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22岁的流浪汉马昊迫切地想要留住这个家。
这个头发黏成一团、衣服散发臭气的男人，在去年年末陆续砸了30余辆汽车的车窗。烟酒、数码产品甚至食物，他悉数偷走。他需要钱，他要养活一个家。
“家”就在陕西渭南市郊的一片草丛里，那里是城市化还未涉足的荒地。半人高的杂草和垃圾堆隔绝了这里与不远处的高楼大厦，赃物和食品包装袋、铺盖、牛奶等散落在草堆各处。
这个“家”的一切都是偷来的，除了9岁大的“弟弟”亮亮。他们没有血缘关系，3年前，从四川流浪而来的马昊在这里遇见了6岁的亮亮。之后，兄弟俩把家嵌进了这座城市的缝隙。
警察在草丛里查获了价值达数万元的赃物。兄弟俩分工明确，那些高档烟酒和数码产品交由亮亮去销赃。亮亮还不怎么识字，但已能分辨各类数码产品。
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便衣侦查中队中队长周佼，为这一系列性质恶劣的砸车盗窃案感到震惊。最疯狂的一夜，马昊连续砸了渭南市区的11辆车。
依法逮捕马昊后，她不断梳理案情，一个更令人讶异的事实浮出了水面——从某种程度上讲，亮亮像是昨日的马昊。
两个人共同的身份是留守儿童。兄弟俩在幼年都遭遇了父母的抛弃，不同的是，亮亮被扔给了收废品的爷爷。而马昊则在15岁那年从寄养的叔叔家离开，一路流浪。
9岁的亮亮说，自己害怕销赃，也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但比起这些，他更怕失去这个偷来的“家”，怕失去那个从天而降的“哥哥”。
我就看看他心里有没有我
准确一点来讲，马昊真正的家在600公里外的陕北，尽管他已经7年没回去了。离家后，他在北京卖唱过，也在四川和陕西乞讨过，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渭南不过是流浪之路的一个临时落脚点，并没有任何不同。
他在这里遇见亮亮。一开始，他只不过是托在路边放炮的亮亮，顺手帮自己买一些食物。后来，他们好几次在这座城市的荒地相遇，亮亮见了“熟人”兴奋起来，拉住马昊的手，“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马昊愣住了。因为蓬头垢面的外表，他极少白天外出，他不喜欢人们的指指点点，也极少与人说话。接受讯问时，马昊告诉周佼，一开始他并不想陪亮亮玩耍，甚至“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当时才6岁的亮亮总是缠着自己，一口一个“哥哥”，他拗不过，就陪他去了还未建好的公园。亮亮一遍遍地坐积满灰尘的滑梯，笑着，叫着，他坐在不远处看着。
天快黑了，马昊问亮亮：“什么时候回家？”
6岁的男孩一言不发，只摇了摇头。
亮亮是非婚生子，母亲生下他不久后就离开了。后来，外出打工的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不包括他。他成了留守儿童。前几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爷爷奶奶带着亮亮举家从河南民权搬到了渭南。他们把家安在了废品之中——跛脚的爷爷接手了老乡的废品回收生意，喜欢喝酒打麻将；有精神疾病的奶奶不能干重活，时不时躺在蛇皮口袋上傻笑。
他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废品堆里的“家”。他冲着马昊说，自己没有爸爸妈妈，至于爷爷奶奶，“反正也不会来找我”。
兄弟俩开始同进同出。马昊带着亮亮去公园摘葡萄和梨，在树荫下吃水果打瞌睡；刮风的天气去荒地里的垃圾堆，看着大风把塑料袋、垃圾和灰尘卷成一团，“龙卷风啊”，亮亮大喊；下雨天，他领着弟弟去草丛深处，那儿有被雨水打湿了翅膀的小鸟，扑腾扑腾地扇动翅膀，终于，鸟儿飞起来了，亮亮忍不住鼓掌。
正值夏日，马昊的床安置在草丛深处的电房房顶，要抵达那里，需要在一段2.5米高的围墙上行走几十米。身高不到1米的亮亮说，自己一开始很害怕，踩着砖头爬上围墙，一步一步挪动，“快吓死了，不敢往下看”。可眼前就是哥哥的家，咬着牙就走过去了，“多走几回我就不怕了”。
独自流浪的生活突然硬生生挤进来一个孩子，开销成了让马昊头疼的事。他带上亮亮，往城中村的巷子里钻，有人开门乘凉，有人支着麻将桌打牌，他们趁机浑水摸鱼，小偷小摸。被抓住是常有的事，不过，对方瞧见瘦小的亮亮都会心疼一番，往往只批评几句就放他们走了，连警也没报。
马昊后来坦承，自己是故意带上亮亮的。“抓住了，弟弟不用负法律责任。别人还会同情我们。”
但连续的失败消磨了他的意志。他从前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白天捡垃圾，夜里偷东西，不用为一个孩子的三餐发愁。他想离开，渭南本就只是他途中的一站。在亮亮最爱的滑梯前，他告知了亮亮这个消息。
6岁的孩子扑到他身上又闹又叫，“哥哥你不准走，你走了我再也不帮你买吃的了。”自从兄弟俩混在一起，买饭的活儿都派给了亮亮。
一天，马昊悄悄地躲在了远处的草丛里，“我就想看看他心里有没有我”。亮亮在那儿左等右等也不见哥哥的踪影，天快黑了，这个孩子终于爆发出哭声，“哥哥，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啊。”
这个流浪汉心软了。十几年前，他的父母离婚，母亲离开了榆林老家，收好行李走上山路。当年同样只有6岁的马昊就跟着母亲后面，一路跑，一路哭喊。他求妈妈不要走，可直到最后，母亲也没有回头。
他觉得，自己和亮亮两个瘦小奔跑的身影一点点重合了。
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着我，我们一起看星星，他还给我讲故事
兄弟俩决定在草丛里安家。
垃圾和蚊虫是他们的邻居，兄弟俩雨天到附近废弃的电房里过夜，夏日爬到房顶乘凉，冬天则用捡来的木板和塑料壳做床。
他们一起去垃圾堆里捡气泡膜，比谁按出的声响更大。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一片瓷砖拼成的空地，马昊给弟弟买了辆遥控赛车，亮亮操纵着赛车躲过一块块砖头，他就坐在不远处陪着。
“他高兴，我就高兴。”接受讯问时，马昊难得地抬起头，他笑着告诉警察，“他（亮亮）说就喜欢跟我在一块儿。”
亮亮很敏感地发觉，哥哥似乎变了。一直沉默寡言的哥哥突然啰嗦起来，他不再允许自己吃零食。以前，他玩滑梯和看龙卷风时总被催快点，因为哥哥要“赶时间”。后来，他把哥哥给的零用钱弄丢了，哥哥只说“丢就丢了，没啥”，又塞给他几十块钱，顺带嘱咐一句，“不能买垃圾食品”。
过去，哥哥一入夜就埋头看手机，跟“四五百个人聊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带着亮亮遛弯，出门的时间往往是凌晨，街上空无一人，亮亮在前面跑，时不时停下脚步，回头望望哥哥。马昊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偶尔开口：“慢点。”
他们曾碰到酒醉的路人，对方冲着亮亮一通骂，后边的马昊听见了，从路边折下一根树枝就冲了上去。这个身高只有1.6米出头、驼着背畏畏缩缩的流浪汉冲到亮亮前面，嘴里骂骂咧咧的，一步也没退。
亮亮很少回自己原本的家了。偶尔一次回去，都是为了更换充电宝。他的爷爷直言，孙子是一匹“小野马”。他也曾经出门找过，可卖废品的人等着，自己又跛着脚，找着找着就疲了、乏了，“反正他早晚还会回来的。”
57岁的爷爷坦言，自己已“无能为力”。他给儿子打电话，说孙子天天夜不归宿。他想让对方每月寄钱，自己好带着一家人回河南老家。可电话那头的儿子只是沉默。许久，儿子才开口：“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他组建家庭没多久，小儿子刚出生，岳父岳母一家身体也不好。
“算了，算了。”电话断了。亮亮和爸爸已经3年没见了。
腿疼发作时，亮亮爷爷会喝42度的白酒来“麻痹神经”，他不敢去看病，全家人都指望着他，指望着每个月收废品挣来的一两千元过日子。他们在废品收购站租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老两口、亮亮和亮亮的堂妹住在一张床上。逼仄的屋子终年不见阳光，老鼠从床边跑过。
他不知道孙子在想什么。喝了酒后，他的脾气很大，打骂孩子都没有少过，“娃咋不体谅家里的难处呢？”
“孩子被迷住了。那个人有手机，不像我只有老年手机。”他很肯定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亮亮离开家的原因，是手机。
尽管和亮亮的新“家”只隔了几百米，但他从未踏入过那里。
那个“家”比起废品收购站的屋子还要简陋，可亮亮却找到了久违的快乐。他在这堆垃圾里度过了两载春夏秋冬。渭南的冬天，夜里气温常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天空不时飘雪，周佼问过亮亮，“冬天你睡在草丛里，冷吗？”
“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着我，很暖和。”孩子说。
“你们每天晚上都干啥呢？”她接着问。
孩子的脸上露出了神采，“我们一起看星星，他还给我讲故事呢。有时候，哥哥还给我唱歌。”
钱是唯一困扰兄弟俩生活的因子。马昊决定砸车窗盗窃。这一次，他拒绝了弟弟跟从的要求。一个人频繁地在深夜走上街头，扛着撬杠，砸开车窗。
他说：“不要学我，以后大了会被抓的。”
那个草丛里的“家”一点点被偷来的东西组建起来。马昊被捕后，警察在草丛中找到了各类高档烟酒和笔记本电脑，还发现了大量还未开封的牛奶箱。其中许多箱因为雪水的浸泡，包装盒都生出了褶皱。
那也是马昊偷回的。他砸开了一家商店的玻璃窗，搬运了20多箱牛奶。监控视频里，他胳膊夹着、手上拎着，一夜间运了好几次。他有个很朴素的心愿，要让亮亮每天喝上两盒牛奶。
“哥哥说我个子不高，要被人欺负，喝奶可以长身体。”亮亮说。
后来不找（妈妈）了，因为心里没有了
第一次和马昊打照面时，周佼压根儿没想到，眼前这个流浪汉是这一系列砸车盗窃案的主谋。他看起来太脏太弱太瘦了，甚至分不清性别。他的衣服像一块破布，是挂在身上的。他头发很长，在脑袋上结成了一个油污大包，警察用力一抓，大包分毫未动，以至于他们猜测，马昊也许是个道士。
被捕时，马昊编造了一整套谎言，年龄、姓名、经历全是虚假的，直到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他的真实信息，他才哑口无言。他埋下头，无论周佼问什么、说什么，都不肯抬头。
直到说起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他忽然情绪激动，眼睛里有泪花。
那一瞬间，周佼意识到，也许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当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她询问亮亮案情细节，对方同样满口谎言，一会儿说“和哥哥很久没见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哥哥在偷东西”，可当她跟孩子提到“想要哥哥早点放出来，就应该把东西都还给别人”时，这个孩子扯下了挂在脖子上的玉石，掏出了兜里的转运石，“能不能把哥哥放出来？”
亮亮如今9岁了，还没有上一年级，字也识得不多。但他能清楚地分辨苹果手机的型号，也知道有划痕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最多能卖多少钱。他用一个不透明的塑料袋装上手机和电脑，再塞满瓶子，如果碰到人问，就答“这里面都是捡来的瓶子”。
“他感知不到脏、善、恶这些东西，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却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重要。”周佼说。
那些经验都来自于马昊。大多数时候，他们各玩各的手机，马昊看电视剧，亮亮打游戏——游戏也是马昊教他玩的。他困了就睡，睡醒了先喝一包牛奶，再去附近的小餐馆买饭。
偶尔，马昊会跟弟弟分享自己此前的经历。他告诉亮亮，当年自己在北京卖唱，原本一夜能挣一两百块钱。可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混混抢走了当晚所有收入，混混还用刀捅伤了他。
怕极了的他没有报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他去地下通道售卖自己的音响。音响是15岁离家时他用偷出来的钱买的“饭碗”，从他初中辍学一路卖唱就跟着他，有几年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卖。
夜深了，有人问他，“一百块卖不卖？”
“不卖！不卖！这个要卖几千块。”
“妈的，给你一百块你还不卖。”说完，那人冲上去和马昊扭打在一起。
他的音响没了。马昊去网吧过夜，有人瞧见这个身材瘦小的男生，主动打招呼，“你当我弟吧，跟我混得了。”他同意了。两个人一同上网熬夜，第二天一早，马昊醒了，身上的钱一分未剩。
那是他最后的积蓄。此后，未满18岁的马昊开始在全国流浪。
“哥哥跟我说，这个世界坏人比好人多。”亮亮说，马昊从不让他一个人在夜里出门，因为“有的人连苹果也会抢”。
用亮亮打开话题后，周佼注意到了马昊身上的绝望感，“这么多年，他家里人不关心他，（他）又在社会接触了大量阴暗面的东西，所以才让他那么消极，对生活完全不抱希望。”
十几年前，马昊曾一度发了疯地想找妈妈，他多次离家出走，但每一次都被家人抓回来。后来，有关妈妈的消息越来越少，他“不找（妈妈）了，因为心里没有了”。
因为父亲外出务工，他和姐姐曾被寄养在叔叔家。马昊的姐姐告诉周佼，自己的弟弟当年“很善良”。母亲离开后，弟弟一度变得沉默寡言。进入青春期后，马昊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他试着向父亲提出，自己想学音乐、做歌手。
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再大一点时，马昊变声了，他厌恶自己不再清澈的嗓音，认为自己永远失去了做歌手的梦想。
“他恨家里所有的人。”马昊的姐姐说。
讯问马昊时，周佼见到的是一张平静的脸。这个年轻人说话嗑嗑巴巴，甚至不敢抬头与她对视。心理医生诊断后认为，马昊如今“严重自卑，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
只有聊到亮亮时，马昊的话会多一些。他时不时询问亮亮的情况，又忍不住说：“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也许亮亮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哥哥其实已经打算离开，只不过是“离开这个世界”。马昊已经计划好了，多干几笔，多攒一些钱留给弟弟。钱差不多了，他就找一个下雪天，喝点酒，一个人脱光衣服躺在雪里，“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冻死了”。
那是他透露过的、为自己设想的生命结局。
你把他给我关起来！
案件发生后，马昊的亲属从陕北匆匆赶来。但22岁的马昊告诉周佼，自己唯一的要求是，“不见任何一个家人”。
周佼想解开马昊心中的疙瘩。她问对方，“不见亲人，难道你打算出去后再做老本行么？”
对于马昊，周佼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身为成年人的马昊应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但另一方面，这个年轻人却在最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流浪，一路遭遇相对阴暗的人和事，始终没有一只手将他拽回来。
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有了亮亮，才让马昊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渴望，也正是因为想为弟弟多留一些钱，他才会疯狂地砸车，导致最终被抓。而这，又阴差阳错地打乱了他自杀的计划。
这名从警11年的警察找到马昊的亲人，希望和对方谈谈这个年轻人的遭遇，可对方见着周佼却说，“能不能花点钱把人弄出来？”
这种态度她并不陌生。9年前，她曾办理过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个不满14岁的少年和几个18岁上下的青年结成了一个盗窃团伙。他们白天挤在一间小旅馆，夜里出去盗窃自行车和电动车，赚了钱就去上网。在网吧，这群孩子学会了抽烟、喝酒以及赌博。
她所见到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当事人，有人长在单亲家庭，有人是留守儿童。有的结成了团伙，也有人独自犯罪。但共同点是，他们都缺乏关爱，缺乏经济来源，很多人性格自卑敏感。
一个年轻的男孩是开摩托车抢劫的“飞车党”。周佼抓住他后问，“你不怕单手抢的时候翻车吗？不找个伴儿吗？”
“我不找，找了的话，如果他被抓住，肯定会供出我来的。”他表示，自己不相信任何人。
因为年龄的原因，那3个盗车的未成年人接受批评教育后，就被亲人带了回去。可没过几年，她又和这群孩子打了照面。那一次，他们因为抢劫被依法逮捕。去年，这群已经成人的孩子又一次和周佼碰面。在“扫黑除恶”行动中，他们再次被抓。
这五六个孩子贯穿了周佼迄今为止的11年从警生涯。一开始，这名警察讲究办案的结果和效率，这些孩子犯罪的动机并不在她思考的范畴之内。直到一次又一次碰见这群孩子，周佼心疼地想，自己旁观了一群青少年二次乃至多次犯罪，却什么也没做。
许多曾被忽略的细节被她重新翻了出来。有家长曾经当着警察的面怒斥孩子，“我回去弄死你。”还有家长怒气冲冲地吼周佼，“你把他给我关起来！”
在周佼看来，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孩子犯了错，家长往往想的是推给学校和公安。“可关了又如何，一样治标不治本。这些孩子出去以后还是你的孩子，还是要回家，你不去了解孩子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一关了之，能行吗？”
“光靠公安机关去打击去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能彻底解决吗？”她问。
“他们在社会底层不断地扭打、挣扎。随着年龄增大，不断犯罪，直到被关进监狱。”她还记得，八九年前遇到的那群孩子，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们中有人得了乙肝，有人得了肺结核，可没人说得清自己的病是怎么得的。
这次面对马昊和亮亮时，周佼觉得，自己一定得做点什么。“我只想让孩子回来。要把他继续放在外面，真的就完蛋了。”一次和亮亮闲聊时，这个孩子说，自己“不想见爸爸”，也“不认识妈妈”，至于爷爷奶奶，“最起码比我爸妈好”。
她时不时给孩子带去食物和牛奶，同时下决心，要让亮亮重回校园。
只是，亮亮的爷爷提起孙子依旧头疼。常常一个不留神，孩子又跑得没了踪影。他只能向儿子求援，透过电话，亮亮和父亲有了难得的一次交流。
“我跟你说，你再不听话，我回去收拾你。”父亲说。电话这头的亮亮始终没有回应，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
她给孩子照了很多照片，却不知道能发给谁
和周佼相熟之后，亮亮后来才告诉她，其实，警察们带着马昊去草丛里追赃的那一天，亮亮就在不远处。隔着几十米，他爬在一道围墙上远远地看着。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里，哥哥没有回来。
第三天还是没人。
他固执地在那儿等了好几天。
法院今年宣判，马昊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半年过去，亮亮带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故地重游，荒草和瓦砾已经覆盖了他们曾经的小窝，站在两米多高的围墙上，他找不到自己曾经的家了。
了解到亮亮原生家庭的情况后，周佼开始替亮亮在渭南上学奔走。她带着孩子重新办理学籍、补打疫苗、买保险、做体检……周佼自己也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她很清楚，“别的同龄孩子都是天真烂漫，有哪个家长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亮亮在一起上课呢？将心比心，谁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带坏。”
可她还是想试试。
公办的渭河小学最终接纳了这个超龄学生。班主任王艳老师也嘀咕过，“我会不会一天到晚都忙着‘破案’啊？”这个孩子的顽皮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第一天见面时，亮亮在校长办公室里上蹿下跳，一会儿在沙发上蹦跶，一会儿钻进茶几里，王艳闻到了亮亮爷爷身上的酒味，出言提醒，亮亮一脸开心地扭头问她，“你是狗鼻子吗？”
聊到最后，王艳和周佼达成了共识，不管怎样，先试一试，不要轻易放弃这个孩子。
当在这座城市流浪两三年的亮亮终于得到一张课桌时，王艳发现，她给亮亮讲过的规矩和道理，这个孩子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化了。下课离开教室，亮亮会主动把凳子挪进去，不发出声响；午休时，他即使睡不着也会把头伏在桌子上；放学后接他的家人总是来得很晚，有别的小朋友等急了，亮亮会把自己剩下的那份零食递给对方，还顺带哄哄那些弟弟妹妹。
与之相对的，是这个孩子依旧敏感而自卑的内心。课间，她看到亮亮想加入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拉圈圈的游戏，却又不好意思开口。她在远处就悄悄向其中的男孩招手，告诉对方，“你们跟哥哥一起玩好不好？”
男孩听了，麻溜地跑回去，一把抱住了亮亮。
在班里，所有同学都叫亮亮“哥哥”，他过去的经历没人关心，王艳发现了孩子绘画上的天赋，还让其他小朋友围过去欣赏亮亮的画作。靠得近了，有爱干净的女生忍不住想开口，她盯着女孩，轻轻地摇了摇头。
班里曾发生一起“盗窃案”，同一天有3个小朋友的东西被偷，站在讲台上的王艳连眼神都没有投给亮亮，“我必须去相信他，我要让他知道，老师没有怀疑他。”事实证明，事情跟亮亮没关系。
在王艳看来，不仅是亮亮在学习重新融入学校，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也获得了珍贵的一课——学习去包容、理解、接纳那些弱势底层的人群。家长委员会的其他家长时不时给亮亮带些吃的，还为他凑过一次书费，学校做活动时，他们还特地给亮亮拍了许多照片。
王艳的电子相册里，有一部分全是亮亮的照片，那里记录了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足有几百张之多。她给他照了很多照片，却不知道能发给谁。亮亮的爷爷总是喝得醉醺醺地来接孩子，奶奶更是路都认不清，孩子的父亲她至今没有见过。
其实，她本来差一点就能见到孩子的父亲了。那次，一向寡言的亮亮话多了起来，他告诉王艳，“我爸爸过几天就回来了。”
王艳在孩子脸上看到了期待和笑容，可一天两天过去了，还是没能等到那位父亲。
亮亮原本准备了很多话要跟父亲说。他还给自己素未谋面的弟弟准备了礼物。那是一个小书包，“我从我叔那儿看过视频，我弟可小了，很可爱的。”
作为孩子的班主任，王艳也很想和孩子的父亲交流一次。“仅靠周警官和我，对亮亮一年两年可以如此，三年四年呢？换了班主任、回了老家，亮亮又该怎么办？他会不会再一次盗窃？”她想让孩子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这个暑假，亮亮的叔叔结束了外地的打工，回到废品收购站帮忙。亮亮的生活也忙起来了，他时不时跟着叔叔一起去网吧待着，那儿有一群叔叔的朋友。他还负责为这群人买食物和水，东西很重，他曾在电瓶车上失去重心摔了下去。
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卫英康，也在一直关注这起案子的后续进展。他认为，“人的因素是千变万化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去保障。”他希望，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能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来共同挽救案件里的弱势群体，同时形成常态化的机制”。
“预防很重要，但绝不是公安一家可以承担的。需要司法部门、孩子的家庭乃至全社会形成合力。”他说。
不管怎样，眼下亮亮的生活总算回到了正轨。前些日子，周佼忙完一个案子，顺道拐去了渭河小学。60几个孩子正在大教室里排练节目，9岁的亮亮个儿高，站在最后一排，一堆孩子比划着，周佼凑近一听，他们正在唱《我爱我的家》。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不知道人群中的亮亮是否能理解歌词的意思。她只清楚，这里才是这个孩子应该待的地方，这里就是孩子的“家”。
亮亮偶尔还会想起那个草丛里的家，想念半年未见的哥哥。
他会问每一个来看望自己的人，“哥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到确定的答复后，他又忍不住自言自语，到时候哥哥也许“头发变短了”，自己“会不会认不出来了”。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亮亮、马昊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