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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究竟是数字的还是纸质的？”不久前，在昆明召开的“2018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上，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已经举办过8届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被认为是“高校图书馆领域的顶级高峰盛会”。今年，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此次论坛，仍然吸引了全国各高校图书馆以及与图书馆相关的重点和标杆企业近千人参加。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此次论坛的焦点是：大学图书馆助力“双一流”建设的策略及实践。
对此，程焕文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
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数据商的用户或用户代表
那么，在面对一边是网络化数字化盛行的时代，一边是中国出版行业每年出版50多万种的庞大出版量，高校图书馆该如何发挥文献保存的基本职能？该如何开展馆藏建设呢？
“这是一个难题。”程焕文说。
他指出，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正在进行“无形的蜕变”。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纸质资源拥有者”蜕变为“数字资源使用者”。
“许多图书馆在购买数字资源的数量和预算上，都超越了纸质资源。”他说。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袁青，在论坛上展示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看法。
据袁青对2016年图书经费前20所的“双一流”高校的馆藏结构的对比分析：有15所高校数字资源的购买经费超过了纸质资源。只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纸质文献经费比电子文献多。
尽管袁青认为，理工科学校需要掌握国际学术前沿信息，师生教学更依赖期刊全文数据库，但在“纸本下降，电子上升，两者该如何共存”的问题上，她也感到疑惑。
对此，程焕文也深表担忧。他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数字资源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但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显示，图书馆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数字资源捆绑。
“这些数字化资源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在程焕文看来，由于数据商或数字出版商才是数字资源的拥有者，使得“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数据商的用户或用户代表”。
这种“数字拥戴”在近年来给高校图书馆带来了诸多困扰，其中最大困扰是国内外数据商的数字信息资源垄断，造成数据库不断涨价，致使国内高校不得不联合抵制。2016年4月7日，本报就曾对“北大因中国知网涨价暂停续订，此前多所高校已停用知网”，发表过报道《多地高校图书馆预算难追数据库涨幅》。
同时，数据商的大宗销售策略还造成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同类数据库的内容重复度高达70%。图书馆为了获得30%的差异内容，不得不为70%的重复资源付费。由此也造成各高校图书馆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高校图书馆正在渐渐失去资源特色和学术魅力。
“纸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
多年来，程焕文一直在呼吁“敬惜字纸”，并常常对人说，“纸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
在他看来，“没有纸本，图书馆就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国外访问，程焕文看到，欧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增长的同时，购买纸质图书的量并没有减少。2017年，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总量达到685万册，然而，这个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的数据，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排名中却大约是在100位左右。而且，不少国外一流大学的馆藏非常有特色，甚至配合学校的学科建设，某些方面的特色做到了极致。
事实上，国内有不少学人也认为，“图书馆特色馆藏是高校学术竞争力的‘能源’。”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草拟过一份图书采购计划书，把经史子集四部以外的民间文献作为采购重点。顾颉刚先生曾怀揣着学校给他的10万两银票，到江浙等地购买了大量民间稗官野史，甚至还买了4万册碑文，使得中大图书馆拥有了一批珍贵的专业藏书。
2013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筹资1亿多元，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回购了931种28143册“大仓藏书”，其中中国古籍716部26260册，日本古籍187部2546册，朝鲜古籍1部2册。中国古籍中有极为罕见的《四库全书》进呈本22种，其中有4部孤本。
2005年，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建立的“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成为国内唯一专事收藏西南联大文献的图书室。这里藏有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北归时留下的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部分典籍：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报纸12种、期刊14种。
多年来，复旦大学一直在购买哈佛大学的原版英文教科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每年都用较多的经费进行图书馆特藏资源建设。在他们看来，“学术资源的积累有多深厚多又特色，学科建设的平台就有多高大。”
“数字资源是数据商‘上门来求’，纸质资源则应是馆长‘出门去求’”。程焕文说，图书馆特色建设，不能只按书目采购，不去四处访求，他十分推崇上海图书馆几十年矢志不渝地收集各地家谱、方志和手稿，以至于此类藏书独步天下、无处可匹敌。
在担任中大图书馆馆长的10余年间，程焕文多次去安徽等地收集徽州文书。因“担心中途拦截”，每次都是“连夜去，连夜回”。他笑称，全国其他地方收藏的徽州文书仅40万件，而他为中大图书馆收集了21万件徽州文书，且都是一户户完整的文书，“徽州文书研究所都不及中大多”。
2004年，程焕文听到哈佛大学海勒斯图书馆精简藏书的消息后，把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请到了中大考察，最终说服了馆长，使中大获得了海勒斯图书馆赠送的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16万种人文社科类藏书，其中大多数是国内没有的珍品。
“数字时代，图书馆更应该恪守‘敬重纸本、珍惜纸本、保存纸本’的职业传统。”程焕文说。
如何遏制高校图书馆的纸本借阅率不断下降
本次论坛上，与会者在讨论中也掺杂着诸多无奈和担忧。因为，高校图书馆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纸本借阅率不断下降。
某著名高校图书馆曾对各学院不借书的学生的量做了一个排行版，他们发现两个问题：“越高分的学生越不读书”；“数据库的点击量都是毕业生点出来的”。让他们不解的是，有许多学生从进校到毕业都没到图书馆借过书，也不用数据库，直到大四或研究生毕业要做毕业论文，才知道“原来学校图书馆有学术数据库”。
然而，高校存在的另一个现象，也引起了图书馆的反思：
一直过着数字生活的大学生们，当无法借到教师指定的参考书时，即使图书馆有随手可得的数字图书，他们也不愿意使用，而是呼吁增加纸本图书的复本数量。
这让图书馆人感到：“纸本图书是有生命力的，纸本图书仍然是大学生系统学习的最佳选择。”
“在数字化盛行的今天，纸本图书不仅没有消亡，出版量还在增加，销售在回暖。这样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和深思吗？”程焕文说。
为了止住高校阅读率下跌的趋势，许多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变得更加精细化，甚至嵌入到学院的学术团队和学术研究中去，提供定制化的信息服务。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景康教授介绍，为学校院系、机关部处提供的学科分析报告和数据，是清华图书馆转型升级的一项新服务。
如为汽车工程系制作“智能网联汽车全球专利观察报告”，长达近50页，从智能汽车专利的趋势、全球主要研发的企业专利中心，以及全球智能汽车专利技术态势等方面，进行了智能汽车产业界的全面分析。
清华大学附属医院曾有医生因无法使用校内的学术资源，在微信上叹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清华的附属医院，却不在清华的IP端里。”
图书馆获悉后，很快开展了8场讲座和培训，向医护人员介绍如何使用图书馆资源。这样的讲座和培训，也同时在其他院系开展。
2017年11月13日，清华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图书馆一个独辟的空间里，开始了经典绘画临摹课程的学习。从这一天开始，学校图书馆珍藏的仿真古画向师生全部开放。过去，由于仿真古画无法借阅，学生无法近距离临摹，美院的这一课程多年来无法有效开展。
“经典图书和资料不是用来藏的，而是要供教学和研究使用的。”邓景康说。
再高贵的头颅，在大学图书馆都要低下
程焕文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图书馆的空间如何才能更适合读者的需求？”
他指出，虽然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建了新馆，但按照教育部的办学条件，仍然有不少学校图书馆的生均建筑面积不足。
“不去建设图书馆的纸质资源，就不会去建设图书馆的空间资源。”程焕文说，图书馆的空间资源与知识资源是同等重要的，展览空间、学习空间、共享空间和丰富的馆藏一样，是提高图书馆吸引力的重要途径。
也有图书馆人抱怨：“有的学生来图书馆，不看图书馆的书只看自己的书。”但在程焕文看来，“利用图书馆空间就是利用图书馆资源”，因为“大学图书馆就是学校的文化中心”。
他曾去牛津大学考察，对方安排参观的三个项目中，第一个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是了解大学的根本。”他说，如果图书馆不能成为大学的文化中心，就建不成一流大学。显示一流大学水平的，就是图书馆和实验室。
作为一个学习空间，许多学人对图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馆内持续举办的讲座和培训，让不少教师心潮澎拜。哲学系副教授宋继杰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写道：“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学应该是80年代阶梯教室灯火通明人头涌动开讲座的模样。过去的一周，让我有时光倒流30年的感觉。”
“图书馆建设，就是要让所有人进入图书馆之后，肃然起敬。”程焕文说，“再高贵的头颅，在大学图书馆都要低下，向知识致敬、向文化致敬、向大学致敬”。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