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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宁约瑟是土生土长的青年科研人员，在他工作的第七个年头，破天荒地入选了一项人才计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英才特殊支持计划。这意味着接下来的5年，他每年都可以获得10万元的岗位补助和6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而此前，这样的机会几乎与他“绝缘”，原因是：他没有“帽子”。
“帽子”，是科技界一个特殊的存在：“千人”“长江学者”“杰青”“青千”“万人”“百人”，等等，这些原本为延揽或培养海内外学界精英的各种人才工程或计划，一度被异化为“头衔”和“荣誉”，并与工资待遇、项目评审挂钩。首当其冲的就是拼杀在科研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如何凭借真才实学而非“帽子”出头，成了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前不久，在中国农科院农科英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一周年之际，该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贾广东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经过一年的探索，在该院自主实施的人才项目中，没有“帽子”的人才占比已经超过1/3；而该院开辟的不唯学历、资历的绿色评审通道，也已累计有53名青年英才获得高级职称，85名青年英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在这支农业科研国家队里，人才“帽子”满天飞的怪象能否得到缓解，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人才评价制度能否取得可观的变化，那些有能力有实绩的年轻人又能否脱颖而出？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中国农科院，实地探访这里不戴“帽子”的年轻人。
人才领域也没有“铁帽子王”
宁约瑟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两年，真正能干事的年轻人，终于迎来了机遇。
7年前，他博士毕业来到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那时的他被贴着“土鳖”标签——本硕博都在国内完成，尽管有过一年的国外交流经验，却因不满3年而“称不上海外经历”，各种人才计划基本与他擦肩而过。
“为啥要人为设定为‘3年’才算是海外经历？”宁约瑟有过抱怨，说到底，这并非“1年”还是“3年”才算海外经历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才称得上合理的问题——有了3年的海外经历，就拥有了“海归”身份，进而可以申请到“青千”帽子，然后是与之匹配的不菲科研经费支持；而那些在国内埋头苦干的“土鳖”，即便做出了一定成绩，也只能与“人才”二字划清界限了？
这就说到那个备受诟病的问题：古有“以貌取人”，今有“以帽取人”。正如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华俊所说，当前科研评价中以“帽子”论英雄倾向比较严重，人才总体趋于静态评价。评价都是静态的，还如何让年轻人动起来？
“就是要能上能下！谁也不能给人才的‘帽子’贴上永久牌。”贾广东告诉记者，该院农科英才特殊支持计划在去年推出后，一大亮点就是在退出机制上“动真格”，5年一个周期，动态考核，优胜劣汰。
这一举措剑指当前科研评价中的“铁帽子王”。
唐华俊说，现在盛行的许多人才“帽子”，吸引培养凝聚了一大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过，“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却简单地把是否入选人才工程，是否拥有“学术头衔”作为人才评价的唯一标准，仅以“帽子”论英雄，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在他看来，要改变“以帽取人”的不良倾向，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符合人才发展规律的人才评价机制，既要看“帽子”，更要看“里子”。这个“里子”就是人才当前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创新潜力，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真正做到“唯才是举”。
说白了，拥有各级各类“帽子”的，和不戴“帽子”的，只要作出业绩贡献的，都是人才，同等业绩贡献，就要对应同等的支持和待遇保障。
破除论文一刀切，不让冰冷的指挥棒寒了热忱的心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孙君明，从1997年研究生毕业至今，一直从事大豆育种研究。21年来，他从未戴过任何人才计划的“帽子”。
他并非没有争取过，但多次努力都徒劳无功。后来有人提醒他：你搞育种的，研究太过“长线”，短时间拿不出过硬的成果来，还是算了吧！
的确，育种是一场马拉松。许多育种工作者终其一生,也未必能育出一个品种，有的甚至要两代人、三代人接力才能完成一个品种。
这个过程中，想要进一步申请育种项目经费支持十分困难——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占上风的大棒指挥下，孙君明和团队只好“曲线救国”去申请一些应用基础研究，来“补偿”日常研究。
项目评审如此，人才评价亦如此。在从事育种研究的世界里，以副高职称退休的人遍地可寻。在育种这一面向大地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评价的天平往往选择后者——唯论文说话。
孙君明曾经尝试申请某部委的中青年领军人才计划，结果没有通过。该计划提了一个要求，即申请人应承担过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孙君明不服气，像他这样搞育种，搞应用研究的，就出不了领军人才了？他感觉自己像是“被忽略的人”。
直到今年，孙君明拿下农科英才特殊支持计划中的C类支持：每年20万元的岗位补助和8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听闻入选的消息后，他第一反应是：终于有经费做育种了！
在唐华俊看来，农业科技有其特殊性，既要“顶天”也要“立地”，要想真正激发青年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必须破除“一刀切”，不唯论文资历，不唯帽子头衔，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软科学研究分类进行遴选、评价。
他说，对于应用研究类人才，要评价其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和重大技术突破、成果转化、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并淡化论文要求——这时候的指挥棒，必须是“论文写在大地上”。
中黄13是作物科学研究所培育出的一个品种，亩产可达250公斤左右，曾在201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何中黄13的推广能够成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课题负责人，每年都能拿到50万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可以一心一意搞育种！”孙君明说。
前提是，科研管理者愿意将蛋糕切一部分分给应用研究，分给年轻人。
不唯资历只认实绩，一切为了年轻人“冒”出来
36岁的程锋，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相比之下，他的经历似乎顺风顺水。因为在基因组结构解析、农艺基因定位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成果，他在2015～2017年之间获得过一些人才“帽子”。
不过，在程锋迈向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他还是遇到了一些瓶颈：他所研究的课题，主要来源于所里一个大创新团队，很难独立主持某个课题，这可能会影响他未来在杰青基金等项目的申请。
所里知道后，二话没说，为他提供机会。今年4月，研究所安排程锋担任生物信息课题组长，开始独立带课题组，并为他配了办公室和课题研究人员。
在职称评审上，程锋也感受到“机遇来了”。2013年年底，博士毕业刚刚3年的他，便通过农科院职称评审绿色通道晋升为副研究员，而去年，他再次通过这一绿色通道晋升为所聘研究员——由于名额有限没能通过院级评审的，所内通过所聘研究员提供等同研究员的待遇。
在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低职高聘”更是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探索。该所副所长沈银书告诉记者，在过去5年里，该所已经有27位年轻科研人员享受这一政策。
宁约瑟就是在2016年拿到的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所聘研究员职称。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年底前，他还将告别“所内粮票”，从所聘研究员，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沈银书说，不少年轻科研人员很努力也很优秀，工作业绩达到了更高一层职称资格，但没有足够位置或名额，这时通过“低职高聘”的方式，对年轻人可以起到较好的鼓励作用。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关于人才问题听到最多的一种说法是——“我们太缺年轻人才了！”对于青年人才的呼唤似乎成了一种普遍需求。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叶公好龙者、雷声大雨点小者不在少数。
前不久，在中国农科院举行的人才工作推进会上，唐华俊不点名地批评了12家研究所，原因是他们在去年没能引进青年英才，今年仍然没有突破。他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一个原因就在于“个别单位对人才工作重视程度还不够，观念陈旧，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意识不强”。
其实，之所以要向“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资历”亮剑，无非还是想“唯才是举”，找到“真英雄”，让更多拥有真才实干的年轻人“冒”出来。
正如唐华俊所说，中国农科院推出农科英才这样一项特殊人才计划，不是为哪一个所、哪一个院选才，而是为我国的农业农村事业留人、选人，“没有人，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