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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山东发文要求省级新闻单位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竟然是发文要求。媒体做舆论监督就像猫捉老鼠、啄木鸟抓虫、老虎吃肉一样，不捉老鼠的猫，那还叫猫吗？那叫宠物猫。很多人怀疑“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诚意，我倒不怀疑，而觉得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品尝到了舆论监督凋零的苦果和恶果。
毫不夸张地说，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的疫苗，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给社会种牛痘，在暴露问题中给社会排毒，在释放压力中完成“减压阀”功能，在客观报道中给国人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的镜子，避免自上而下的认知失调。
不少地方官员都跟我聊过一个话题，他们觉得越来越怕舆情，因为现在很多舆情越来越“无规律化”，一篇自媒体文章就能点燃一个爆炸式的舆情，一夜之间形成病毒式的传播，迅速发酵，迅速升级，迅速敏感化，迅速不可控，官方既有回应系统根本来不及启动，舆情好像就决堤了。
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否则，平常看起来“岁月静好”，突然在民生领域上曝出一个大新闻，对公众的冲击将是爆炸式的。人们会怀疑平常的那些“好消息”是假的，即使问题并不严重，但缺乏舆论监督报道的日常铺垫，人们会把问题想象得严重得多。这种舆论黑箱下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也是信息不对称下本能的心理防卫。
如果日常的舆论监督顺畅，人们一方面会觉得“负面无法遮掩”，对信息透明有信心，另一方面，日常的监督报道提高了公众的心理阈值，人们对问题会有一个稳定和理性的判断，不至于动辄被那些消费公众焦虑感的爆款网文带节奏，不至于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新闻”。
没有日常舆论监督报道的脱敏，很多问题可能“敏感化”。脱敏是最好的舆情减压方式，而缺乏日常脱敏，寄望突发事件的舆情压力下去脱敏，很难做到。
舆情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新闻规律，日常点滴的释放成为问题的阀门，传递了常态的信号，很多“公众反应”是可以预期和预判的——日常零星的报道，给了官方窥见公众反应的机会，也让公众窥见政务、理解官方，信息对称之下保持良性的舆论互动和良性的舆情基本面。而舆论监督的缺失，打破了这种平衡，两个舆论场无法打通，舆情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动不动就是失控的爆炸式，互动模式变成彼此充满敌意的“互相伤害”，而不是良性互动。
当然，媒体要报道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只是批评和监督，也有阳光、温暖、柔情和岁月静好，总之，要客观地反映真实的世界。在媒体公共性和公信力的塑造中，监督报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监督，没有批评，没有问题，当人们从媒体报道中读不到真实、真诚和真相时，对媒体说的所有话都会持一种保留态度，媒体也就没有了公信力。
中国当下在公共管理中需要加强的资源也许是“第三方资源”——即让谁去说公众才会相信。“第三方”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公信资源之一。舆情当前，很多地方常会陷入“谁说都没人信”的陷阱中，这个部门说，没人信，因为面子相连；那个部门说，没人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另一个相关方说，也不行，会包庇下级。无论谁说，公众都觉得不是客观中立的第三方，都可能有某种利益和权力关系。
热点事件中，媒体应该能成为客观的第三方，用客观报道去还原真相，用事实和常识驱逐谣言，用理性驱散情绪，可当媒体失去舆论监督能力和批评功能，怎么能让公众相信“舆论引导”中所言是事实和真相呢？
说实话，如果我们的官员没有日常舆论监督的压力，回应公众的能力会越来越退化，这是课堂上那些所谓的“模拟演练”无法补救的。没有一般性的舆论监督报道的磨练，有的官员对舆情的心理阈值极低，一点小事也可能如临大敌，一点小批评也可能恼羞成怒，过度的“应对”只会刺激更强烈的反应，小事“应对”成大事。
前段时间，很多人反思了这两年盛行的“吓尿体”“哭晕体”，这些浮夸的文风不仅形成了舆论场上的膨胀，传播了浮躁、盲从和自大，更大的恶果是，造成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的战略性误判。
整天被那些文章熏，眼中都是这厉害了那厉害了。美国人每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起码被“吓尿”10多次，欧洲人动不动就为中国的成就“震惊”“流泪”，印度日本动不动就“跪”就“晕”。整天熏在这些文章里，能理性吗？能客观看待自己吗？能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吗？
舆论需要平衡，信息应该尽可能地充分，不能失真。假如舆论场上多是那种“吓尿体”“自拍美颜体”，没有舆论监督的平衡，传播就会形成哈哈镜效果，失去了通过媒体客观报道塑造理性价值观和健康世界观的框架功能。
听得进尖锐的批评，提高对批评和监督的耐受力，尊重媒体累积公信资源的公共性实践，而不能用过于工具化和功利性的心态看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回归常识，尊重媒体成为有公信力的、让公众依赖的第三方，是媒体之幸，公众之幸！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