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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的科菲·阿塔·安南再也不会发出声音了。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他曾与无数个谈判对手唇枪舌战，口若悬河地发表过数不清的演讲，直言不讳地抨击最有权势的国家，将和平推销到地球最动荡的地方。
8月18日，他躺在瑞士伯尔尼的一家医院里，陷入了永恒的宁静。围绕着他的喧嚣却还未散去。
他1996年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是第一位从联合国内部工作人员中选出的秘书长。他在任期内历经“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危机，在最动荡和艰难的时期重新树立了联合国权威。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安南是第一位领导联合国的黑人，也是现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最受认可的外交官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他去世后纷纷发来悼词，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之一”。甚至有人在推特上说，“要不是你，我们的国家就会化为灰烬。”
今年4月8日，过八十岁大寿的安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这是他最后一次面对媒体发声。
镜头中的他神采奕奕，身材匀称，举止优雅，一袭来自意大利品牌布里奥尼的西装剪裁得无可挑剔。他有着灰白的头发、胡须，一脸安详庄重的神态。无论任何场合，他永远以微笑示人。
听过他声音的人，对他低沉沙哑的嗓音印象深刻。那像是放大了的耳语，带一种柔和的节奏感，听起来毫不沉闷。
这就是安南最强大的武器。
他被人称为“世界的总统”，但他不断强调，自己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可管辖的领土和可调遣的军队，不能制定或执行法律，在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上也没有投票权。很多时候，他只能依靠自己出色的口才和坦率的发言风格。
“不可否认，我们处在一个野蛮的世界，周围有些非常邪恶的人。但我所做的工作要求我，有时候为了挽救生命，我也必须和这些人握手，和他们对话。”
与被视为“疯子”的萨达姆成功对话，是安南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2002年，美伊战争一触即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飞行16个小时来到巴格达，坐上了萨达姆派来的汽车。出发前，他让工作人员准备了两份新闻通告，一份宣告成功，一份宣布失败。但若无功而返，他和联合国都将名声扫地。
目的地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处宫殿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守卫，身着军装的士兵用长矛搭起一座“拱门”，让安南从下面穿过。穿深蓝色双排扣西装、打同色领带的伊拉克独裁者准备好了橙汁，在对面等候。
对话陷入僵局时，安南从衣袋里拿出一盒雪茄，这是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哈瓦那雪茄。他拿出两根，朝萨达姆递过去，“你抽烟吗？”
萨达姆看了好一会儿，“我只同我信任的人一块抽。”安南一笑，“我也是，你信任我吗？”
安南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萨达姆当时不知道是否该对他表示信任。他想了一会儿，伸手接了过去：“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个例外。”
即使对于多年辗转颠沛于战乱区的安南，这也称得上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是我的噩梦。”他在回来后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这场危险而艰难的博弈几乎令他精疲力尽。
3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后，安南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宫殿，手里拿着一份签好的协议，还带出了萨达姆一句令他终身难忘的评价：“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
更多时候，安南并不出声，只是深思熟虑地倾听，扮演沉着冷静的调解人。“哦，天哪”几乎是他口中最尖刻的言辞。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说，即便是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提出过分的要求时，安南只是下巴上的肌肉有一丝颤动。
秘书处执行助理伊丽莎白·林登迈耶是唯一一个见过安南彻底失去冷静的联合国员工。他“整个身体和眼睛都充满了愤怒，像狮子一样低吼”，将林登迈耶吓得僵坐在椅子上不敢动弹。还有一两次，有人曾目睹他的眼睛因为恼怒而眯了起来。
“他为什么不生气，只有上帝知道。”曾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布莱恩·厄克特如是说。另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透露，“我从未听说过他与任何人关系密切。”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善良，温暖，不知疲倦”的“世俗教皇”，跟勇敢二字毫不沾边。在质疑者看来，他甚至有些“柔弱”，过于息事宁人，无法胜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担。这种平静柔软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内心的强大和坚忍。
“我说话比较轻柔，所以很多人会忽视我其实是一个坚强、坚定的人。”他不相信，一个人靠拍桌子或大喊大叫就能表现出坚强。
1938年4月8日，安南出生在加纳库马西一个富裕显赫的家族，父亲是省长，也是世袭的部落领袖。他在加纳最古老、最负盛名的精英寄宿中学和世界一流的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法语、英语和好几种非洲语言。
在他看来，宽容和耐心是非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人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就是走到一棵树下日复一日地闲聊，直到找到解决方案。
多年后，安南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少年时期叛逆行为，是在寄宿学校为抗议食物质量而绝食。有一次理发店公开拒绝为“黑鬼”服务，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不是黑鬼，我是非洲人。”退休后去意大利度假，他被一群将他错认成摩根·弗里曼的粉丝团团围住。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安南签了弗里曼的名字后“落荒而逃”。
他“在部落社会中养就了非部落的秉性，在一个极端动荡的时代成长为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在一个选边站的年代成长为妥协调停派”。
1962年，24岁的安南进入联合国工作。冷战时期，这个政府间组织在大国的夹缝中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低调、傲慢而神秘的国际官员则是令人羡慕的清闲职位——工作自由舒适，可以拿份体面的薪水和外交护照，位高权重者时常将其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然而，长期的短视和懈怠酿出了苦果。1994年4月，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举世震惊，联合国的不作为备受谴责，而安南当时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与维和行动负责人。他当时向几十个国家施压，要求派遣军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成了他数十年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污点之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地写道，“SG（Secretary-General）代表的不是秘书长，而是替罪羊（Scape Goat）。”
这段痛苦的记忆，深刻地改变了安南的世界观。
他不止一次地为自己辩解过，最终还是在大屠杀纪念馆的无数个头骨面前承认，“在那个邪恶的时刻，世界辜负了卢旺达”，“全世界都必须为这次失败深深忏悔”。
1996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竞选陷入僵局，安南在美国支持下被扶上“宝座”。但当选仅几分钟后，他就明确表态，发誓绝不会成为美国的傀儡。正式上任后第一个月，他亲自访问华盛顿向克林顿讨债，敦促美国尽早补交拖欠的13亿美元会费，借此向世人证明自己不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任其随意摆布。
他治下的联合国，致力于通过外交干预减轻人类痛苦，消除贫困，抵抗艾滋病，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减少全球不平等，“前所未有地关注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条件”。
200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给联合国带来“新生命”，为建设一个更有秩序、更和平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大国的责任是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是主宰世界人民”。
安南担任秘书长的10年，也是联合国角色发生根本转变、声誉空前提升的10年。正如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说，在某种程度上，“科菲·安南就是联合国”。
2003年3月，美国不顾联合国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安南没能阻止这场战争，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身体里的每条纤维都认为这是错的”。
战火燃起的同时，那个曾在美伊两国间极力斡旋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医生检查身体没有找到任何问题，宣布“这完全是心理问题导致的疾病”。此后两年里，他在会议中只能低声说话，保镖随时准备着止咳药水。
这次失声，似乎预示了安南即将踏入漫长的人生低谷。
同年3月，22名联合国官员在巴格达遭遇人肉炸弹袭击丧生。次年11月，安南的独子科乔被曝从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牟取私利。联合国驻刚果维和部队被控性侵未成年人，瑞士也开始调查是否有人为翻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楼而行贿。整个联合国“丑闻缠身，支离破碎”，士气大受影响，美国方面强烈要求安南辞职。
身为秘书长和父亲的双重痛苦，终于将安南坚冰般的平静外壳撬开了一丝缝隙。
那段时间，他一直郁郁寡欢，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极度沮丧和忧郁”。一位著名外交官和安南的支持者告诉《纽约杂志》，他看起来满心烦恼，心不在焉，变得越来越孤僻。员工则抱怨说，他总是花很长时间才能作出决定。有一次在伦敦会见托尼·布莱尔和康多莉扎·赖斯，人们注意到他以往挺直的肩膀垂了下来，双手紧张得发抖。
他不再频繁出入纽约上流社会的晚宴，“没有心情社交”。他周末的时间大多在萨顿广场的官邸度过，偶尔去教堂做礼拜，或是去中央公园散步。妻子娜内·拉格尔格伦提起，他甚至悄悄谈起了退休计划，打算去加纳买农场或在欧洲买房子。
“我想过了，辞职是一条捷径。我和娜内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旅旅游，生活在我梦想的农场里，”他坐在联合国大厦38层办公室漂亮的大落地窗前，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没有人必不可少。”
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轻松的道路。
在安理会重要成员的支持下，安南开始努力挽救自己的名誉。他公布了雄心勃勃、酝酿已久的联合国改革计划，扩大安理会规模、以人权理事会取代名誉扫地的人权委员会，用更严厉的措辞正式定义恐怖主义，并周游列国争取支持。颇具影响力的时任以色列大使丹·吉勒曼说，“他经受住了风暴的考验，也许伤痕累累，但他的正直始终如一。”
在安南看来，告别权力很容易，但要坚持下去，直面问题并推动改革困难得多。他自称生来就是个“顽固的乐观主义者”，坚信即使最具毁灭性的风暴也会过去。
即使卸任后，年近古稀的安南也从未完全脱离过联合国的轨道。他继续忙碌地穿梭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声音。
2008年，安南应加纳总统之邀调解肯尼亚大选后的政治僵局，结束了至少导致上千人死亡的暴力骚乱。2012年，他以联合国-阿盟驻叙利亚特使的身份重返叙利亚，试图为这个破碎的国家找出被战火遮蔽的道路。2016年，他在昂山素季要求下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调查缅甸罗兴亚危机。
2007年，非营利组织科菲·安南基金会成立，旨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平和安全。他先后担任曼德拉组建的世界退休领袖“长老会”主席、加纳大学校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和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他曾7次到访中国，与中国缘分颇深。在浙江大学发表演讲时，这位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老人激励中国年轻人为推动全球化、减少贫困和抗击艾滋病作出努力。
这个呐喊了半个多世纪的声音已渐渐老去，但它“从未停止对更美好世界的追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哪怕再忙，安南总能抽出时间激励下一代领导人。
“世界真是一团糟。”他抱怨道。每天早上醒来，他都在担心下一场重大危机会在哪里爆发，世界哪一个角落又会陷入水深火热，而联合国安理会只会“相互指责和谩骂”。
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忙着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参加论坛，呼吁民众用手中的选票为国家投出一个更好的未来。
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发出声音，呼吁世界需要更强大、更负责任的领导人，他们要有“冷静的头脑，清醒的判断”，而不是“在电视或推特上威胁要发起战争”。他仍然怀着积极的期望，试图向“最好的结果”努力。
在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看来，安南既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也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他的热情不应该被误认为软弱”。他的离开，让“联合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个巨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则称赞安南是“人类最好的榜样，人类尊严和优雅的缩影”。每当他因为批评大国“在政治上被孤立和感到孤独”时，都会在日内瓦与安南对坐长谈。
“有一次我告诉他，每个人都在抱怨我。”侯赛因回忆，“他看着我，就像父亲看着儿子一样，严厉地说，‘你是对的，让他们抱怨吧’。”
说完，安南笑了，像以往一样平静而温和。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高珮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