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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李春兰不会发微信，更不懂智能手机，她的老式手机显示不了“罪”字，打不出“者”字，不过，她习惯将手机装进透明塑料袋，再打一个结——她相信，有了这个结，手机就不至于从裤兜的破洞里掉出去。
20年前，这个江西省遂川县女子的青春不是这样。她跻身同村同龄人的前列：家有好几片地，父亲翻山送她上学，房子在村子算中等偏上，春节家庭聚会至少摆两大桌，后来，她离家到厦门一家不错的企业打工，这需要面试、笔试，还要求一份高中文凭，而李春兰，是村里第一个读完高中的女生。
同龄人如今狠狠“抛弃”了她。一切因为，她的父亲李锦莲1998年被误认是一起“毒糖杀人案”的凶手，她则开始为父申冤，直到今年6月父亲平反。7月18日，他们向法院申请了4140万元国家赔偿。
“20多岁到40多岁，是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我就耗在了那事上面，而且吃尽了苦。”至今单身的李春兰忽然发现，上半辈子过去了。
“像野兽一样”
打开李家大门，时间似乎静止在某一刻。大厅墙上的日历仍是1998年的，卧房摆着20年前的饼干盒，房子二层没通电，李春兰偶尔回家时，只有靠蜡烛或手电筒照明。
现在，蜡烛也少用了，因为担心着火。这套房子太过脆弱，一踩二层地板，脚下吱呀作响，有的地方已有裂痕。李春兰时不时请人帮忙拍屋顶的照片，“上面的漏洞比前几个月又大了，拍下来问问师傅，等父亲回来再找人修”。
1998年时，这间屋子在村里出尽风头，相邻住宅都没它高。李春兰彼时刚高中毕业，跟老乡到厦门闯荡，她负责在车间检测产品，工作相当轻松，月收入1000元左右。她想着，再过几年，自己也许能再找机会读个大学。
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亲戚的来电：警察在抓父亲，母亲也去世了。“（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天大的事情。”李春兰今年5月中旬回忆这段经历时落泪了。
亲戚陪着她一起回到江西，即将到家时，她的弟弟哭着跑了过来，身上披麻戴孝。更多的亲戚在家里忙成一团。
父亲卷入的案子并不复杂，但在此后20年，它像一条巨蟒，缠绕着李家的生活。
按照江西两级法院1999年和2000年的说法，李锦莲曾与同村一名女子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在断绝关系之后怀恨在心，便在县城买了桂花奶糖和鼠药，再将制成的毒糖扔在路口。该女子的两个小孩吃了之后，旋即身亡。
进入侦查视野的李锦莲，接着被带到乡政府。长时间问话之后，李锦莲逃跑了。在他看来，只要躲一阵子，有关部门就会查清投毒者另有其人，他就可以回家了。
那是一段灰色的时光。李春兰后来才知道，逃跑的父亲白天躲得离家远远的，夜晚才“潜伏”到家附近，当看到家里在做母亲去世的法事，父亲远远地望着，抓着胸，黑夜里，想哭又不敢大声哭。
“父亲活得像野兽一样。”李春兰含泪打了个比方，“他吃就挖地瓜，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洗澡，身上还发着烧。”
没多久，李锦莲在家人的帮助下，前往检察机关自首。
形势急转直下，1998年12月15日，李锦莲被刑拘，7天后被逮捕。次年5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过了两个月，一审判决下来了：故意杀人罪，死缓。
这是个后来备受非议的判决。该案多名代理律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分析称，最明显的漏洞在于桂花奶糖，因为被指买糖的店铺否认曾卖给李锦莲桂花奶糖，仅称卖了白糖，而李锦莲的投毒过程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锦莲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极不稳定，且表示遭受了刑讯逼供。
种种蹊跷之下，李春兰突然感觉，很多事情要由自己承担了。弟弟那时7岁，奶奶年迈，而她是家里相对有文化的人。想保下这个家，这名当年24岁的姑娘无疑要投入更多心血。
事情似乎即将终局，2000年5月，江西高院二审未开庭审理，维持了原判。
狡兔三窟式申诉
李春兰离家了。她开始“狡兔三窟”的生活。
早先，她在省会南昌打工，为的是离替父申诉的地方更近。她很快发现这不现实，有时，她一个月要请好几次假，没有公司愿意长期忍受这一点。
生存阵地退缩到遂川老家。她在周边的乡镇租了一间卧室，又在另一个乡镇摆起了摊，卖些小玩意儿。具体是哪两个乡镇，李春兰几乎谁也没告诉。
“如果别人知道我在申诉，以后去上级反映情况的时候，可能我容易被一些工作人员拦着。”李春兰说，房东不知道她具体在做什么，自己也很少对亲戚提起申诉的事儿。
这个秘密行动的心脏，是她的一个宝贝箱子。那里边放着她所有的申诉材料。李春兰把它上了锁。
在遂川所属的吉安市，曾经的吉安地区检察分院刑事检察处处长章一鹏退休后当起了法律工作者。李锦莲案发生在他卸任公职之后，用章一鹏的话来说，如果他在任，这个案子起诉不了。
看到电视节目里谈到冤错案等相关片段，章一鹏就会通知李春兰收看。
一审期间，他与另一名老律师朱中道曾为李锦莲作无罪辩护。章一鹏记得，为了作辩护，朱中道当年进村调查，在村里住了好几天。
如今，朱中道已去世，但李春兰依旧记得往事：带着卷尺进村，一点一点丈量几个节点的距离，最后绘制成案发现场图，试图证明李锦莲没有作案时间。
山路很陡，只容一个人通行。朱中道那时已经年过六旬。
朱中道曾在自己的一部分文集回忆说，退休后的律师工作，自己倾注了60%左右的精力、文笔和相当一部分金钱在李锦莲案，“书写了约70万字的材料，发出一二百封快件和挂号（信）”。
李春兰也在奔波着。她不会用智能手机，却能打听到北京某所著名大学哪天晚上举办讲座，嘉宾是一名坚持报道一桩重大冤错案的记者。那桩案件平反了，李春兰也希望自家能成为下一个报道对象。
她找到好几位人大代表，有时，她也忘了某个代表是怎么找到的了，只知道他们在帮助自己。
“如果是父亲做的案，他绝对不会让我去帮他申诉，耽误我的青春。肯定不会。”漫长的岁月里，李春兰告诉自己，“父亲说，如果是他做的，枪毙他，他都没话说。”
她记得，上学的时候，父母为她带的菜总十分丰盛；周围有人劝父亲，“不要上学了，女孩子上那么多学干吗”，但父亲坚持了，“他和我说，只要我能上，能上到哪儿，他们都会很愿意，而且很高兴”。这个只读过小学的男子老对李春兰说“世上唯有读书高”。
呼吁看似有了效果。这起在江西农村发生的案件，走进了全国两会会场，也在多个研讨会上被提起。2011年2月，江西高院作出再审决定，当年9月，案件再审开庭。早前，该院曾在2002年驳回李春兰的申诉，江西省检察院也决定不予抗诉。
但平反又似乎离他们很远。就当所有人都认为李锦莲即将归来时，江西高院维持了原判。
第二年，李春兰的奶奶去世了。
春节成为李家最害怕的时刻。李春兰回忆，以往过年，家里会特地为父亲留下一副碗筷，奶奶在世时则会不由地盘点“这个菜锦莲爱吃”“那个菜锦莲爱吃”。
说着说着，全家人都哭了，年没法儿过了。
真的会平反吗
李春兰又一次打开了老家大门。这是2018年5月16日，再过两天，案件第二次再审即将到来。
第二次再审，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易延友的申诉状有关。这份递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申诉状，让检察机关2017年5月重启了调查，最终给最高法院发了检察建议。最高法院随后指令江西高院再审。
这间老宅如今已落后于周边了。村里更高的房盖了起来，土路修整了，而李家门外的“桥”，4根躺着的木头减少到了两根，打开李家大门，大厅堆着木料，没有电视机，二层屋顶飞着蝙蝠，角落还有蜘蛛网。自奶奶去世后，李春兰更少回到这里，直到去年10月李家才装了自来水。
“真的是家破人亡，可以这么说，是吧？”李春兰不知道说什么好，“父亲很关心这个房子，那是他当年的心血，如果出问题，回来就没地方住了。”
她抓着白色塑料袋，里面又套了几层塑料袋，有的当作钱包，有的装矿泉水。
庭审这天，法院少见地向媒体开放了视频直播旁听。7年前，几乎没有其他人关注这个案件。2013年首次报道该案的《南方周末》记者刘长，如今转行做了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成为李锦莲的另一名代理人。
当年的辩护人章一鹏，此刻坐在了旁听席的第一排。李春兰身着已穿多日的白衬衫，那是她从批发市场花十几元淘来的。
庭审持续了3个半小时，出庭检察员最终表示，现有客观证据、技术性证据不能直接指向李锦莲作案，客观证据出现矛盾，公安人员办案方式和程序存在诸多不当，综合证据裁判规则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建议改判李锦莲无罪。
尽管有此表态，李锦莲当庭作最后陈述的时候，依然难掩担心：不知道会不会像上次一样，结果还是有罪？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6月1日，江西高院作出判决，改判李锦莲无罪。判决认定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证据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比如，作案工具来源不明、去向不明，制作毒桂花奶糖的过程没有证据印证，也无法从桂花奶糖找到糖纸指纹。
这些理由，律师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提出了。
丢下囚服，李锦莲起程回家了。汽车在2010年新修的路上走着，离当年的案发地越来越近，女儿李春兰为他指着，某个地方是当年的什么地方。
望着窗外，李锦莲未发一言。
这与庭审完的那个夜晚反差太明显了。那天，李春兰想连夜赶回遂川，这样能节省一晚上的住宿费用。她不会用地图软件，不知道通往火车站的公交车站在哪里。她与随行的记者一起走着，不断打听别人旁听庭审的感受，追问这次会不会改判无罪，但听到肯定的回答，她又觉得可能还是会重蹈覆辙。
现在父亲出狱归来，李春兰的生活也要重新开始了。
本报北京7月26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