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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依法查处违法销售药物的行为，也不宜“一刀切”封死患者获取救命进口药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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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现实版“中国药神”的翟一平近日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翟一平罹患肝癌，今年7月25号，他被上海警方刑拘，罪名是销售假药罪。他从国外代购国内没有的抗癌药PD1回国，在原售价基础上加5%卖给了病友，病友通过注射治疗后发现的确非常有效。这救命的药，怎么就成了假药？病友为他求情称：代购药品没有产生严重社会危害，能否对翟一平网开一面？
为濒临绝境的病友带来福音的人，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患者心目中有显著疗效的良药，为什么却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翟一平的遭遇，不但具有巨大的叙述张力，更促人思考：法律在坚持底线的同时，如何正视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诉求。
翟一平从国外代购尚未经过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抗癌药PD1回国，并加价5%卖给病友，不得不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违反了现行有关法律。药品管理法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根据刑法，生产、销售假药的，最低处罚标准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药物不是普通商品，国家对其有更严格的监管要求。翟一平的代购行为既然违反现行法规，受到法律查处，也属其来有自。但是，如何对其追责，是否需要追究刑责，则需有关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慎重考量。
真正的假药是没有效果的，甚至会带来危害作用。没列入监管部门药品名录或没有经过相关审批的药，是法律层面上的假药，但不等于是客观事实上的假药。以此观照，翟一平为病友代购的抗癌药虽是法律层面上的“假药”，却是具有很好疗效的真药。如果以现行法律条文将其“一刀切”视为假药予以惩处，有欠公平正义。实际上，监管对假药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现行法规将未经批准或检验进口的药认定为假药，值得重新审视。
从刑责的追究来讲，也要考量相关行为是否带来社会危害性。行为人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这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翟一平为病友代购抗癌药，并没有给病友造成明显的损害，尽管其从代购销售行为中获取了一定经济利益，但是病友从他手中代购抗癌药的价格比其他渠道要便宜，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为挽救患者生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他方面，要说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国内有关医院和药商的利益了。就此个案权衡利害，翟一平代购行为的利显然胜过弊，并没有造成明显危害性后果。因此，对其代购行为的定责，亦需综合考虑。
翟一平为病友代购抗癌药时，国内患者缺乏购买的正常渠道。直到今年6月15日,该药才被正式批准在国内上市。这是该病患者的福音。但是，还要看到，除了PD1，目前仍有多种在国外已取得临床验证的、患者急需的抗癌类药物没能走进内地市场。将为患者代购药物的行为界定为“销售假药”并以犯罪论处，无疑会产生巨大震慑作用。法律法规的权威是维护了，但是像翟一平病友那些急需进口抗癌药救命的患者，必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和压力。
当前，政府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今后更多抗癌药有望在国内上市，但是这毕竟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对于那些罹患癌症的患者来说，这个时间他们可能等不及，如果在此期间买不到有效药物，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司法机关在捍卫法律底线的同时，也需要正视众多癌症患者的利益诉求和现实困境。具体说来，就是既要依法查处违法销售药物的行为，也不宜“一刀切”封死患者获取救命进口药的渠道。
常言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不是说要以人情干预法律，而是说法律不会超脱出人类的情感和伦理之外。在关乎救死扶伤、人命关天的进口药代购案件中，执行法律要充分权衡可能会带来的现实影响和社会后果。既要保持法律的刚性，也不要忽视了人性和人的道德情感。希望司法机关能最终作出公正合理的、裨益社会的裁决。
柯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