也从“木材之乡”变成“药材之乡”。
在西南的崇山之间，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在高原上吸收着养分。其中，有300多亩属于和国海。仰仗这些“云南白药”的重要组成成分，他每年有四五百万元的收入。
1998年，禁伐天然林之后，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从39%提高到68.48%。近20年来，因林木砍伐而销声匿迹的黑熊、岩羊等动物又重新出现了。“大约每个月都能有人见到老熊。”当地人说。
共抓大保护
一江清水浩荡东流，离不开上中下游的协作。
长江流域河湖密布、支流众多，上中下游协调合作，才能形成合力和一场省际之间的“大保护”。
重庆巫山培石断面位于长江鄂渝缓冲区，是长江流经重庆进入湖北的省界断面。重庆市水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在断面现场采样，并将采样时间、现场测定参数值以及照片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实时输入管理系统。
贵州则与云南、四川合作，按照5∶1∶4的比例共同出资两亿元，设立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基金，开创了跨省横向生态补偿的先河。
作为水利部门直属的流域机构，长江水利委员会在长江沿线各省市的生态保护工作中起协调作用，比如协调流域水利水文的规划和治理。
“我们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尽量减少生态环保监管的空白点。”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罗小勇告诉记者，跨省的河流在落实河长制时，所出台的生态环保措施一般是“一河一策”，这类措施需要经过审批。
比如，在长江沿线的两个省市邻近的水域，会经过双方协商设立控制性断面，来监测相关的水环境指标，“这种做法超脱了各个省市之间的利益与隔阂，是比较有效的协调措施。”
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关注跨省域的地方环保协调。他举了太湖的例子：跨越了江浙沪等几个大省的太湖，怎么建立长期固定的协调机制？
“很多地方在尝试生态补偿机制，更多的还在政策层面研究，以及主管部门对相关数据的检测，但是具体的处罚措施和机制，似乎还没完全实施。”成长春说。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包存宽也提出疑问，当落地到最基层的乡镇这一级时，怎么激发他们做生态环保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河长制等生态保护措施要一级一级压实责任，到最基层的治理中，但基层管理部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权限。我们常说‘下边一根针，上边千条线’，也就是这个道理。”
他告诉记者，这需要环境治理的系统改革。传统的治理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基层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可能还会数据造假。所以，基层政府对环保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智慧能否激发出来，是关键所在。
成长春的建议是尽快推进长江保护的立法工作：“长江保护法其实是体制机制上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管理和治理的最高形式。”在这个周期较长的立法过程中，还要对各个部委进行协调。
1983年8月7日，一个平凡的周日晚上，人们打开电视机，一部名叫《话说长江》的纪录片正在播出。在那个旅游还属于奢侈消费的时代中，中国人第一次以各种难以想象的角度看到了长江的全貌。
如今，新的长江故事正在展开，保护生态成为它最重要的篇章。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杰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