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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女童的生与死
9岁的脑瘫女孩璇璇死了。她的爷爷和爸爸在她的书包里塞了两块砖头后，将她丢进了河里。
一个耸人听闻的恐怖故事。这户人家家境普通，爸爸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璇璇生下就是脑瘫儿，花费十几万元医治无效，妈妈因此离开了这个家。爸爸和爷爷都在外做工，璇璇则交由奶奶带回老家照料。她死亡的直接诱因是，奶奶后来得了癌症，没法再照料她了。
亲人说，她爸爸有再婚的想法，对这个随时拉尿的孩子缺乏信心，爷爷更觉得这孩子丢人。这个家庭对她一直不太友好，可社会给她的温情也实在不多。这家人曾经申请过低保，可是政策是机械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400元”，他们并不符合这个条件。
家庭的困窘和冷漠并不是这个女孩唯一的死因。她被认定为重度智力低下，属于残疾人，可并没有相应的救助体系帮助到她。她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称，这户人家长期不在本地居住，他们有帮扶政策也无法落实，甚至不清楚这个女孩近几年的情况。
雪中送炭的温情桥段从未能在这个女孩身上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她是不幸的。可脑瘫儿获得相对安稳的人生，就要指望幸运地诞生在良好的家庭，或者侥幸被救助吗？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抚养脑瘫儿的家庭或许也只有两种可能：不离不弃的模范家庭；心狠手辣的恶毒心肠。在这两极中间，本应有社会救济和公益救助充当缓冲，让他们和她不必面临非生即死的抉择。
老汉头发的黑与白
江苏一位89岁的老大爷未能得到尊重。他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民警告诉他，头发是白的，反光，耽误面部识别——要么剃光头，要么染发。
直到事情闹上了媒体，当地警方才匆忙改口：虽然有些麻烦，但稍微做点技术处理，白头发的照片也能用。
打击“懒政怠政”推进好几年了，但理想的终点似乎还有点远。同样是上周，河南的一位刚刚退休的老干部办理养老补助金时发现，自己个人信息里的性别是“女”。他向省社保局提出修改申请，可社保局说单位业务“只对公”“即使只改性别也要按流程”；他不得不请求原供职单位帮忙，可5个月过去，他跑了很多趟，信息依旧未能从单位提交到社保局。
而在山东烟台，想给母亲办理残疾证的那女士被居委会多次刁难后，将一通牢骚发到了网上，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可这份重视反而使居委会彻底生了气——工作人员说了，那女士必须在微博上公开道歉，且让上级部门撤销对此事的调查，不然证件就不给办。他们还发牢骚，这个“老百姓本事挺大”。
类似“懒政怠政”事件近来被曝光后，往往会引起关注，推动事情解决。在烟台，舆论发酵后，几位懒政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旋即遭到辞退或调查。
我们有理由相信，整个社会已经有了共识——各级机关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但将共识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也还需要时间和努力。毕竟不能指望每一位受到委屈的大爷和女士都通过媒体取得关注。“老百姓本事挺大”，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认识，用来督促政府带来优质高效的服务，而不是被投诉后一句气急败坏的抱怨。
超能力班的真与假
寒暑假里有关奇葩辅导班的新闻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次是在浙江慈溪。史女士偶然听说，开发右脑松果体，孩子就能蒙眼识卡、读书，“遥感”数米外的东西，变成“神童”。
故事原本应该是美好的：开课的收获了金钱，史女士收获了“聪明”的孩子，孩子则收获了赞誉。唯一的纰漏是孩子过于诚实，不愿意撒谎。她如实告诉母亲：色卡上面有味道，红的辣椒味、蓝的鱼腥味、绿的苦瓜味、黄的桔子味；字卡则要斜眼透过缝隙偷看，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说得再简单点，就是骗子揣摩出了家庭的心理。他们收到钱后会诱导孩子一起欺骗父母，让父母开心，孩子则能轻松地度过假期，甚至得到父母的奖励。
类似的骗局这几年来在各地一次次上演，上钩的父母却始终不在少数。他们发现上当后往往变得可怜兮兮的，嘴里会说，“就是想让孩子变聪明”。
可以想见的是，他们为了让孩子变聪明，着实付出了不少努力，甚至将努力变成了压力。这份压力让他们陷入了骗局，也让孩子被迫学会了欺骗。这种压力下的学习会是快乐的吗？当然不会。它们似乎只是父母的执念和焦虑，以及孩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