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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62岁的邵明安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面孔：鼻梁上架着眼镜，眼睛眯成一条线却分外有神，面颊清瘦，头发斑白，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不过，一旦踏入黄土高坡，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地道的农夫老汉，拨开半身高的杂草，一个箭步冲到试验队伍的最前头。
他转过身，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来访的记者喊道：“别看我年龄大，在这片黄土地上，倒是行得很呢！”他总是笑称自己从小就爱玩泥巴，一直玩一直玩，最终玩出点儿名堂来。
邵明安口中的“名堂”可不简单：他提出的理论，解决了困扰土壤水分领域半个多世纪的难题，还写进了美国土壤物理学研究生教科书；他带领的科研团队，用8年时间走遍黄土高原，第一次系统研究了这片土地上土壤水的分布特征，为这里的农业节水和植被建造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的个人经历也颇为传奇：1982年，他还是26岁的湖南常德小伙，历时6天辗转1000多公里，用扁担挑着100多斤行李，只身来到位于陕西杨凌的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此后的岁月里，他从未真正离开过这片土地，科研旅程三十六载，终成大家。
去年，邵明安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壤物理领域唯一的一名院士。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他说，“没人逼着我搞科研，也没人逼着我为国家作贡献，我就是喜欢干这个，人生短暂，要在最美的年华做那么一两件事！”
聪明不一定是去赚钱而是跟随内心
邵明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聪明。
有这样一则故事在师生间广为流传：有天夜里，邵明安在植物环绕的温室中休息，睡梦中竟然解开一个长期困扰他的学术问题，于是半夜惊醒，爬起来拿起纸笔开始推导。
“梦里都能把难题给破解了，从没见过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中科院地理资源所所长葛全胜告诉记者，从事地理研究的，搞土壤出身的多，但搞物理出身的，十分罕见。
1978年，邵明安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从湖南常德农校毕业，一边回村务农，一边准备参加全国高考。
身为农民的父亲邵华阶问他：“考大学能挣工分吗？你能考得上吗？”
邵明安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公社如果有一个人能考上，那一定是我；如果有多个人能考上，我一定是第一。”
凭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执拗劲，他不仅考上了湖南师大物理系，而且在接下来4年中一直是系里的佼佼者。“电动力学”是物理系最难的理论物理课之一，他却成为建系以来第一个满分获得者。
入学时，邵明安的英语只会“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和26个英文字母，对比身边一些同学深受刺激。于是他每天凌晨起床，跑到岳麓山上，足足“背”下几册英语课本，硬是让自己的英语成绩也名列前茅。
后来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一次物理化学课考试中，邵明安只拿了59分。他担心地去找导师，导师告诉他，班级平均成绩只有30多分。但邵明安坚称，59分在中国是不及格的分数，要求重考。
两人争论一个多小时后，邵明安才发现这门课满分只有60分，而他获得了唯一的A+。
这就是人们眼中“最聪明的脑袋”。一个紧接着的问题来了，这么一个聪明人，却为何选择干农业，选择大西北？不是没人议论，他们甚至质疑过邵明安的种种选择。
邵明安却不愿过多回应：“最大的聪明不一定是去赚钱而是跟随内心。原本就是喜欢，还要什么理由呢？”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副研究员黄来明是邵明安团队中的青年学者，在他的印象里，邵明安对于土地及其有关的一切都称得上“热爱”。
比如，邵明安经常在自己的小菜园里，教学生如何松土、摘芽、嫁接，以及静静地观察辣椒、红薯的生长，蚂蚁、蚯蚓的行为等。
诸如“研究生毕业后放弃科研改入他行”“科研经费不足、科研时间不够”等备受诟病的问题，在邵明安的身上几乎都找不到。
在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副所长高星看来，邵明安就是传统的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他把个人爱好跟国家需求结合起来，这一点很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
“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段子：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事，是比你聪明的人，比你更努力。
在学生眼中，邵明安就是这样的人，不仅聪明，而且努力，甚至有人称他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去年4月的一天，在连续几个通宵修改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后，邵明安准备开车去上课，但车子刚刚发动，他的心跳却骤停，随即陷入昏迷。
等他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血泊之中。已经发动的车，在地库里接连撞了多辆车，最终撞上墙壁被逼停。油箱险些被撞坏，他命悬一线。
邵明安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已经显现出来。
进入中科院水保所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他就以高分完成了各门课程的学习，还研读了100多篇国际文献资料。
后来，他开始从事“黄土区植物根系吸收土壤水分的数学模型和土壤水分有效性动力学”相关研究，为精确测量小麦根系在不同供水条件下的生长状况，他索性住进了温室，白天进行试验观测，晚上分析整理数据。
有一次，邵明安半夜被风声惊醒，连忙起身，冒雨将遮雨棚盖到实验土柱上，由于当时供电设施简陋，温室380V的电源插头裸露在地上，漏电的插头将他弹出两米多远，瞬间晕倒在地。
和后来的那次“车祸”一样，这次事故依然只有他一人在现场。当他醒来，才发现自己被电击了，他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强忍着痛，把遮雨棚彻底盖好，才回到住处。
即便是在国外留学，他也是这股拼劲儿。1993年8月，邵明安进入美国爱荷华州立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罗伯特·霍顿问：“Are you good at math？”（你数学好吗？）
他回答说：“Good！”（好！）
导师又问：“Really？”（真的？）
他又答：“Very good！”（非常好！）
导师哈哈大笑，并在第二天给这个颇为自信的年轻人布置了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壤物理难题，邵明安苦苦奋战了3个月，终于将那个土壤物理难题解了出来。
邵明安回忆，那是一段“痛并快乐”的日子，当时实验室只有两台计算机，他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利用周末别人休息的时间，不敢离开计算机半步，饿了就啃干面包，为避免上厕所几乎不喝水。
后来，他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通常情况下，这需要5年左右。
邵明安从不认为自己聪明，他只相信吃苦，“不管是我的英语，还是科研，都是靠辛苦和坚持赚来的”。
当别人问邵明安：那你不觉得苦，不觉得累，不觉得难吗？
邵明安沉吟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和咱们的农民比起来，没啥困难可言！”
科研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992年11月，邵明安赴美国访问，其间由访问学者转攻博士学位。这3年多时间，是他和黄土高原的短暂分离，但在科研上他却始终关注着这片土地。
毕业时，罗伯特·霍顿问邵明安打算去哪里工作，他坚定地回答：“回国！”
罗伯特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个学生，毕竟在那个“出国是潮流”的年代，他所遇到的留学生都更愿意选择当时待遇更优厚、科研条件更先进的美国。
1996年5月12日，邵明安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他在美国爱荷华州立科技大学农学系完成博士论文答辩，5月13日便急匆匆返回了祖国——“学位证都是后来从美国寄回来的”。
如今说起这件事，邵明安提高音量讲道，“我虽然是研究土壤水分的，但我对祖国的感情没有一丝水分！”
事实上，对他来说，这种选择不仅源于自己的初心，还因为一份语重心长的嘱托。
1994年，在邵明安攻读博士期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赴邵明安所在的大学参加会议，其间他同邵明安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回到黄土高原去，回到大西北，那里大有可为。”
邵明安至今清楚地记得周光召字字恳切的叮咛。当时，北京和南京等地的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也为这位博士毕业生安排了工作，他却头也不回地扎进了黄土高坡。
别人对他的选择提出质疑时，他却平淡地说：“农业科学季节性强，我回来，还可以赶上播种麦子，布置实验。”
如今，这实验一做，就是20多年。
邵明安也从青年科学家成了年过花甲的大科学家。但有一条原则，他从未改变，那就是每年都要在野外试验站住上一段时间。
中科院水保所研究员王力告诉记者，邵明安驻站时，为了给学生鼓舞打气，清晨5点就和学生一起上山采集样本，8点下山指导学生分析数据，下午4点再上山，天黑后才回来。7平方公里的小流域，他走了不知多少遍。
“科研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邵明安这样给学生打气，也勉励自己心无旁骛地工作。
在他看来，水土保持是一项接力工作，必须要一代代地接力下去，绿水青山才能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做科研要么当第一要么作贡献
邵明安时常对学生说，做研究，要么做基础研究领域的第一，给全人类探路，要么就脚踏实地，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不能只会做实验、写论文，什么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都不解决，那还搞什么科研？”
迄今为止，邵明安共培养了100多名研究生，目前已有30多人被评为正高级职称。
2006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次优秀教师评选中，邵明安获得了这一称号，他十分珍视，常说学生们的认可、农民的认可，比自己得奖发文章的分量都重。
相比之下，他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那么上心。车马劳顿了一天，他拒绝住县城的宾馆，非要连夜赶回试验站睡觉。
有一次，学生在他家书柜上看到一本旧书，一打开竟然发现一张2000多元的上世纪90年代的存款单。原来，那是当年某项成果获得的奖励，这笔“巨款”被他随手夹在书里，一忘就是20年。
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
对于自己的一生，邵明安似乎早都规划好了，他说，自己的一生有3天，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是中科院水保所、杨凌示范区、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培养了我，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使得我能长期在黄土高原工作；今天，是党的培养和祖国的飞速发展造就了我，30多年前，投身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建设是我至今都觉得无比光荣和骄傲的事；明天，我将为美丽中国的建设竭尽全力，为大西北的旱区农业奉献终身。”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