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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韩国最高法院判决4名韩国劳工在状告日本“战犯企业”新日铁住金的案件中胜诉，驳回新日铁住金的上诉请求，同时发出赔偿令，要求新日铁住金赔偿每位原告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1万元）。如果新日铁住金如拒不赔偿，韩国将采取强制没收资产手段。如果该企业在韩国没有资产，则将通过第三国途径强制解决。
这一判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日本政府的立场是，1965年双方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经完全解决了战时请求权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1日表示，要采取包括诉诸国际法院在内的所有手段应对韩国法院的判决。
此案是第一起在韩国胜诉的劳工案。目前韩国各级法院还有14起以日本企业为对象的战时劳工问题诉讼，涉案日企约70家。日本政府担心，其余日方被告企业今后在韩国最高法院接连败诉的可能性很大，韩国法院将会扣押日本企业在韩国的资产。因此，日本政府开始召集被提起同类诉讼的日本企业，告知它们日本政府已经在和韩国政府交涉，提醒他们不要答应韩方的诉求。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军事法研究中心主任管建强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法院对“日企赔偿韩国劳工案”的判决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体现了韩国法院不以宏观国家利益来消融受害国民的诉求，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管建强认为，即便执行起来会非常困难，此次判决也“意义重大”。
管建强认为，日本政府提醒日本企业不要答应韩方的诉求，意味着一旦韩国法院对在韩日本企业采取强制执法措施，日本可能会行使外交保护权。所谓外交保护权是指，本国国民（含企业）在外国遭到不法侵害并用尽当地救济，而所在国违反国际法，受害者国籍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与加害国进行交涉。依此思路，届时日本政府可能会通过外交交涉或国际司法途径，来维护这些背负血债企业的所谓权益。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企业在韩国没有财产可供强制执行，韩国也没有权力在日本国内执行判决。
此案如果在韩国和日本都无法执行判决，韩国法院能否在第三国执行判决？管建强表示，这不太可能。他说，一个国家在外国不具有司法权、警察权，国与国之间通常有双边司法协助，通常是在双方接受的范围内执行对方的判决。在第三国执行判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管建强表示，明知判决执行困难仍作出这样的判决，韩国法院此次判决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法院这样判决表明，它们认为，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的“放弃”，并不包括受侵害的个人私权。如果不能坚持这个立场，韩国人民就会谴责韩国政府，并要求韩国政府赔偿。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判断韩国政府是否出卖国民利益的问题。
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中的放弃范围是模糊的，韩国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也是为了明确权责。因为日本不愿意明确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在协定里回避了侵权的问题。该协议规定：日本政府向韩国政府无偿提供3亿美元、有偿提供两亿美元，以此解决两国及国民间的所有索赔权问题，1965年6月22日签署之后“不能再提出任何主张”。此协议让韩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失效，但韩国最高法院拒绝承认该协议，因为韩国法院认为，所有的索赔权放弃，不包括侵犯人类底线的奴役韩国国民的罪恶行为。
韩国最高法院认定，新日铁住金的前身日本制铁，曾是日本的核心军工企业，与日本政府一起为侵略战争组织人力，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任何违法行为只要造成损害就负有赔偿义务，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受害人拥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韩国劳工案”的审理过程漫长而复杂。本案2003年在日本法院败诉后，韩国劳工于2005年2月在韩国法院发起索赔诉讼。起初，一审二审都认为，日本法院的判决在韩国国内也具有效力。直到2012年5月，韩国最高法院才驳回二审判决；又过了6年后，才最终结案。韩国舆论认为，韩国最高法院受前总统朴槿惠的牵制，因朴槿惠惧怕日韩关系恶化，韩国最高法院故意对判决一拖再拖，导致争议判决姗姗来迟。10月15日，韩国检察院逮捕了当时最高法的责任人，进行了情况调查。
在中国也有不少类似的劳工诉讼案，也同样在日本法院败诉。日方给出的理由是“《日中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是否面临与韩国同样的处境？管建强认为，在此类案件中，中国与韩国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他说，在中日之间，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5款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十分明显，中国政府仅仅表达了放弃政府对日的赔偿请求权，根本没有提及国民的私权。可见，《中日联合声明》与《日韩请求权协定》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
2004年12月7日，管建强曾代表中国731细菌战受害者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出庭作证，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已经认定《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个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背景下，阐述了立场，即：“战争是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法律状态，结束战争应由国家之间的和平条约来处理。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放弃国民间个人的诉权，甚至连放弃国家政府的对日索赔权（指《中日联合声明》）也仅仅是政治立场的表达，不具有法律层面的约束力。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并没有确认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权”。此后，在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不仅没有支持一审认定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个人私权”论，也从根本上回避了辨析《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私权与否的问题。管建强认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没有放弃民间个人的诉权是不争的事实。
本报北京11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蕾
