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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有关田家炳的记忆全部塞进一个房间实在太难了。
7月22日，他的追思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拥有3层观众席，共1734个座位的会场很快就坐满了人，除了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受过他捐助学校的师生代表之外，还有许多市民自发前来，致以哀思。
但这也不足以容纳人们的全部思念。根据基金会目前的统计，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有33场纪念活动。一栋师范大楼里立着他的雕像，有人从旁边路过，看到几束鲜花摆在雕像下方，不知是何人放上去的。
7月10日，田家炳去世的当天，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田家炳中学的操场上，2000多名学生手持蜡烛肃立。这所在大山怀抱中的学校，烛火摇曳，随着夜色降临逐渐醒目。
他曾是京华银行董事、田氏塑料厂董事长，曾拥有东南亚最大的人造革制造厂。但人们悼念他，更多是因为他是田家炳慈善基金会创办人。受过他捐赠的学校几乎遍布全中国，包括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19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和1800多间乡村学校图书室。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的追思会场门口摆着海报，台上布置了白色的鲜花，此外，没有别的装饰了。追思会的举办方田家炳基金会建议来宾，最好把所有花费在送花篮花牌这些祭仪上的钱，都捐给其他的慈善机构，才能令田老“含笑在天”。
节俭和捐赠，这符合田家炳一贯的风格和喜好。
许多在田家炳学校读书的学生，都曾与这位老人有过一面之缘。10年前的夏天，有学生见到他被搀扶着，缓慢走上了主席台。那年他88岁，行动虽然有些不便，讲话的声音却很洪亮。天气很热，老人家用自备的矿泉水瓶子，在饮水机上接水，“一路带过来的”。
他曾给许多学生讲述自己节俭度日的故事。出去吃饭，剩菜必定要全部打包回去，穿的鞋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还能再三年。曾有校领导在他前去参观时要安排车子给他，被他拒绝了。安排的宾馆他也拒绝，要求住在校内就好。他总爱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前年他已97岁，走路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几位田家炳中学的老师来见他，他仍要亲自见他们，同他们探讨学校的发展理念。谈话的过程中，老人鼻子不大舒服，拿卫生纸来用。双层厚度的纸巾，他小心翼翼，一层一层地撕开来，捻出了其中的一张。
许多田家炳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记得田家炳这些悭吝的生活习惯。外出自己带水、带牙刷香皂种种都不必提起，出门乘地铁也是这位香港皮革大王的生活常态。他平日里爱用手帕，没带手帕时才要用卫生纸。卫生纸往往也是要苦撑着用一天，擦完嘴之后叠整齐了放在口袋里，留着之后擦手。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有的工作人员跟着他的时间长了，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
他经常对接受捐助的孩子们说，自己是做工业的，知道手上用的每一样东西，制作过程和工艺都很复杂，包括每一个矿泉水瓶和每一张纸。正是为此，他才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可能地节省，珍惜这些用品。
年岁渐长，他将基金会交给了子女打理，就不再每天上班。他自己乐意省着过，也乐意帮旁人省着过。工作人员每天乘坐地铁去田家两趟，晚上把一些材料和文件送过去，第二天早上再去取，顺便和他讨论汇报。这位老人后来干脆对工作人员说，如果没有特别需要坐下来聊的，两人就在地铁站见面就行，甚至连闸机都不用出，“就在地铁口交接就好了”，算下来能省一半的车票钱。这位老人自己走到地铁站，每次都非常准时，常常比约定时间还提前些许。
他子女送他的生日礼物，他叫他们拿回家自用，免得浪费。裤子破了，他就随便找一条颜色相近的来配。四儿子田荣先瞧见父亲那套“款式过时二三十年”“颜色接近却不成套的西装”便来气。二儿子田文先也抱怨过他，“妹妹穿姊姊的旧衣，弟弟穿哥哥的旧衣”，零用钱更是稀少，全家人的日子，根本不像是住在香港九龙塘豪华别墅的“有钱人”。
田文先记得，父亲“十分执着每一分钱的使用意义”，最肯花在他们兄弟姐妹身上的钱是教育费用。平时出行连巴士钱都能省则省的田家炳，甚至愿意花大价钱带着孩子们环岛旅行，增长见识。
他在意子女的教育，却并不逼迫子女考高分，甚至有几分厌烦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孩子们几次拿着不大好看的成绩单，战战兢兢找他签名，也没有挨到责骂。子女们想读什么专业，他也叫他们自己选择。
长女田淑芳感慨，“我到20多岁时才真正了解，自己是生长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有一位不平凡的父亲。”
田家炳生于1919年，祖籍广东梅州，年幼丧父，辍学经商，16岁漂洋过海，去东南亚打工创业，做瓷土和塑料薄膜生意。20世纪50年代他回香港，兴办田氏化工企业，最终得了“人造革大王”的名号。香港慈善氛围浓厚，霍英东、邵逸夫等富豪都热衷于社会捐赠。与他们相比，田家炳或许不是捐款数目最多的人，却是最倾尽自己全力的一位。
为了建学校，田家炳曾把自己住了38年的花园式别墅卖掉，从此一直住在1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新居铺着白色地砖，没有壁纸，甚至都没有阳台。那是2001年，田家炳83岁，刚经历了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经济“比较糟糕”，但他又已经答允了要给一些机构捐款，不愿违背承诺，宁肯把房子卖掉。连受赠者听说之后都打电话想要阻止他，“您去住120平方米的房子，比我们的教授住得还小”。
对这件事，田家炳的解释是：“自己住这么大房子是浪费，另外卖掉的钱，还可以资助20多所中学，这样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田家炳陆续用超过10亿元港币创建了田家炳基金会，那用了他当时拥有的绝大部分资金。2012年，他再次把名下价值20亿元人民币的4座工贸大厦捐交给田家炳基金会，每年约7000万元人民币的租金，都用于资助教育事业。
他“看到一幢幢教学大楼的兴建，听到万千学子朗朗悦耳的读书声”，不但觉得经济效益更大，精神上也似乎能得到更多安慰。“一个人兜里有了钱，10个亿是个数，10个亿变成了100个亿，也只不过是在尾巴处多加上了一个零，自己能吃多少、能睡多宽？如果一家独乐变成了让社会众乐，那我的事业不是还在扩大，不是还是我的事业？”
他捐了钱给学校，也比旁的捐助者显得更加“多事”，并非钱一到对方账户就算完事。教学楼的图纸设计，施工方案，他样样都要管。一栋田家炳书院大楼的设计方案他甚至审阅过3次，列出了20多条改进意见，如新旧楼之间要用雨廊连接，等等。
据基金会工作人员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在西北、东北的教学楼内，基本是没有厕所的，5层高的教学楼，到了课间10分钟，学生都紧赶慢赶地下楼上厕所，有时怕时间赶不及，只好憋着等大课间。受资助的学校送来设计图纸，田家炳定要亲自修改，改完之后，还要约规划办的设计者来讨论方案。他觉得，教学楼是要用几十年的，如果楼内没有厕所，依着当时当地的习惯或许不觉得什么，几十年后理念若是变了，肯定会觉得非常不便。
厕所的空间终究在田家炳的坚持之下挤出来了，走廊因此窄了些，教室也不如原先设计的那般大了。田家炳倒不希望教室太大，他觉得小教室反而实用。一个班塞进六七十人，他怕老师顾不过来。
“宁可实而不华，不可华而不实”，这是朱子家训里的话。田家炳把这句话送给了许多他资助的学校。
师范院校一直是田家炳捐赠的重点，比起大学，他更重视基础教育，也更乐意捐助中小学。在田家炳看来，许多孩子可能并不会读大学，如果能在中小学期间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长远来看都是有益处的。
在写给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里，他说，基础教育若是建设得不够扎实，高校的生源质量也难免受影响。
田家炳几乎走遍了全国，从高原走到盆地，从热带走到亚寒带，实地考察有哪些地方需要捐助、需要什么样的捐助。他走到了教育普及的最低洼处，看到了在那里的那些人，然后，向他们伸出手。
他想把中国人口资源变成人力资源，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早年基金会捐赠的钱，大多投在了硬件设施。2010年之后，田家炳把教育捐赠的重点，转移到了支持教育软实力的发展上，如教师、校长的交流培训，大学生的社会服务、两岸四地的学术研讨会等等。
基金会与一些教育机构合作，进行中小学德育项目和班主任的培训。重庆的中小学英语教师培训，广东客家族区域中学教师的培训，甚至西部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计划，都是田家炳基金会支持着的项目。参加培训的校长和老师从宁夏、贵州、河南的乡村来，研修之后，带着所学回到乡村。
这位老人希望通过自己的捐助，让更多的人关心教育发展，关心大多数教育慈善家目光未及之处。他说，自己就是那个抛砖引玉的人。他从来不当自己的捐助是对人家的施舍，张口闭口，总是感谢对方能接受他的捐款，感谢当地政府和学校对他这“一点点捐款”的重视。
他得到的“重视”包括在1994年，经国际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一颗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2886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田家炳星”。这让这位老人有些许不安:“那是天文学家们艰苦探索的成果，却用上了我的名字。”他把这称为他人生中最大的荣耀。
年龄超过90岁之后，田家炳慢慢减少了出门参加仪式的次数，他怕自己的身体给别人添了麻烦。偶尔去参加活动，仪式也在他的要求之下尽量简短。活动的地点他并不讲究，礼堂里也行，操场上也行。若是在操场上顶着大太阳，他心疼下面站着的孩子，往往还要长话短说。
更早些年他还不需要人搀扶时，曾出现在许多栋“田家炳楼”的奠基或剪彩仪式上。老人家身材清瘦，讲的话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内容。讲话结束后，他会深深地给眼前的孩子们鞠一个躬。那个弯下腰的身影，在一位学生的记忆中镌刻了十七八年。那时她得知他捐助300多万元建了教学楼，“内心肃然起敬”。
生死是很多老人忌讳的话题，但在田文先记忆里，田家炳将生死看得很淡，在他们这些子女面前，也从不躲开这个话题。这位老人总爱叮嘱几句，就算是他过世，儿女们也应当延续公益事业，“发扬他的精神”。
7月10日上午，田老先生于香港去世。一位学生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宿舍前面就是田家炳楼，每天清晨都能听到楼里传出的读书声。他觉得，大概这就是田家炳先生赠给这世上“最美好的声音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实习生 刘如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