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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视频编导：任聪 实习生 王成然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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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着报纸，半梦半醒地躺在120层工地的石膏板上，饿醒1次，冻醒2次，闹钟终于响了，这是凌晨3时。余儒文站起来，把外套拉链拉到了嗓子眼儿处，背起10公斤重的背包，带着2台相机和4个镜头，攥着扶手，一级一级地继续往上爬。
风在耳边呼啸，脚下也不自觉地打飘，他不敢往下看，就连自己也被藏匿到了云雾里，他站在了上海中心的楼顶最高处。架起相机，重复熟悉的动作，开始等待日出。
4时，天空露出鱼肚白。持续拍摄2个小时后，他终于合上相机盖。从前一天下午5时到第二天清晨6时，这一趟，余儒文在632米高的楼顶待了足足12个小时。半年里，光是这座建设中的上海之巅，他就上了7次。
余儒文俯拍了对面的魔幻高楼、脚下的钢筋水泥、未完工的上海中心楼顶全景，就连工地的最后一根钢梁和后来拆掉的照明灯也没逃过他的镜头。他也没忘给自己留张照片——用三脚架、长时间曝光记录了自己盖着报纸的睡姿，因此被媒体描述成“睡过上海中心的男人”。
这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因为这组照片里的楼顶全景，拿下2015美国摄影学会（PSA）旅游数码国际摄影展建筑类铜牌。
余儒文现在最著名的身份是“爬楼党”。扛上标志性的大背包，凌晨守着魔都从沉睡中醒来，傍晚又等待夕阳的降临，他在建筑中穿梭，要与时间赛跑。最疯狂的时候，一周4天，一次最少拍3个小时，每次拍几百张照片，一年下来积累了1万多张照片。
在机缘巧合地成为“爬楼党”之前，余儒文曾举着自己第一台单反相机，不厌其烦地拍学校、拍同学。毕业后，他选择“驻扎”外滩3年，以地平线的视角拍摄陆家嘴，“当时就是想拍上海，能拍成什么样，会给我什么感觉都不知道。”
有段时间，余儒文总觉得作品距理想差了一步之遥。直到在网上翻到“爬楼党”拍出的照片，他突然再次燃起热血：同样是陆家嘴，接连不断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连接成剧烈起伏天际线，这不正是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吗。
余儒文第一次“登顶”是在4年前。穿过层层叠叠的楼梯，站在一栋200米高的建筑顶层，俯瞰上海，他忽然觉得，无论视角还是思路都有了新启发，“整个人一下子开阔了”。
爬楼成了他的习惯。每年7月至10月的夏末初秋，他每天关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只要遇上蓝天白云，就一定去拍照。有时候上着班，工地上的朋友打来电话“通风报信”，他立马收拾东西，一下班便是一路小跑。
截至目前，他已经去过近20个上海制高点。有人认为掌握了好视角，拍出好照片一定很容易，但余儒文却说“根本不是”。在楼顶每每都是他最忙乱的时候，一台相机记录大场景，一台捕捉光影细节，4个镜头来回切换，余儒文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出片。
在余儒文看来，好的拍摄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要花时间去等是一定的，但真的等到了，能不能拍好又是另一回事。
即使提前看过天气预报，有时候还是会突降大雨，拍日出的计划作废，只能扫兴而归；有时器材把握不好，难得的细节也因为没抓住而失去，同样的角度也难再遇到同样的光影；台风来临前，云流动的速度很快，是最佳的拍摄期，但同时风也大，三脚架根本立不稳，就连整个人都在风中打晃。
唯一一次，他拍到了魂牵梦绕的云海波涛。换器材时，镜头盖一不小心穿过屋顶铁栏，狠狠坠落在120层的地板上，“咚”地一声响彻整个空间。“那一瞬间仿佛失重，幸亏摔下去的不是我”。
拍风光，最考验人的是耐心。只要还有机会，无论拍过多少次，每个制高点余儒文都会一去再去。
也正是在这样的重复里，他发现相机里的上海一直在“长高”。同一角度的照片里，一些摩天大楼慢慢耸立起来，冲向天际。余儒文也在无数次地问自己，“心目中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个在苏州河畔降生、黄浦江边长大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接触摄影之前“宅得可以”，基本上不怎么出门。玩摄影后，他的足迹遍布上海的各色高楼，也开始研究起那些有着沧桑外表的历史建筑。
余儒文觉得自己从一个游客的状态，慢慢变成了真正的上海人。在不同的楼宇和景色的排列组合间，他不断发现着上海新的风貌，永远在填补认知的真空地带，人也因此变得更加脚踏实地。
“爬楼党”里，各人的志向不同。有人只想“打卡”，收集点位，喜欢与危险同行，觉得拍高楼是一种挺好玩的刺激，变着法儿地展示“不一样的上海”；但余儒文只想老老实实做个记录者，规规矩矩地拿作品里的城市风光说话，自己也基本从不出镜。
这几年，无人机等拍摄高科技设备越发普及，但余儒文却坚信好的拍摄必须要身临其境下足苦功。虽然无人机能抓取宏观视角，但细微的亮点根本无法完成，比如遇上画龙点睛般的自然光影，特写镜头下的老建筑会有一种天然的历史感，城市则会有科幻的味道。
喜欢历史的余儒文希望穿透建筑表面，记录下更多的城市内涵。“早晚有机会，我要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和作品的故事，就是我与这座城的故事”。
“建筑是无数个细节汇聚而成的活历史，它的存在无声地代表着一个时代，一段过去。”他说，其实，上海不只有钢筋水泥玻璃幕墙，还有许多历史老建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故乡，就能发现她的多面”。
兜兜转转拍了上海7年，余儒文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我与这座城》。这张照片借助三脚架拍摄，照片中，他站在外滩沙美大楼的露台上，右侧是利康大楼，1911年的建筑还是英国安妮女王时期的风格，清水红砖拱形门窗，身旁是傍晚来来往往的行人、车流。远处，东方明珠和上海金融中心也被一一收纳，“这张照片里的建筑年龄相差百年”。
“相比楼顶俯瞰，地面是人和城市的关系，也是城市和历史、未来的关系。”在余儒文看来，每一栋老建筑都可以被阅读。“既然喝酒讲年份，为什么建筑不可以？拍摄就像考古一样，用最恰当的手法和角度，让人们看到它的真面目”。
遗憾的是，他拍过的很多景观，已慢慢成为绝唱。加速发展的上海总是有新的高楼不断拔地而起，有些不错的视角因此被遮住；一些颇有历史感和人文气息的房屋，因为老旧，也在一点一点地被拆掉。
康定路600号就曾被余儒文永恒定格。在即将被拆除的残垣断壁上，一群艺术家专门在墙上涂鸦出熟睡的少女、作画的孩子、对话的学生，寻梦记忆中的上海。耳畔推土机“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余儒文举起相机赶紧抢拍几张，在被“工程帽”赶走的后一秒钟，他亲眼看见一面墙在自己面前轰然倒塌。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余儒文感叹，这幅作品成为上海市摄影艺术节的入选作品。“今天的摄影就是明天的历史，我想做的，就是尽力把将来可能或就要消失的东西用镜头记录下来”。
也因此，余儒文更加珍惜每一次拍摄机会，“把每一次都当作最后一次来拍摄。”工作之外，他还是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也兼任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
在他的照片里，总是很容易找见上海中心、外滩、陆家嘴这样的地标。余儒文说，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照片放到国外的网站，他希望浏览图片的外国人，一眼就能认出这里是上海。
为追求不同的视角，余儒文总要费尽周折地爬上楼顶。绚丽照片的背后，实际拍摄环境大多很简陋，有时还有不少突发状况：爬到楼顶，却发现大门紧闭，只得灰溜溜返程；拍到一半保安下班，大门反锁，如果再遇见电梯停运，还有可能一天都回不去。
一些拍摄点，因为酷爱极限运动的玩家的挑战，出现危险，而遗憾地永久丧失拍摄机会。余儒文觉得痛心，“找机位很难，但要毁掉一个拍摄地很容易。”
据统计，上海目前已建成的200米以上的摩天大厦约有50座，但开放型的观景平台却很稀缺。余儒文希望，更多商务楼和居民楼的楼顶可以改建成观光平台，通过收费的形式对外开放，限制客流并安排安保陪同，让游客能以不同视角看上海，也为摄影创作者带来更多选择。
在余儒文的眼里，建筑是能“治愈”人的，“爬楼”也是把负面情绪慢慢缓解的过程。看着风云变幻和华灯初上，不同的风光总会激起他不同的心理感受，情绪也会被带动起来。架着相机，在取景框里等待着城市慢慢苏醒，这让他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在高处记录上海，仿佛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找到了慢生活的空间，几个小时的拍摄中可以安静地思考、反思，调整自己的身心，也能过滤外界带来的负能量。”他说。
2016年，也是在接触到“爬楼”摄影不久，余儒文刚刚新婚，妻子却面临一场不小的手术。那时候，除了上班和陪床，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爬楼”，患有轻微恐高症的他一度变得“勇往直前”，因为站在楼顶，就能找回一些生活的勇气。
妻子术后，余儒文找机会带她登上了上海中心的楼顶。一起站在上海之巅的时候，一架飞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妻子指着天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赶紧举起相机留下这珍贵的一幕。
妻子没有摄影爱好，但后来，他们习惯了一起去很多有趣的拍摄地点。前不久，台风刚刚过境，在40层的楼顶，余儒文和妻子等到了梦寐以求的“双彩虹”，“那是7年来的头一次。”他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