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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主要分5个阶段加以推进，确定了近400项重大活动节点，细化了约4000项具体任务。毫无疑问，这些环节都会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今天，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郑瑶在总结温州市成为国家“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一周年的经验时表示，温州试点希望探索出能在各地推广复制的模式，两三年后，让浙江在社会力量办体育方面取得更多突破和成效，并将成果用于亚运会的筹办工作中。
去年9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了联合在温州市开展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的框架协议，标志着全国唯一的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正式落户温州，试点期限3年。温州市市长姚高员表示，成为试点以来，温州社会资本累计体育设施建设投入超10亿元、人才培养投入超2000万元、举办体育赛事投入超3000万元。
在姚高员看来，选择温州作为试点，与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关系密切，“市场力量发轫早，因此，在社会办学、办医、参与养老之外，社会力量办体育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样本。”而这些样本，不仅体现在政府引导社会力量承办体育赛事、参与体育设施建设，助力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外，更体现在引导社会力量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上。
让竞技体育走出体校的试水者
“在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取得132枚金牌，其中，温州运动员取得了10枚金牌。”温州体育局局长张志宏透露，包括体操“小花”罗欢、00后游泳小将郑枭境及两名足球运动员在内，共有4名运动员、3枚金牌可以纳入社会力量办体育范畴。
每次说起罗欢站在雅加达亚运会冠军领奖台上的情景，从事青少年体操培训十余年的徐炳兴都会提到惯用的比喻“这些孩子就像一幅画，父母是造纸厂，我们（体操培训者）是画家。”
罗欢的幸福其实并不“突然”——8月17日，已经抵达雅加达备战的黎琪在训练中受伤，体操队决定黎琪退出本次亚运会，由罗欢顶替参赛，赴雅加达“救火”的罗欢，最终收获1枚团体金牌两枚个人银牌。而这两个姑娘都是从温州体校心桥体操艺术俱乐部走到代表中国体操最前沿的位置，“我还希望在奥运会上，能有我们的孩子升国旗、奏国歌。”徐炳兴说。
“10年前，我们还受到质疑，阻力很大。”2007年，市体育运动学校拿出体操房供徐炳兴开办少儿体操俱乐部，这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尝试，给了依靠社会力量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可能性，“对一个县通常有两块金牌的期待，对我们俱乐部的期待是11块金牌。”数字背后，是原来几乎人才断档的温州体操成为优势项目，“今年省运会，温州体操金牌和杭州持平，奖牌多于他们，在以往不可想象。”
张锋对体育的“热血”比徐炳兴又早了近10年。1998年创建凯易路马术俱乐部后，靠生产摩托车起家攒的资本被他“投到这个不挣钱的领域”。2003年，俱乐部还与浙江省体育局签署协议共建省马术队，这也成为全国首支企业办的省马术队。据他介绍，目前，有省队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员16人，温州市青少年马术队在训队员25人，“我们连续参加4届全运会马术比赛，蝉联了3届盛装舞步团体铜牌。”成绩背后，是十多年来，用于马术训练、马匹饲养、参赛马匹选购及外教聘请等方面每年近800万元的持续投入。
不过对于传统优势项目，少体校的作用仍不可小觑。温州全市目前有8家公办少体校，过去竞技体育基层人才几乎全部出自这里，尤其在徐嘉余、吕志武、白安琪等名将辈出的游泳项目上，“体校的选材一向爆满。”亚运会冠军吕志武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大浪淘沙的激烈竞争依然在体校上演，可他注意到，“我们几乎都来自一个区，就是体校方圆5公里、10公里，体校的辐射面其实很窄。”
作为浙江省竞技体育的一张“名片”，游泳项目并不乏群众基础，因此，当温州市体育局“后备人才训练基地”的牌子出现在多个学校及民办游泳俱乐部时，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辐射面较窄的问题，“能就近训练，才能让更多有能力的学生被发现。半年招收一次，现在有120人，很快就变200多人。”2015年，退役后的吕志武被体校“下派”到俱乐部担任总教练，在以他名字命名的俱乐部里，他的任务是为体校发现、培养苗子，同时也帮俱乐部打造品牌。利用专业优势，俱乐部不仅能用校车将学生从学校带到游泳馆里训练，也能向学校输出管理模式，“有一所小学和我们合作后，兴建了游泳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10年前就有游泳馆，但因为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被拆除。”俱乐部负责人许德道透露。
据张志宏表示，目前，温州市在体育系统之外设有24个后备人才布点基地，涵盖15个大项，初步形成了体育系统、学校、社会三方融合培养体系，在训1844人，累计向省队输送102人。
“苗子”引发的困惑
随着全国少体校发展出现瓶颈，不仅温州，后备人才培养渠道的探索已经成为各地体育行政部门面临的共同课题。
“尤其县级体校很难出人才，需要建立‘把体校办在学校内’的思路，让体育特长生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用他们的运动成绩带动学校体育的发展。”诸暨市体育局局长楼奇灵表示，让民办学校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也是补齐体校在运动员升学就业、选材面、训练资源等方面弱点的尝试，“是对新型县级体校的探索”。
诸暨海亮教育园区内，田径、篮球、足球、射击、击剑、橄榄球、高尔夫、游泳等多项目场馆设施一应俱全，这所全国知名的民办教育机构里，体育不仅停留在学校体育层面，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甚至校内体育产业都在推进，副总校长张伟峰表示，目前有9大项目面向全国招生，运动员梯队从幼儿园大班到高中，在训队员近200人，甚至还为体育训练提供了大量医疗保障，投入CT、CR、骨密度测试仪等专业设备，配备专业医疗康复团队，“学校已经向政府允诺了下一周期省运会的5枚金牌”。
引进高水平教练是让“苗子”成材的重要保障。目前，在射击、橄榄球、击剑等项目上，已经有世界冠军、业内名帅走进校园，但缺乏编制让社会力量付出了不少代价，“仅薪酬就是正常工资的很多倍。”张伟峰表示，学校愿意为优质资源付出代价，但同时，因体制“内外有别”而形成的高门槛，将为不少有同样诉求的学校带来压力，“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往上输送，体制内的教练等资源何时也能输送给我们呢？”
吕志武的游泳俱乐部不缺高水平教练，但他们同样面临着体、教之间的壁垒，“和体校相比，我们训练时间得不到保证。”吕志武表示，“幼儿的训练通常7点半得结束，很多学校3点下课，但5点才能放学，有的更晚，过来还没怎么游就结束了。”和学校沟通效果不佳，很多家长最后选择放弃。而在许德道看来，学员学籍的限制同样导致了人才流失，“无法就近上学和外地户口比赛资格限制等问题，可能会让一些苗子被错过。现在缺乏具体的扶持政策让各部门有据可依。”
“刚开始20多名运动员，现在已有一两百人。”“生源”已经不让徐炳兴发愁，怎么把苗子送到全国才令他头疼，“运动员注册后很难再流动，但省里能‘消化’的队员数量有限，经常送4个被退3个，长此以往，家长觉得没有前景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好在为避免耽误运动员，相关部门还是留出口子，但“运动员到省里为止”的情况在全国非常普遍，并非所有地区的体育部门都舍得如此“开口”，“如果能从顶层设计更多考虑基层运动员的出口和流动问题，也能更好提升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
对社会“开门”考验政府职能转变
“民营资本进入体育领域，一方面是‘46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记者注）让不少企业家对体育产生兴趣，他们把体育看成轻资产，风险可承受；另一方面则是身为体育爱好者的企业家基于对这一行业了解、热爱的选择；此外，高校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只社会力量。”宁波市体育总会专职副主席任乐波表示。
但民间资本主导的体育机构大多尚未形成自我“造血”功能。张锋坦言，企业最希望能在税收政策方面得到支持，“去年总营业额150万元，征收的各种税费近46万元，包括将骑手送去欧洲培训产生的税费也不低。”再加上制造业收益状况不比以前，马术行业又因整体发展投入水涨船高，现在企业正积极通过夏令营、青训、马匹交易及参与特色小镇等方式寻求收支平衡的渠道。
“社会力量进入体育领域后，还存在不少政策、体制机制上的障碍。”郑瑶也表示，“例如，税收、融资、土地政策等方面有待破解。再具体些，体育设施进公园、让闲置的土地、旧厂房等用于体育，实施过程还是会碰到很多问题，这些都需要省体育局去系统地分析、考虑。”
在把赛事、场馆甚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大门向社会力量打开的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意识要跟上需求。张志宏表示，以前是体育人办体育，考核的内容也相对集中在体育领域，但现在是全社会办体育，与社会力量相处已经成为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内容，“现在，用工作清单、项目清单、政策清单来确保改革推进”，但更重要是，能让非体育的其他行政部门也形成共识，“才能加快很多有利于社会力量办体育的好政策、好措施真正落地。”
本报杭州9月10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